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构人性乌托邦，如何使每个个体的身心、潜能全面而健康地开发、成长和实现，就要提上日程。它是乌托邦，因为它是一种无限追求，没有结尾。但它首先大概将要求已充分发展了的个人主义、科学主义、商业化限定在一定度量内而不任其再恶性泛滥。“不仅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且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如何活”：人类主体性
（一）“未知生，焉知死”：人类如何可能
Heidegger讲知死才知生，可说是“未知死，焉知生”。孔老夫子却讲“未知生，焉知死”。
每个人都奔向自己的死亡：那无定的必然。这使人既“畏”且“烦”。从而，高扬非理性的此在（Dasein）生命和动力，认为这就是Being的嘱托和召唤。这种个体主义容易走向神秘、空洞与疯狂，甚或隶属于杀人器械。晚年Heidegger由“烦”、“畏”而倾心于悦乐（Joy）， 由Dasein而Being， 回到自然怀抱。其实，不走向神，便只有回归于人，来获得“敞开”和“无蔽”。这虽然与中国传统接头，但要注意，中国传统的“人”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及其日常行为（例如《论语》中孔子对“仁”的种种回答），因此，便并不也不能先排开非本真的中性人（Das man）的“人活着”来谈Dasein或Being。遗憾的是，今天好些大讲“生命”、“实存而有”、“人的本真存在”、“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却几乎大多或无视或忽略这一关键点。这些哲学虽然高远玄妙，却经常空洞、抽象，不食人间烟火，不免沦为高头讲章，学者戏论，脱离伦常日用，无法践履；而且，由于哲学与哲学家分离，言行不一，而为世诟病。这一切，似都可归因于脱离“人活着”——首先是“如何活”这一“非本真”的命题而产生。
所以，“未知生，焉知死”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首先要知道、了解人“如何活”，亦即“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有群体秩序、社会关系种种方面。孔子讲“足食足兵”、“庶之富之”，讲“正名”和礼制，就正是处理人“如何活”——“知生”的一个重要层面。
“知生”当然并不止此，它还有人生意义和人生状态，即“为什么活”和“活得怎样”的形而上层面。孔子和儒学对这一层面讲得更多。“未知生，焉知死”不仅把“如何活”摆在第一位，而且是从“活”的路途或视角，而不是从“死”的路途或视角探寻“活的意义”，将“本真”的“活的意义”从“非本真”的“人活着”中引申和探寻出来。从而“未知死，焉知生”便只能作为“未知生，焉知死”的补充和提醒，而不能取代它的主导位置。
（二）“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使用和制造工具
如果不怀成见而略予省视，便可发现：人类生活和生存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种族的基本的、突出的、巨大的、主要的特征，在于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奇怪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却为哲学家们所熟视无睹，不加重视。大概只有两千年前荀子强调过“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曾揭示这个极平常却极重要的事实。我以为，这也正是Marx的贡献所在：指出以生产工具为核心和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存在的根本柱石。从而，经济是基础，其他乃上层，社会由是生，关系由是出，财产由是立，历史由是行，要求一切“合理化”的工具理性也由是而不断成长发达。Marx历史哲学具有缺陷和毛病，例如以阶级斗争为贯穿线索等等，但指出生产工具、生产力从而科学技术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这一基本视角仍然正确。这也是以前拙作所着意要承接和说明的，现略重复如下：
1.与Heidegger等人的看法相反，现代工业、科技以及工具理性等等，尽管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自我疏离、各种异化，破坏了诗意、自然、安宁和各种人间情爱，但它们同时也极大地改变、改进和改善了整个人类的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延长了人们的寿命，而这毕竟是主要的方面。谁愿意再穴居洞处，茹毛饮血，冬无暖气，夏无空调，夜无灯火照明，日砍竹木烧食，足不出方圆数十里，活二三十岁即死掉……认为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圣哲的境地，那当然自由他去，但恐怕人类的绝大多数不会愿意。既然如此，又如何能否认科技、工业、物质文明、工具理性和历史进步的价值和意义？既然如此，不是浪漫式地批判、否定、舍弃物质文明，而是重新研究、了解、改革、重建它们，清除其为害于人的一面，难道不更实际更符合道理？
2.“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言”宁静，之所以为人言呱呱所打破，亦以此故。动物有语言，只交流信息；人类有语言，却不仅交流信息，而更在贮存使用—制造工具的生活经验。它构成人类语言的语义，人类独有的“理性”也来自于此。正由于将人的语言、思维中与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经验和规范相隔绝分离，时空观念、逻辑规律、因果范畴等等“普遍必然”便变成了不可解说的“先验”。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一书及其他提纲即在揭示这一“先验”理性的“客观社会性”，即它以人类基本实践（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的历史性为根源。
3. 人类具有的这种理性，并非个体活动的成果，乃是通由群体活动的原始巫术礼仪而最终产生和形成。这就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种族的人类所独有的“文化”。它与真正的人类语言历史地同步。正是原始巫术、礼仪要求个体严格遵循各种复杂烦琐的规定，不可逾越，不可违背，它以群体对个体的指定、规范、要求为其形式，实际是挑选、演习、确定、突出、重复、巩固行为中的肯定（+）否定（-）的模式，它是语言中而后是思维中的矛盾律、同一律（这样做便不不这样做）的根源，即A=A的语法和“逻辑”的历史来源和根本基础。通过众多巫术、礼仪所产生和巩固的（从而语言、思维所积淀的），并不是对某一特定对象、活动、行为、技能的要求或规范，而是对众多活动的共相命令和模式。人的生活经验之所以不像梦境中的模糊、混沌、杂乱，就是因为有这个从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由巫术、礼仪等文化所确定的最一般的规范形式的缘故。“理性”之所以超个体、似神秘，也是这个缘故。这样，动物的心理也才变为人的心理，这也就是“自然的人化”。外在自然（自然界）由异己的敌对环境变成为人的自然。内在自然（血肉身心）由动物的本能变成具有理性的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人性”。这也就是我所谓“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
理性因科技在近代的急剧发展，日益损害着个体作为动物性的非理性的生存（人总是动物）。它由于忽视、舍弃甚至排斥、牺牲个体的独特性、偶然性、丰富性，而使“人为物役”，成了各种机器（包括物质机器和社会机器）的奴隶。“理性”需要解毒。从庄子“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对文明和异化的最早抗议，到今日成为哲学洪流的“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便无非是这种解毒，要求冲破、粉碎、废除理性的主宰、统治、控制、管辖和束缚，以便那个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获得拯救或解放。一面表现为科技、工业的强大的“理性”的急剧扩张和发展，另面表现为文艺、哲学的同样急剧发展的“反理性”的流行和泛滥，便似乎是今天文化、心理的冲突图景。对于有着“儒道互补”长久经验的中国人来说，这两者倒可以相反相成。人类（包括个体）没有理性便无法生存，社会愈前行，生活愈丰裕，使用—制造工具的科技将愈益发达；但人类（包括个体）只有理性，也无法生存，便成了机器人世界。社会愈前行，生活愈丰裕，反理性的文学、艺术、生活风格和风貌也将愈益发达。理性需要解毒，人类需要平衡。人不能是动物，也不能是机器。于是人不断要去探寻、询问专属于自己的命运。
（三）“夫是谓大同”：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
人的命运包括人类的命运和个人命运。如开头所说，个人首先是与“大家”一起活着。我之所以强调实践而非感觉才是哲学的出发点，不仅因为就认识论说，实践形成了人的理性构架，决定着作为认识的感觉或感觉材料（sense data）;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类整体如何生存延续的关注，一直是许多思想、宗教或哲学的焦点。
理性的发达使人们以为可以凭依它来设计社会乌托邦，但当Lenin等把它付诸革命实践时，美丽的图景顿时成为真正乌有之乡，支付大同社会梦的是亿万人的血汗、泪水与仇恨。从而经验主义自由派的稳健、渐进、改良、否定过分依赖理性以及否定社会整体工程设计，反而显得实在和健康。
即使承认可由理性计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也由于自由时间的增大而逐渐失去其支配社会存在的力量，从而理性愈益失去其“必然”性质，人类将面临真正的新的纪元。21 世纪末也许真将成为“历史的终结”？
但“历史的终结”不过是英雄时代的终结，激烈斗争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平淡无奇的散文年代将无限延伸。
生活不就更无聊吗？没有争斗、冲突、革命，人生不更乏味？人如何活下去？
不过，历史虽“终结”，社会仍存在。由百无聊赖而吸毒、而酗斗、而杀人和自杀，今日已然，明天更烈。于是，如何建构人性乌托邦，如何使每个个体的身心、潜能全面而健康地开发、成长和实现，就要提上日程。它是乌托邦，因为它是一种无限追求，没有结尾。但它首先大概将要求已充分发展了的个人主义、科学主义、商业化限定在一定度量内而不任其再恶性泛滥。“不仅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且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这就是本文的结论。也许恰好这是Marx当年期望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为同一科学的伟大理想。”（拙文《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也就是我所谓“新的内圣（人性建设）外王（天下太平）之道”。
当然，历史终结毕竟还早，至少还需一二百年。当前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新纳粹主义……各种沉渣泛起，似乎要把人类拖回到过去的年代。人们大概还需要支付大量的精力和代价，才能消弭这股历史的逆流和幽灵的重现。
我又仍然以为，这“消弭”主要端赖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只有“工具本体”的巨大发展，才可能使“心理本体”由隶属、独立而支配“工具本体”，这才是“内圣外王”的历史辩证法的全程。于是人类主体性才转而为个人主体性，它才可能使个体具有更为突出位置，而以追寻“活的意义”、“为什么活”为始端。
本篇文章，选自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下卷《存在论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