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风俗画中的明朝遗民与清朝商人）
魏斐德在其所著述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里，怀揣着这样的野心：他试图勾勒出东亚是如何应对从西欧发端的十七世纪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并给出两者日后命运为何判然有别的解释。
前者魏斐德做的非常出色，足以作为典范级的历史教科书，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跨越时空感受鼎革年代各阶层人物面对危机时所作所为的动机和心理，形成了解之同情。但后者就不尽如人意，并没有多少胜过其他理论的亮点，让人意犹未尽，有虎头蛇尾之嫌。
虽然如此，魏斐德先生毕竟是最早一批用全球化史观处理明清易代的学者。在传统的解释之外，美国的汉学家们成功地让学界意识到白银贸易和气候变化与晚期帝国王朝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今的学者们站在先辈的肩膀上添砖加瓦，终于有所成就，以至于普通历史爱好者都对这套范式有所耳闻。
其内容大体如下：自大航海以后，西欧逐渐将全世界纳入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冒险家、传教士与军人不仅发现和支配了新大陆，还打破了被垄断将近千年的印度洋和内亚的商贸世界的格局。
对东亚的接触则是补上了这个体系的最后一环，明王朝无知无觉地卷入这个新秩序当中，其融入程度之深，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相当高的地步。尽管始终位于新秩序的边缘，来自世界中心的任何波动都会不打折扣地传递到东亚。虽然前期有海禁的限制，明帝国仍然迅速成为世界贸易的受益者，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美洲每年出产的超过一半的贵金属从布哈拉与马尼拉涌入东亚大陆，拉开了明清人口大爆炸的帷幕。
遗憾的是，它的财政体系却始终陈旧落后，跟不上时代。宋元以来，明帝国的财政技术最为简陋，开国皇帝朱洪武的奇思妙想令明帝国的财政体系的设计极为混乱，他还没驾崩帝国财政就已错漏百出，不堪使用，再加上明初滥发纸币，货币信用崩溃，一时倒退回以物易物的局面，之所以没有像元朝一样亡于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崩溃，完全是因为此时美洲白银适逢其会的涌入，延续了明王朝的寿命。直到日后的张居正改革时才算承认现实。
因为不受政府控制，不易贬值的白银逐渐成为公私交易的主要通货，稳定了经济来往。在此之前，由于东亚大陆并不怎么出产金银，因此一直以铜币为本位货币，而数量上超出过去一千年出产总和的美洲贵金属的到来，使得白银第一次进入了日常流通，也让张居正有充裕的货币推行一条鞭法。
从结果来说，张居正要远比王安石、王莽之流幸运，这可以归功于他不像后两者自命为社会的“工程师”，满足于当帝国的“裱糊匠”，但更重要的是，他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上，于是能像猪一样在空中飞。
很自然的，他也像猪一样忘记了自己是谁，以为风向理所当然应该由自己控制，满足于浅尝辄止。他的同僚在能力与德性上都不如他，这些将八股文写的花团锦簇的儒家士大夫既不懂经济，又对繁琐复杂的财政不感兴趣，更是没有动力去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彻底整理帝国的财政。
于是也就不必奇怪明帝国为何如此轻易地，被之后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击倒在地，轰然崩溃。
在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之交前后，全球气候骤然变冷，危害农业出产，于世界各地产生危机，西欧进入宗教改革斗争和女巫狩猎最激烈的时期，欧洲主要大国相继陷入革命和内战，最后演变为席卷全欧的三十年战争，人口死亡率仅次于黑死病和两次世界大战。
于是当时以西班牙塞尔维亚为中心的经济秩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转移到尼德兰与伦敦，并进而影响到东亚，一方面是外贸的缩水，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了1629年便降为6艘，另一方面，则是白银流入的减少，形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尽管白银已进入日常流通，但平民在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使用更多的还是铜币，随着白银的稀缺，造成铜币的剧烈贬值，导致人口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谷价暴涨。
与此同时，气候的变冷也使得明朝内地农业减产，疾疫横行，流民四起，而在边境则是牛羊死亡，农牧交界处农业颗粒无收，北方少数民族不得不频繁南下，侵扰劫掠，以求生存。明朝末年，给予帝国沉重打击的农民起义军和满州的崛起，及其对明朝的替代也要放到这个框架里来理解。
但是并不能简单地将白银贸易和气候变化认做明朝灭亡的主因，魏斐德本人也没有这个意思。现在许多历史爱好者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声称是白银或者气候导致帝国的覆灭，这样明显是简单化了历史的复杂程度，狭隘了对社会变迁的理解，毕竟魏斐德摘出这两项要素是为了开阔视野，发现前人目光所不及之处，以提醒人们传统的单一的模型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全部。这些历史爱好者的行为，反而有违其本意。
更何况以明朝糟糕的财政体制与货币政策，如果不是白银的流入早就灭亡了，白银的减少与其说是经济崩溃的原因，反倒更像明朝失去延续生命的渠道；十七世纪全球气候最冷的时期集中于1660-1680年间，这时明朝早就进入历史的垃圾堆，继之而起的清朝却非常平稳地度过了历历波折，尽管后者与明朝相比有诸多有利条件，但也提醒我们不能完全地将明朝灭亡归纳在气候变化上。
如果非要寻求一个明清易代的主因，更靠谱的解释可能是明朝的体制僵化，无法有效地处理气候变化和白银流入减少等要素引起的剧烈波动，最终因为自身不够强韧，于是如同泥足巨人一般陨落。继起的满州政权吸取前朝教训，通过与投效汉人的合作，建立了较为灵活稳固的政权，使清政府最终能够统治超出明朝疆域一倍以上的庞大帝国，在东亚历史上仅次于元人，这也是魏斐德比较倾向的看法。
满州人表现出来的这种灵活，在与明朝对抗时就已展现地淋漓尽致。历代满州首领都拥有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不仅勇猛善战，同时也精于远交近攻，在该低头做小时果断地服软，敢于吸收外族技术与制度上的长处，妥善地安排与任用投效的降将与士大夫，明朝军队在为崇祯效力时普遍精通窝里斗高阶课程，战斗时却一触即溃，毫无斗志，在投效清廷后反而威猛如虎，一点也看不出此前总是拖人后腿的样子。如果不是依靠大量收编的汉人军队奋勇作战，满州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征服南中国。
与之相比，明朝政府就显得颟顸无能，昏庸腐败，不仅无法利用自己的国力优势，资源在运转的重重环节里就因为贪腐和效率低下而流失，朝中更是党争不断。极化的政治斗争与风气，使得明帝国不仅没有稳定的战争政策，也没有长远的战略，更是不敢与满州进行临时妥协以求喘息之机。由于明人认定宋灭亡原因在于求和绥靖，因此对任何敌人都持强烈主战立场，儒家官僚更是不敢被人认为是投降卖国之辈。虽然宋亡原因并不是因为绥靖，这种主战思维也确实有一定好处，但这是建立在牺牲外交弹性基础上的，以至于最终绑架了明朝君臣的决策。
是以当李自成的流民军队兵临北京的时候，尽管崇祯与大臣心中都知道此时最好迁都，皇帝或者太子至少应有一人南下主持大局，南京作为陪都备有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子也足以应对战事，然而没有人愿意承担提议离开的责任，尤其在有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拒绝南下固守北京抵御也先的前例后。君臣之间互相暗示，却没有一个人能有担当，导致最终军机贻误，不仅崇祯落得吊死煤山的下场，太子也未能逃到南方。
此后，由于缺乏合法继承人的缘故，大臣们各自推举王爷称帝，南明因而分裂，无法统一力量对抗李自成和后来占领北方的满清，甚至在各个小朝廷里还延续了党争传统，陷入绝境时依然在内斗，使得南明空有一手好牌，却未能如同宋人建立江东拜占庭事业，后者一贯被明人看不起，却至少做到了南北对峙残喘二百年。
明清鼎革在东亚形成剧烈冲击，这是第二次有异族政权彻底占据中国，甚至比能建立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的蒙古人更加轻松惬意。自明清易代以来，不断有人反思为何一个人口不足三十万的小小部族，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征服一个人口上亿的“先进”文明，魏斐德的解释就是其中之一。
但这个问题也许应该被颠倒过来，如果从明末政府决策洋相辈出，荒唐不断的人间喜剧开始，回顾这个王朝从建国起带着种种制度漏洞却居然一直没有覆灭的神奇历史，真正需要问的或许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不中用的王朝也能存活两百多年？联想到帖木儿的突然死去，美洲白银适逢其会的流入等让明朝早早破灭的结局消失于无形的奇迹，唯一的解释可能是，或许这就是命吧。
命在古代中国也被叫做天命，是一个非常含混模糊的概念，大概等同于上天的意志，相信（君主）道德修养的不足，会让上天改变其意志，导致统治权的转移。认为天命让明帝国延续当然只是玩笑话，然而可能确实与整个社会的德性有关。有一种斯宾格勒式的看法是，东亚文明几千年来在不断地下颓，产生了越来越多不能纳入社会秩序的流民，后者与土地没有有机联系，因此没有责任感，导致社会风气越来越败坏。明帝国建立在一个空前散沙的基础上，其开国君主就是流民出身。对原子个人的统治是极其容易的，后者很难联合起来反抗政府的盘剥，即使制度再粗糙也没有关系。
但越是制造原子个人，社会就越腐化。满州人曾出于机会主义原则，将自己描述为替崇祯皇帝复仇剿灭李自成军队的义师，以彰显统治汉人的正当性，后来的汉人知识分子为了满足民族主义情绪，也乐于宣扬清人渔翁得利，窃取果实，侥幸入主中原的说法。
但对明末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意识到，满州而不是流民军队才始终是明王朝的心腹大患，明朝最精锐的军队统统折损在辽东战场，以至于没有军队能够及时剿灭农民起义军，给后者坐大的机会，为剿匪而征的税额更只是为辽饷筹集的资金的一个零头，更不必说如果不是为了防御满州人而摊派辽饷，裁撤驿站，也不会如此迅速地激起空前民变，产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后来彻底摧毁华北秩序的各流民军主力都能追溯于此。
然而满州人的堂皇的说辞居然得到了不少知晓内情的士大夫认可，这让他们可以卸下道德包袱投奔新朝。相比当时存在的所有政权，清王朝更能建立秩序，收拾晚明以来各地残破的局面，保护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这让清朝廷也感到瞠目结舌，出乎意料。之后如同魏斐德所言，满州人对此一方面感谢汉人官僚传授给他们的统治技术，另一方面对这群变节者的操守无比鄙视。
明代普遍腐化的社会与虽然残暴却具有高度武士荣誉感的满州王公于是成鲜明对比，满州人感到自己面前不仅是秩序的真空，同时也是德性的黑洞。虽然文人士大夫是清政府建立统治不可或缺的帮手，学者们也愿意相信到清末满人已完全汉化，然而宫廷档案显示满州统治者对汉人一直满是轻视，对汉文化展现的热爱泰半出于维护统治的机会主义行径。
清朝皇帝在汉人塑造的灿烂文化前心存自卑，然而在族群的德行上又充斥着强烈的优越感，是以始终对八旗子弟强调满州本位，不愿放弃自身的族群认同。像南北朝夷狄君主毫无保留地拥抱华夏文化的现象再也看不到了，从周人延续下来的东亚文明渐渐丧失了对周边民族的吸引力，甚至在汉人内部，也不乏质疑之声。人们就这样簇拥着慢慢失去光泽的旧文明遗产，迎接日后来自海外的挑战，后者洋溢着生机与活力，带给东亚前所未有的震颤，影响直至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