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IC Photo）刘波/文
2020年的美国大选不仅关系着美国民主制度的质量，也关系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命运。拜登的当选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一次胜利，美国的自由派也团结在重振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旗号之下，以此来激励斗志。特朗普的支持者则喊出了“让自由派再次哭泣”（Make liberals cry again）的口号。
但同时，也有一部分美国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自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classical liberal），宣称自己守护的才是自由主义的正统。这一格局甚至在思想界也引起了困惑和分裂，一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特朗普式的保守主义背叛了自由主义，另一部分则认为其实是美国自由派盗用了自由主义的名号。这样的争吵其实正中自由主义的批判者与反对者的下怀，例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自由主义“已经过时”。
当大家都在使用自由主义一词来描述自身时，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应当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历史学教授海伦娜·罗森布拉特的《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一书试图讲述，“自由主义”一词在其历史使用之中的真实含义，描绘从古罗马到21世纪，一个词语所度过的旅程及其所折射的社会思想的变化。
真实的历史凑近去看，其实是相当模糊的。例如，被普遍视为自由主义创始人的英国思想家洛克，从未使用过这个词。洛克自由思想的基石是人的天性。他在著作中反复强调，人类天生就有慷慨待人的能力和义务，此观点是洛克《政府论》的立论基础。洛克认为，之所以不需要君主专制统治，是因为人本身就能合乎伦理地行事，处于自然状态的人能够了解并遵从道德法则。正因为人有能力慷慨待人，所以才有以高度自治为特征的权力受限的君主立宪制。洛克的这些论述，为18世纪主张天赋人权的自由主义，以及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之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启了以主张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在19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斯密赞扬美国遵循自由天性的经济体系，批判英国以关税、补贴、垄断经营等手段构建出的复杂而腐朽的体系，认为这只会让富人更富，却使其他国民陷入贫穷。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改革派，把斯密奉为遥远的鼻祖。
然而，斯密的体系还有一个常被人忽视的重大支柱——探讨伦理学问题的《道德情操论》。斯密首先把自己定义为一位伦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如果说《国富论》主要赞赏谨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商人美德的话，《道德情操论》则推崇关怀他人并善于自省的“社会人”。和洛克一样，斯密把慷慨列为人类的最大美德之一。同时斯密在《国富论》中倡导的自由原则是“合乎公众利益的”；他之所以捍卫自由贸易，是因为自由贸易能增进“最底层人民”的福利，并对“穷苦之人有利”。
但进入19世纪之后，自由主义者在如何对待社会中的穷人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认为，满足工人的要求不能被叫做法定慈善，因为这实际上是“法定的掠夺”。贫困问题不是政府干预过少造成的，而是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政府只需提供司法和对人身安全的保护。只要个人利益不受限制，财富自然能被创造出来并流向穷人，而工人应该明白并接受其痛苦和煎熬都是“天意注定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一派的自由主义者坚信学会自律、勤奋和节制自然会使人脱离贫困，自我提升和对自己负责才是解决生活窘迫问题的唯一方法。
而当时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这种思想保持警惕，其中包括《论自由》的作者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们认为，这种思想只会导致大量生活贫困和精神潦倒的群体的出现；这种自由放任主义是一种不可行甚至不道德的教条。密尔后来甚至逐渐为一些社会主义元素所吸引，他越来越认为贫穷与穷人的道德缺陷没有什么关系，而与“现存社会制度的总体失败”关系更大，因而需要社会变革。
密尔成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不同于Neoliberalism）、也称为社会自由主义的先驱之一。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倡导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道德上的自我发展，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这种自由主义主张有监管的市场经济，不断扩大公民和政治权利，为底层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障安全网。二战之后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建设即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自由主义”否定自己是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对抗必将助长社会原子化的自由放任主义，而不得不走的一条中间路线。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改革，以及苏联解体对社会主义声誉的影响，“社会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一度有所削弱。但它同时蓄势待发，并可能以新的形态出现。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使人们关注制度的伦理基础，以及制度本身所应秉持的价值观。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把焦点集中于人应该拥有的权利，重新把正义抬高为社会应当优先实现的价值，其影响力的发挥，只等待新的社会条件的出现。近几年来，以“黑人的命也是命”（BLM）为代表的新一代平权运动在美国展开；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把大量的西方青年团结到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大旗之下。在这种推崇平等与和平、富有斗争性自由主义的背后，随处都可以见到罗尔斯思想的影子。
除英美之外，还应注意法德等其他西方国家。因语言等因素的影响，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度最广。但本书的一个重大价值在于它指出，法国及历次法国革命，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具有核心意义。许多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来自法国。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自由主义人们视为一种源于法国的思想。只是到了后来，英美的自由主义者把英国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视为自己的源头，法国人的贡献才退居幕后，而也为自由主义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德国甚至被视为反自由主义的源头。在今天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重建一种强调各国间相互启发的全球自由主义叙事，而不是给自由主义染上一层神秘的“民族特性”色彩，是至关重要的。
罗森布拉特强调，自由（liberal）一词最初的意思就是致力于为共同利益做贡献的公民美德。从自由主义诞生之日起，自由主义者就将他们的事业视为道德的事业。他们不仅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且争取更好地履行自身道德义务的手段。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在内心深处是道德家，他们的自由主义和我们今天听到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在谈论权利时一定会谈及义务。大多数人对社会正义问题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始终不认为人类可行的共同体能够仅仅建立在自利之上。
把自由主义主要视为保护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的英美传统，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这是出于对20世纪的极权的恐惧。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卡汉娜·阿伦特、约翰·杜威、以赛亚·伯林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思想家致力于把责任、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等元素从自由主义中清除出去，以消除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的隐患。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看到不受监管的贪婪竞争导致的恶果，西方社会思潮又发生了一场转变，把自由主义与其崇尚伦理和公共利益的源头重新连接起来，成为今天的任务。
如今自由主义者已成为各个流派都在争夺的头衔。摒弃集体概念、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张是自由主义，由政府采取广泛的干预措施来提升底层福利的主张也自称为自由主义，甚至马克思因为主张“自由人的联合体”也被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正如尼采所说：“历史性概念没有定义，只有历史。”只有把我们提出的主张置于历史语境和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我们才能确定自己说的究竟是什么，并找到各自主张的交集与差异，求同存异。如果把自由主义概念作为一种排斥他人的武器去使用，就可能将其窄化，不利于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联合，也不利于自由主义的传播。正如本书所告诉我们的，不同的自由主义流派一直是相互激荡、启发和补益的，牢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包容性的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