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河南）一民宅失火，一名14岁男孩路过发现立马拨打火警电话。随后男孩听到屋里有孩子的哭喊声，便冲进屋内将两个四五岁的孩子救出，而消防车赶到后他便离开。事后，男孩的母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让我骄傲又后怕”。

　　坦白讲，仅凭寥寥数言的媒体简讯，是无法感知现场火情的，但是从失火民宅窗户上的烟火势头来看，总让人觉得屋内的两个孩子福大命大。虽然媒体没有特意采访到失火人家孩子的父母，但是他（她）们的两个孩子能幸免于难，想必更是充满“后怕”。

　　然而媒体的报道就是充满选择性，以至于见义勇为的14岁男孩的处境更容易被看见。不过回到意外事件的评估尺度里，即便“转危为安”透着万幸的气息，但是对于男孩救孩童的逻辑来讲，还不能只以万幸作为尺度。

　　毕竟稍有差池，悲剧可能走向扩大化。于此就14岁男孩母亲的回应来讲，可谓称得上肺腑之言。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作为14岁的男孩，在发现火情后能及时拨打火警电话，就已经表现出极强的社会责任心，所以在此之外多做出来的响应，自然就是好上加好。

　　从这个层面上理解14岁男孩母亲所强调的，她希望儿子以后遇到类似紧急情况时，首先要保证自己身安全，似乎就更容易一些。因为当一个人在救助别人时还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时，十之八九会走向添乱的境地。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母亲对儿子的这番话里是抱有私心的，可这份私心的存在却值得尊重和支持，它非但不会消解男孩见义勇为的光亮，反而会让存有克制的见义勇之行走向常态，变成方法和手段，救助别人也丰腴自己。

　　要知道，所有人都清楚“见义勇为”是崇高行为，但是我们却更要清楚“见义勇为”可能存在的悲剧后果。之所以把崇高和悲剧放在一起看，并不是用悲剧吓退崇高，而是希望人们能更为无差别地看待生命的存在，只有如此见义勇为才能被人们所珍视，而非是仰视。

　　只是绝大多数时候，人们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讲，更多是切片式的审视，也就是一个人好像见义勇为之后就彻底被封神，而后永远被捧在高处。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并不利于见义勇为者正确地看待自己的积极行为。

　　实际上绝大多数见义勇为者都是本能性的激发，根本不会想那么多后果及荣光，因为称得上见义勇为者，就意味着事发当时身处紧急时刻，所以基本的行为趋向都是借机行事的结果，从这个层面上看待记者们采访时的套路追问，总觉得他（她）们所谓寻找弥合多半是语言游戏。

　　另外在探讨“见义勇为”的选择问题上，最好要去道德化，要不然很容易异化互助的美好，让人与人的互助本能变得结构性。就比如在民宅失火这个事实前提下，最好不要直接转到“见义勇为的图景”方案上，而是首要转到“消防员救火图景”的解决方案上才好。

　　从这个行事逻辑上看待“冷漠无情”，其实就应该可以释怀很多。只可惜，绝大多数时候，在紧急关头之后的舆论发酵过程中，往往总是过分期待路人的见义勇为，而弱化具体的社会功能性的救助。说实话，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儿。

　　因为对于救助和排险能力来讲，见义勇为的偶然性太强，并且很多时候还容易救助不成惹祸上身或者无辜殒命。所以对于未成年来讲，在鼓励他（她）们见义勇为的时候，更要让他（她）们知道珍惜生命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在谈到14岁男孩母亲的回应上，基于“后怕”的释出，有必要对“自私和自利”进行辩析一下。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们并不会严格区分自私和自利，并且往往是并行而出的。只是以鹤麟的话说“功利是实现理想、道德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去看，这种“自利”不仅谈不上自私，而且是我们理解其它一切行为，无论是自私行为，还是自利行为的必要基础。

　　因为“自利”本身并不是否决利他（她、它）的前提，反而是保障利他（她、它）的基础。就比如诚实守信的人来讲，他（她）通过这样的行为让自己积累到美好声誉的同时，也让相关的人感到交往舒适，真可谓两全其美。

　　所以就14岁男孩母亲的“后怕”来讲，撇开亲缘间那种朴素的私心不谈，更多的意义可归为合情合理的自利诉求。从这个层面出发，作为被救儿童的父母，即便14岁孩子没有出手相救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也只能怪自己太大意，而除却对14岁男孩报火警可以期待，不再能苛求他太多，要不然就是另一种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