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凤凰古城开发之前，在湘西，能与张家界齐名的只有芷江县城了。

与大多数只写地名的高速收费站不同，大大的“V”字挂在了芷江高速收费站的门楣上。

显然，这是与众不同的城市，是“一纸降书出芷江”的抗战名城。无论是离高速出口不远的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还是飞虎队纪念馆，抑或是芷江机场，都散发着五味杂陈的沧桑气息。众多的历史名人、抗战将领，以及大量的援华美军，都曾汇聚在这里，一时风云际会，英雄聚集。

2017年10月19日，比亚迪王朝重走大师路，寻访致敬大师足迹，选择了一位创造抗战神话的人物，他就是飞虎队的创始人陈纳德将军。1941年，陈纳德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也就是“飞虎队”，并开始训练中美飞行员。

同样是10月19日，陈纳德将军飞行学校在美国休斯敦北郊揭牌。学校致力于深化中美友谊，并向创立“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致意。 这所学校面向中美学生招生，教授各类飞机的驾驶技术，并可颁发飞机驾驶执照。陈纳德将军飞行学校将继承“飞虎队”遗产，成为中美友谊新的桥梁。

飞虎队在从1941年底到1942年中历时7个月的战斗中，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的代价，取得了击毁敌机近300架的战绩。飞虎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

1943年10月，中国空军中美混合飞行联队在桂林成立，中美混合团在陈纳德指挥下转战各地，成为抗战后期中国空军的主力。截至抗日战争结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66700余人。混合团多数队员军得到中国政府的嘉奖，有10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的飞行十字勋章。

逆境创举：陈纳德飞虎队与芷江机场

1937年6月3日，星期四，可能是陈纳德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在这一天，他开始了和中国第一家庭长达一生的联系。在1949 年出版的自传中，陈纳德写道：“在一个闷热的下午，罗伊·霍尔布鲁克（Roy Holbrook）驱车带我来到上海法租界的一处高墙大院里，我在那里面见了新雇主——蒋介石的夫人。一开始，我们被告知蒋夫人外出了，然后我们被带到一间阴凉的房间里等待。突然，一名欢快活泼的年轻女子走进房间，她身穿一套时髦的巴黎式连衣裙，焕发着抑制不住的能量和热情。我以为她是罗伊的某位年轻朋友，就继续端坐着……罗伊戳了我一下，对她说：‘蒋夫人，请容我介绍，这位就是陈纳德上校。’”

当时，中国飞行员的训练表现非常拙劣，他们连一架双翼教练机都无法熟练驾驶，更不用说波音P-26 战斗机了。陈纳德写信给比利·麦克唐纳，发泄自己的沮丧之情：“麦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让他们驾驶波音战斗机单独升空，然后看着他们弄断自己的颈椎？还是让他们待在地面上，好让这些人觉得我不信任他们？如果航空委员会继续选送这种新手来当飞行员，所有飞机都变成废铁也毫不奇怪。”

当日军对中国后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之时，中国空军表现得很无奈。在中国战场，日军拥有强大的航空战力，陆军有4个飞行集团加2个战队；海军有7个航空队，作战飞机维持在600-800架。

中国空军由于抗战初期的巨大损耗，无论人机都难以及时补充。到1939年底，中国空军飞机总数仅170架。由于实力过于薄弱，中国空军无力与日军正面对抗，只能采取被动应战或偷袭机场的方式进行作战。

“零”式战斗机

在装备方面，中国空军使用美制霍克-3型战斗机和苏制伊-15、伊-16战斗机，性能与日军九五、九六式战斗机大致相当。然而，1940年7月在“101号作战”中，日军投入了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成为中国空军的致命煞星。

在1941年9月13日空袭重庆的战斗中，13架“零”式与30架中国战机交战，结果中方27架战机被击落，几乎全军覆灭。到1940年底，中国空军竟然仅剩65架战机可用！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苏联为应付苏德战争单方面与日本媾和并撤走援华航空队，同时取消对中国的军火出口。中国空军失去了主要战机来源而陷入难以为继的地步。

1941年5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经过谈判，中国将获得先进的P-40型驱逐机100架，P-43型战斗机125架，轰炸机66架，运输机35架，并由美国帮助训练中国飞行员。

1940年10月至1941年7月间，蒋介石委托美国退役空军上尉克莱尔·李·陈纳德组建在华美国志愿航空队。陈纳德秉性耿直，忠诚可靠，从抗战爆发时就以顾问身份参与制定中国空军的作战计划，并负责中国空中力量的建设和训练。

在陈纳德的努力下，罗斯福非公开批准了允许美军预备役军官和各军种航空部队退役人员来华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陈纳德从中招募了112名美国飞行员和机械师。国民政府随即委任这批人马组成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由陈纳德担任指挥官兼大队长。

美国志愿航空队下辖三个中队，配备P-40B型驱逐机100架，P-40E型25架。其任务是配合中国空军保卫云南领空，为滇缅路运输提供空中掩护。飞行队组成后在云南开始训练。飞行员们在P-40飞机头部画上独特的鲨鱼头涂装，用以在战斗中威吓日本人。

飞虎队战斗机

陈纳德为中国空军做了三件大事：

一、新的空战理论与战术的运用。陈纳德认为当时流行的“缠斗”战术——即在混战中以单机挑战一架日本飞机无异于自杀。他结合P-40飞机的优缺点，发明了新的进攻战术：飞行员两机一组投入战斗，俯冲、射击、拉起飞机退出战斗，接着尽可能再投入另一次的俯冲战斗。

二、防空系统的建立。在陈纳德的指导下，中国在华南、华东先后建立了防空警报网。各省市铺设长途电话联络网，成立了205个防空监视队，建立了1445个监视哨和104个独立监视哨。这样，无论日本飞机在哪里出现，中国空军很快就会得知其准确位置，提前升空迎战。

三、大量飞机场的修建。中国民众被动员起来，在荒山野岭修建了大量新机场供中国空军使用。众多的机场为中国空军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是出奇制胜的可靠保证。中国空军能隐蔽地从新建机场起飞，在敌机毫无察觉的情况发起突袭，然后又降落到另一个机场去补充燃料弹药，并再次升空投入新的战斗。

芷江飞虎队纪念馆内景

对于老辈的湘西人来说，不到芷江会被引为憾事，因为1945年8月21日-23日，这里是中国首个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领土。此外，湘西人的父辈，多少有避难芷江的经历。据说，抗战初期，芷江小城不足两万人，但在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的军政机关、报社和学校陆续内迁到此地，人口达到10余万。

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芷江地处偏远的雪峰山区，地处山洼地带，国民政府征集湘西十多个县的民工3.5万人，在芷江城东1公里处日夜赶修机场，又两度扩建。芷江机场上至今散落着几个直径两米、长三米的大石碾，每个重30吨至40吨，修机场时，由七八十人拉动一个，一寸一寸滚压机坪和跑道。大石碾也是日军的轰炸目标，现场有一个石碾被炸弹炸去了四分之一。

这还是中国大陆唯一能起降轰战机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在战时，这座机场从未以芷江命名，以前进机场等颇具代号的名字代称。在当时的英美作战地图上，有芷江而无长沙。

芷江机场与驼峰航线一样扮演了“生命桥”的作用。作为重要军用物资集散地，芷江是日军战机的重点轰炸目标。1943年以后，日机每天都要轰炸芷江一次，最多一天轰炸20多次，死亡近千人。

飞虎队纪念馆外景

志愿航空队的首战颇具戏剧性。1941年12月20日上午9时45分，陈纳德接到防空预警网报告：“10架日本轰炸机于9点30分从越南上空进入云南。”中国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台，侦测到日本21航空中队10架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在毫无护卫的情况下直飞昆明。

志愿航空队24架P-40B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在昆明上空展开激战。日军猝不及防，仓皇弃弹逃跑。志愿航空队乘胜追击。这批倒霉的日机全部中弹，在逃跑途中有9架飞机坠毁或迫降，只有1架返回河内机场。而志愿航空队仅有一人一机因为耗尽燃料迫降在稻田里受轻伤。

这是日本空军两年多来在中国战场首次遭到严厉打击，9：0的空战胜利让日军心有余悸，1942年一整年，日军都不敢对中国西南地区发起轰炸。

因为P-40机头画有鲨鱼，昆明市民大多从未见过鲨鱼，因而将其称作“飞老虎”。中国报纸遂采用“空中飞老虎”来形容美国航空志愿队。航空队的中国翻译将其译为“Flying Tiger”，陈纳德和队员们也觉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

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飞虎队”与日本空军在缅甸首都仰光上空交战，由于运用了新的战术，“飞虎队”共击落日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

与此同时，美国更多高性能战机正在源源不断运到中国战场。到1942年5月，运抵中国的飞机为290架，包括B-25，P-38等当时最先进的战机。1943年3月，罗斯福决定将“飞虎队”扩编为第14航空队，实力逐渐扩充至500架飞机。

而日本空军的情形则每况愈下，昔日的王牌“零”式已经不是美军新战机的对手；无论在空中还是在地面，日军飞机都难逃被攻击的厄运。中美空军蔑称日本的轰炸机编队为打火机编队、棺材桶编队。而日本空军却非常惧怕灵活善战的美制夜间战斗机P-61，称其为黑寡妇、夜魔王。

比亚迪元寻访致敬大师足迹

比亚迪王朝重走大师路，寻访致敬大师足迹，选择了一位创造抗战神话的人物，他就是飞虎队的创始人陈纳德将军。

驾驶元， 从怀化市区出发，沿着舞水河蜿蜒西行三十余公里，经过两个小时在盘山道，抵达市郊的飞虎队纪念馆。比亚迪王朝重走大师路，对于非凡之人所做非常之事的细致探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飞虎队纪念馆，比亚迪王朝重走大师路听到了一个关于陈纳德与车的故事，对，这回不是飞机——

1945年7月6日，陈纳德卸任时，中国政府授予他最高荣誉，昆明市区机场路更名为“陈纳德路”。8月2日，中国政府决定当晚8点在新运广场（现在的解放碑）为陈纳德举行欢送仪式。晚上6点左右，上万人赶到现场，想一睹将军真容。当陈纳德乘坐的敞蓬车出现在民族路时，整条街已是水泄不通。人们挥着手大声呼喊陈纳德的名字。陈纳德深受感动，不会汉语的他流着泪，反复用“顶好”两个字回应大家。

转眼就要到8点了，可陈纳德的车却被人流堵在路上无法到会场。不知谁最先想到的主意，大家推着车慢慢往前走。到后来，车子几乎被当作轿子抬进了会场。中国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出对英雄的不舍和敬重。

陈纳德离开重庆时，老百姓自发地向他赠送了上万件小礼品。中国政府则送了他一把金钥匙，表示中国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欢迎他随时回来。在老百姓赠送的礼品中，陈纳德选择了一部分带回国。

如果不是解说员提醒，我真没看出这座高8.5米的受降纪念坊，通过四柱三拱门组成了“血”字型，正南北向。坊上有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国民党军政要人题的楹联。这是仅存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的标志性建筑——“中国凯旋门”，也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血”。

有的专家文章很认真地说，坊是青砖砌就，水泥为底。其实是不是洋灰并不重要了，这已经是一座1980年代才翻修的高仿坊，1948年修建的石坊在特殊年代惨遭拆毁，后来原址复建了一个不尊重原貌的“四不像”受降坊。直到1985年受降城的重建计划出炉，根据陈香梅等提供的老照片，严格按照原貌复建了。

龙津风雨桥是中空式木结构廊桥，全长246.7米，桥宽12、2米，16个桥礅设计成舰形，全由巨大的四方形青石砌成。

在湘西，山水相连，自然也要架桥飞渡。这些桥惊险、雄伟、古朴、浪漫，各具秉性。不过，我更想提的是以桥为名的七里桥，它刻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烙印，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