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摄影师执着于记录自己的城市，或古韵沉香，或清新怡人，或多元杂糅。一座座城市的个性在影像中舒展释放，这其中，深圳因“速度与激情”“青春与奉献”而独特鲜明，幸运的是，身处改革大潮中的摄影师们给年轻的城市留下充盈的影像史。长居深圳的王琛有着更多的腾挪空间，从空中的全景扫描，到地面的细密勘查，镜头无论远近都是对家乡的真诚记录。更为难得的是，他把镜头中的观察成果“放大”到社会层面，比如几度在深圳市政协会议上以照片形式提案城市环境保护与改善，均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为“深圳蓝天”贡献了力量。

　　2011年10月，深圳蛇口港。  

　　2016年6月，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新洲村，市民的日常休闲生活。500多岁的新洲村，在沙头圩南约1公里处，因被先建的石厦、沙嘴和沙尾三个村庄围绕，形似小洲而得名。  

　　2017年3月，深圳市福田街道中心公园，被称之为“800米绿化带”，是深圳市民周末的休闲好去处。  

　　2017年3月，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正在休息的邮递员。

　　2017年8月，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市民中心，在长凳上休息的爷孙俩。  

　　2017年12月，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莲花山公园，一家人在公园搭起简易秋千悠闲休憩。  

　　2011年10月，深圳华侨城世界之窗。

　　2018年5月，深圳第一高楼——金融中心平安大厦。  

　　2020年3月，深圳大梧桐山，云雾绕梧桐。  

　　中国摄影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城市，深圳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采用航拍来记录这座城市的呢？最初的想法是什么？航拍的频率、节奏是什么样的？有哪些特别的关注点吗？

　　王琛：我航拍深圳近20年了。以前对航拍的认识等都有一定局限，航拍水平和效果都不很理想。直到2010-2012年期间，我以航拍的方式记录深圳才出现精彩点，特别是大运会那一年（2011年）。大运会闭幕式时我就在航拍，天气晴好，适宜航拍，从空中俯瞰深圳，才让我对这座城市有了进一步认真的了解。航拍听上去简单，真的不是“只要上去都能拍到拍好”。

　　航拍的频率和节奏，与天气有着直接关系，这些年我积累了不少经验。我相对长期关注的题材是“一带一路”，包括沿途国家和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

　　中国摄影报：您的第一次航拍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的？乘的什么飞机？器材装备情况怎样？您最近一次航拍是什么时候？拍的哪里？使用的什么器材？

　　王琛：2000年，乘坐民航班机经济舱的第一排，下降过程中我第一次航拍。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民航客机航拍有不少门道，坐前排还是后排，怎么拍，头等舱和经济舱的差别，等等，都需要考虑。当然最主要考虑的是途经区域的地形地貌。我筹备已久，计划出本书就叫“上下1000米”，就是关于民航客机起降巡航1000米左右的航拍。

　　器材我长期使用哈苏503中画幅相机。民航机的窗户有三层玻璃，用自动相机、微单的效果都差强人意。乘坐直升机打开舱门的时候，没有玻璃阻挡，会用135或612画幅的相机。

　　最近在深圳航拍仍通过直升机，我的得意之作是在夜间用荷兰产的金宝大画幅相机4×5页片拍摄的。空中拍摄时不能装卷，失败率还是很高的，通常我一次装50张、100张页片。

　　中国摄影报：近年随着无人机技术的逐渐成熟，航拍也从少数人专属而“飞入寻常百姓家”，当俯瞰视角失去初始的新鲜感之后，航拍应该注意什么？加强什么？规避什么？

　　王琛：现在所说的航拍通常指向无人机，无人机确实弥补了乘坐飞行器航拍的一些缺憾，其最大的作用是普及和亲民。而传统航拍有很多方面还是无法代替的，比如无人机不能拍胶片。我常说，无人机和直升机的区别，无人机拍的是人人能到的地方，直升机拍的是人不能到的地方。还有，当照片需要制作成适用于展览的较大尺幅，无人机的短板就显现了。但是无人机的确超越了传统航拍的方式和角度，比如视频拍摄的成本优势。当然，无人机拍摄要避免进入“禁飞区”。

　　中国摄影报：谈谈您那组《生活在福田》的作品吧，既是福田区的居民，又是福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这样的双重身份让您如何以影像解读这个熟悉的区域呢？

　　王琛：我近六年都是走路上班，自然就把镜头“空降”地面，对准百姓的幸福生活。我是伴随着深圳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生活工作就在市中心的福田区，对这一深圳经济发展的缩影的认识是比较深的。福田区有10个街道、114个居委会、94个工作站，我基本上用脚丈量了全区。

　　虽然摄影是参与人数众多的艺术门类之一，但我常说摄影师的声音是微弱的。数码时代手机时代人人都是摄影家，门槛越来越低，事实上想要升华为“作品”却不易，用镜头对准老百姓，和老百姓共同完成你的作品，这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艺术”。

　　中国摄影报：作为深圳市政协委员，您以摄影方式对家乡建设的关注也得到了市政府的回应，比如2012年深圳市政协会议上的摄影提案。8年过去了，您镜头中的城市环境得到了哪些改观？

　　王琛：1990年我成为深圳市政协委员，今年整整30年，一直很关注民生。身为摄影家，我总会借“一图胜千言”的优势来提案，做些推动社会发展和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比如，我6年前就在提倡垃圾分类。2012年我针对“深圳蓝天”递交了第一份图文并茂的提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城市环境的改善不能说和我的提案有直接关系，但我想，我用摄影的方式尽了最大的努力。

　　中国摄影报：您对中大画幅相机一直情有独钟，无论是航拍城市景观，还是近年来对“三线”工业遗迹的记录。能谈谈拍摄设备与拍摄题材选择的关系吗？

　　王琛：虽然数码相机已经达到1亿像素，但中大画幅是我进入摄影的方式，是长期从事摄影工作的一种情怀。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都是在湖南省冷水江市的军工厂度过的，对“三线”情有独钟，使用胶片拍摄“三线”遗址也是在追忆自己的青少时光，为那段岁月留下最后的记忆。

　　其实我并不排斥其他设备器材，自封“杂家摄影”，也常用135彩色负片、100度和400度的反转片，甚至过期胶卷。只是希望通过拍摄这个物理行为，让影像发生变化。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20年·第84期·8版

　　摄影：王琛

　　采写：黄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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