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男性和女性同上一所学校，是稀松平常的事。其实仔细算来，在中国，女性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才不过短短一百年。
1840年，西方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锁已久的大门，大批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的同时，将西方的教育制度也带到中国。
直到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才出现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女学堂——经正女学堂，这为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大开风气。自此以后，中国的女性才逐步开始接受系统教育，直到拥有和男性同上一所大学的权利。
在当时那片“男尊女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土地上，争夺这项权利并非易事，它的背后，堆砌了无数人对旧观念、旧思想的抗衡和身先士卒。本系列，我们将讲述这些人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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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与中国女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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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元
善
经元善，浙江上虞人，出身于上层官绅家庭。他是中国第一个创办女子学堂的人。生逢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巨变的阵痛期，经元善接替父亲的生意，并积极参加洋务运动，担任上海电报总局总办。
当时的上海，因康有为等人积极宣传变法而成为维新运动的前沿阵地和舆论中心。受到维新思想的经元善，决心在教育上做出努力。1893年，经元善募集资金在上海创办“经正书院”，这是他对办学的第一次尝试。
3年后，由于经费困难，经正书院停办。但这次尝试，让经元善意识到办教育仅凭个人的呼吁是难以为继的，需要多方力量参与进来。四年后，他又决心开办一所女子学堂，这正是中国女子学堂的萌芽——经正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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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与北洋女子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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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成为中国近代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系统学制，却仍然把女学排除在外，明确指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由此，广东、湖南、湖北、江苏等省纷纷裁撤、查办、封闭了一批女子学堂。
上世纪之初，中国女学创办之路上显然依旧布满荆棘。
吕碧城
吕碧城，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并开创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先例的民国奇女子。她被赞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1903年，年仅20岁的吕碧城不顾家人的反对，独自一人到天津“见世面”，她通过时任塘沽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的关系写了封长信求助友人。此封信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所见，对吕碧城的文采连连称许。英敛之亲自前往拜访，问明情由，对吕碧城的胆识甚是赞许。由此，吕碧城受聘《大公报》成为中国第一名女编辑。
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在报端屡屡发表诗词作品，格律谨严，颇受诗词界前辈的赞许。她又连续撰写鼓吹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
吕碧城的这些观点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吕碧城连续发表的鼓吹女子解放的文章，震动了京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侄李经义等人纷纷投诗迎合，推崇备至，一时间，京津文坛，形成了众星捧月的局面。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吕碧城积极筹办女学，崭露头角的吕碧城活跃于天津的知识阶层，结识了严修、傅增湘、卢木斋、林墨青等津门名流，以求支持和帮助。傅增湘很欣赏吕碧城的才华，想要她负责女子学堂的教学。于是，英敛之带着吕碧城遍访杨士骧、唐绍仪、林墨青、方若、梁士诒、卢木斋等在津的社会名流，着手筹资、选址、建校等工作。
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学”成立，11月7日，天津公立女学堂在天津河北二马路正式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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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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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美国教会美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和基督会决定在长江流域联合创办一所女子大学。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在在南京东南绣花巷李鸿章花园旧址开学。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
1919年，首届5位学生毕业，学位以金陵大学名义授予，这是第一届在中国高等学校中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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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为近代中国带了教育资源，但中国的知识阶层对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文化渗透始终感到十分不安。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内掀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外国人把学校管理权交还给中国人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一时期，教会大学主持权的更迭问题十分敏感，有的学校甚至因此闹出人命。新校长的人选如何确定？金女大的校董会想到了金女大的第一批毕业生中的其中一位，吴贻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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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贻芳
吴贻芳(1893—1985年)1919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是在中国本土第一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1928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同年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197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平与智慧女神”奖。吴贻芳以卓越的社会活动才能和在教育事业上的建树，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为人民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吴贻芳出任金女大校长23年，以其独特的育人方式和高质量的育人成果享誉中外，将一个教会女子大学办成了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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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秉文与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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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8年中国人建立第一所女学堂，到1906年官办第一所女子学堂，再到1913年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第一所女子大学，晚清到民初，中国女子教育终于在先行者们的努力下开辟了一条新路。如果说女子受教育是近代中国女性实现男女平等的第一步，那么，拥有与男生同上一所大学的权利，则是艰难的第二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为女性解放摇旗呐喊。终于，在1920年，南京的一所国立大学决定破除“女禁”，招收女生。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
提出并推动这项举措的，正是南高师的校长郭秉文。为减少阻力，郭秉文与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
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张謇和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
后经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当时有一位叫张佩英的女生，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鼓动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投考。
据她回忆，她曾在北大和南高之间多次权衡，终嫌“北大官僚气太浓”而选择了“学风深厚”的南高。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郭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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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春兰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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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招收女旁听生的时间比南高师还早了两个月。但是，由于位于北洋政府统治森严的京城，受到守旧势力的干预较多，北大在男女同校的推进上便显得更为谨慎。然而也正因为此，使得北大最终开放“女禁”的行动彻底宣告了中国现代教育平权时代的到来。
而在北大的故事里，除了有像校长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家在推波助澜以外，还有一位年轻女子不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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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春兰
1898年7月3日，邓春兰出生在今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乡起台堡村一个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家里。1911年，邓春兰在家乡高小毕业后，随父邓宗到兰州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兰州一所小学任教。
此时的邓春兰从自己不能进入大学深造的遗憾和亲眼目睹的一些男女不平等现象中，深感世道的不平。正在这时，《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演讲全文。文中再次呼吁男女教育平等。邓春兰看到后，心情十分激动。
不久，北京掀起了“五四”运动，“五四”的狂飙又给了她勇气和力量。她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满腔热情，便奋笔疾书，于1919年5月19日，给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多年的夙愿。
谁知，信刚发走，蔡元培先生为反对军阀政府对外卖国，对内镇压学生运动的无耻行径，已愤然辞职。因而邓春兰的呼吁未能奏效。渴求解除女禁意志坚强的邓春兰，没有灰心，又拟了一份《请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和《春兰上蔡校长书》一齐寄给北京新闻界，再一次呼吁全国妇女同胞为大学解除女禁、教育平等而奋起抗争。
在邓春兰的带动下，山西、湖南、北京的一些教育团体和女青年们也通过提案或联合呼吁要求解除女禁。
由于社会舆论的推动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学于1920年2月，终于先后招收了9名女学生人学，邓春兰便是其中之一，并被分在哲学系学习。
这9位女青年成为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至此，这沿袭多年的“男女有别”的封建戒律－－“大学女禁”在“五四”运动中，在邓春兰等有志女青年的奋起抗争下被打破了。
当时，北京有些报纸，都以显著的地位报道了这一消息，热烈称赞这教育改革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大胜利，赞扬这些勇开一代新风的女英雄。尽管一些封建遗老遗少们视之为“不遵祖训”，拼命反对，然而，顺应历史发展的妇女解放，男女教育平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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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授受不亲到男女同校——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纪事》
编辑：苏珍妮、林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