想整理一下自己写过的梅吹文，发现实在稀少。
我在体坛不常写西甲，也不常报道阿根廷，有关梅西的专门文章也就是最近2年他加盟巴黎圣日尔曼以后才写了几篇。早先我写到梅西的文章，往往是在写巴萨，写马拉多纳，写瓜迪奥拉，并不关于梅西。
2015年欧冠决赛，梅西俱乐部生涯第二个三冠王，那场比赛我去了柏林。应该是我的第一篇梅吹文。
本文该从何处起头？
就像，这场决赛到底是在第几分钟才正式开的球？如果把开场时拉基蒂奇那粒经过巴萨守门员以外所有10名球员传递而取得的进球看作一次预热和彩排，比赛实际是到下半时莫拉塔进球扳平比分才开始。
足球报道就像足球比赛，任何一种过分先入之见的预设最终都会落于荒诞，变成表面夸夸其谈实则虚弱无力的自圆其说。一场决赛，就像我们生命中各种重要的遭遇，更需要时间去消化、需要整夜睡不着觉去回想亲眼目睹的那短短几十分钟、需要断绝网络并以整个身心去梳理自己存留的印象。
某种程度上，我很同情邻座那些终场哨响即要发稿的纸媒同行，也可怜那些一边盯着桌上的电脑、手机、电视，一边在耳麦里进行解说的评论员，场下22个肉体正在进行的比赛实际和他们没有关系，梅西，只是数码液晶屏幕上那个标志性的影像。
如果梅西不仅是个影像……他又是？
离开球场的地铁车厢里，一个在座位上长时间双手托着下巴一言不发的尤文球迷到站后打不开车门。他又返回座位，继续托着下巴。郁闷？沮丧？恍惚？疑惑？沉思？到了下一站和下下站，他却不起身换乘，还托着下巴。
我赞成他的选择，并祝福列车永远不停地开下去，没有目的地。
阿根廷作家贾尔迪内利曾说，更喜欢一个人看球而不是和很多人一起看，因为看球时他总是太痛苦。
我看球不太痛苦，但球赛开始前，我必须在没人可打搅的环境里独处。
不仅因为要写稿——是我认为，必须有足够的敬意去对待一场决赛，球员需要为比赛保存体力，看球的人同样得作出最好的准备。这不是随意一场比赛，是所有比赛的终点。我无法忍受在开球前的12个小时汗流浃背于各种旅游景点间，或是早早到达赛场、在翻涌的人潮里拍照合影，或是不停在社交网络上刷新个人行动轨迹请求被打搅……我更想安静，想独处，然后在人群里匆匆地穿过，径直地走进赛场。
用得着这样认真？你不是球员。
是的，我不是球员。但我曾梦想过自己是一名球员，梦想过自己出现在欧冠决赛场。观众，是关在我梦想大门外的那个人。我不是球员，但我也用所有的专注去面对眼前的比赛，因为我对梦想永远怀有敬意，哪怕那是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梦，是童稚天真、年少轻狂的梦。
匈牙利作家卡林奇的一个短篇故事里，作者本人在大街上偶遇一个年轻人，实际就是昔日的自己。
他很想和年轻人说话，但处处话不投机。
“告诉我，我们梦想的那个自由也骄傲的匈牙利哪里去了？”年轻人生气地问。
“我们不是正在一步步地实现它吗？”中年作者本人回答。
年轻人一脸不屑。最后，他不回头地朝着落日的方向大步走去。
年龄的增长没有改变我对足球的热爱，只增加了我对成年世界的不屑。我无法想象自己成为一个夸夸其谈自圆其说的解说员，也不会接受成为一个挺着啤酒大肚、头顶半秃的资深球迷。当我走进一个决赛场，我能感到皮肤每一个毛孔里的气息偾张，手掌和脚掌开始发凉，心跳加速更是无可救药的新常态，我甚至受不了那短暂的开幕式——和一场决赛相比，谁唱歌谁跳舞谁朗诵，都是多余的矫情。
所以，决赛当天，我起得很晚。然后，在波兹坦的无忧公园里跑步，这里各种“仿凡尔赛”几何园林造型让我反复想起中国小城市里的烈士陵园，但我没有多想。
任何敏感又“多想”的人都可能和德国发生剧烈的冲突，德国人的优点是爱学爱听，尤其是大众层面，但绝非“爱想”的典范，这是为何影响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极端主义在这里发端——“想”的前提是怀疑，但德国人在诸多问题上更容易“相信”而非怀疑。我在书架上发现一本叫《牛肉》的月刊，从制作格式猜想该是销量不错——它让我开始相信昆德拉的一个怀疑：人类是牛的寄生虫。
中午吃鱼、蔬菜和米饭。下午休息、沐浴、更衣。赛前2小时开车去球场。
波兹坦到柏林的B2公路一路穿过茂密的森林，我怀疑对森林与河流的热爱才是最伟大可敬的日尔曼传统。
在路的尽头，我开始相信。
我相信我是个幸运的家伙，两次在现场目睹巴萨加冕“三冠王”，2009年罗马，2015年柏林。
2006年世界杯决赛，也是在柏林，我是《体坛周报》7名记者里申请决赛球票唯一被拒的一个。但因为参加决赛的是意大利，我必须来，比赛开始前15分钟，一位好心的国际足联新闻官递给我一张面值600欧元观众席球票。他像一位天使。
柏林让我怀疑天使真的存在。这一次，就在前往佛罗伦萨机场的路上，一辆摩托车刮蹭了我的车，车手摔倒在地。他指责我撞倒了他，说自己是个律师，我们就这样在烈日下争执不休，而交警电话永远占线……我曾绝望地以为这桩事故将让我错过航班、也错过决赛，但路边一个声音轻柔的女孩过来说，她看到了全部，愿意为我作证。“律师”这才怏怏地同意填写保险事故单，最后，我发现他驾照早已过期……
或许意大利的波塞尔医生是梅西生命中的天使。在梅西的职业生涯眼看将要走向下坡路时，波塞尔医生改变了一切。梅西原本想治好时不时呕吐的毛病，而波塞尔医生教给了他更多，梅西不仅不再呕吐，而且大半年时间里减重4公斤，又恢复了往昔的轻盈。
波塞尔医生对梅西说的一句话充满了希腊式哲理：不要再吃任何你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这是一句只有足够敏感的人才能领悟的话——它反对的不是食物，而是成年人的生活，而足球归根到底，是和青春紧密相连的运动。成年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们不仅吃着身体不需要的东西，也迷信着心智不需要的事情，且他们愚蠢地相信所有这一切既不危害地球，也不伤及自身。
足球这项运动的神奇，却在于它始终反对着那些试图去诠释和限定它的成年人话语体系。“足球运动发展客观规律”，“技战术潮流”，“防守理念”——在梅西连过3人的时候，都上哪儿去了？
足球世界里，比赛是人与人的关系，战术是人和物（球）的关系，技术则是灵与肉的关系。只有那些抛弃了一切“身体不需要”之物事的人，才能做到灵肉合一。基耶利尼说“梅西对意大利球队进不了那种漂亮球”。马斯切拉诺回答“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一切仅取决于他自己”——这就是灵肉合一。
我想胆大妄为地对两三个世纪以来唯我独尊的德国哲学说句不敬的话：任何脱离灵肉关系的哲学，都只是无聊的积木和算术游戏。我认为，存在的基本问题，是自由温和的灵魂被激烈地囚禁在肉体里。自由本是中性的、绝对的，但它在我们的人类世界里变得如此理想化、也如此相对，是因为灵肉分离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础。
人时时刻刻无不生活在灵肉分离的痛苦和焦虑之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及其许诺可以消解这一痛苦。
足球和音乐天才是我们精神世界里的天使。任何天才都超越了自身的定义和属性，肖邦超越了“音乐家”，梅西和伊涅斯塔也超越了“球员”。
对于生活在文明痛苦之中、又处处把原始冲动视作己敌的人类来说，这些特殊领域里的天才提供了罕见的启示。与其说他们展示了想象力，不如说他们冲击着文明社会的各种规则——包括足球规则和技战术——对想象力的禁锢。他们不是卖弄想象力，只是解放它，只是无意识中承担了解放想象力这一被大多数人放弃的义务。
哈维说，“伊涅斯塔是西班牙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怎么看哈维、伊涅斯塔这两位西班牙足球史上最杰出的中场和创下进球纪录的MSN南美三杰？
这不仅是想象力的爆棚，不仅是一场发生在加泰罗尼亚的巧合。能够与之类比的，我想起80年代曾有过的一次罕见的阿根廷-巴西巨星联手演出——地位几如阿根廷国母的女歌手梅塞德斯·索萨和巴西波萨诺瓦、热带主义两大音乐运动最杰出的4名歌手维罗索、西库·布阿尔克、嘉尔·科斯塔、米尔顿·纳西门托同台献歌。
那段视频我每次观看都会心跳加速，都会屏住呼吸，就像面对一场决赛，知道所经历的每一秒钟都不会再重复。
那首歌名叫《重回17岁》，词曲作者是智利传奇女歌手薇奥莱塔·帕拉。5段歌词，梅塞德斯·索萨领唱，巴西4名歌手各唱一段。尽管巴西人演唱西语略有生疏，但都恰如其分地以自己的方式把握住了《重回17岁》的诗意，留下南美音乐史上一段经典。
“突然再次感觉/脆弱如转瞬一秒/深邃如一个孩童面对着上帝……”
我多年前重要的工作旅伴、阿根廷福克斯体育台记者雷克赛前发信说，他也来了柏林决赛场，很想有机会重聚。可惜，阴差阳错，我们没有碰上头。
突然想起，11年前，雷克曾为我们拍摄过一张将满17岁的梅西手捧《足球周刊》的图片。
照片上，那是一个多么稚气的小伙子，梦想写在他的脸上。当我离开决赛后的人潮、独自驾车穿过夏日午夜的森林，我想起那张照片，觉得自己也回到了若干年前，刚刚开始走进未知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