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长卡尔·哈恩博士

最近六周时间，93岁高龄的卡尔·哈恩博士频繁到访中国三次。这位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长，上任两周之内就开始推进大众汽车导入中国的合作，才有了今天大众集团在中国年销420万辆的规模。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哈恩很乐意跟大家畅谈当年如何实现合作的历史，以及每一次来到中国看到这里飞速变化的切身感受。随着他的讲述，我们一起回望中国汽车工业如何砥砺前行。

关于促成合作

坚定看好中国市场

往来皆受益

哈恩：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给我的主要印象却是贫困。当时，我出于对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了解和信心，以及对邓小平先生执行的政策和战略的信心，我认为大众汽车集团不能错失进入中国的机会。所以，我在上任两周之内就开始推进与中国的合作。

大众汽车集团与上汽合作伊始，上汽还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但我们与上汽的合作十分重要。首先，上汽给了我们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其次，上汽传达给我们中国市场现状、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需求等重要信息，与上汽合作之后，我们把质量控制、采购、财务这些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从德国派至中国。我们与上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上汽如今已成为最著名也是最成功的国际车企之一，从规模看,无论是整车制造还是零部件业务，都位于世界车企前列,在与上汽合作中，大众汽车集团也获益匪浅，两方始终保持高度互惠互利的关系。与上汽的合作过程中，我们为中国的发展打造了基础设施，打下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始终都是正确的，没有犯错误。

这其中有一个小故事，1986年,大众汽车集团安排从中国到德国去学习培训的工程师中，有一位到奥迪学习发动机研究的工程师，他在学成归来后，又前往同济大学做汽车动力方面的研究，后来这位工程师成为了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

再讲一汽，是与上汽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我第一次到长春时,城市非常破败，从机场一出来,就感受到了长春的寒冷。耿昭杰先生来接我们时，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件厚衣服。二战以后,我从来没有像那样挨过冻。后来与耿昭杰先生的谈判进展得非常顺利,但中间有个小插曲, 谈判过程中他突然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会议室,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回来,我当时不知道他去做什么了。实际上,耿昭杰先生当时给一汽在美国的谈判团队打了一个电话,跟他们紧急联系说不要和克莱斯勒签合同。一汽和大众汽车集团签约后,第一个项目就是奥迪 100 项目。

关于合作收获

来得早又来得巧

市场份额始终第一

哈恩：我们来到中国后,第一年卖了五千辆车,就占到整个市场份额的27%。当时有一些人不认同我的做法,说这样的市场没有任何的发展前景与空间,但是我仍然决定坚持,而且在我们与的中方合作中，25 年前退休时,中国的产量仅仅达到10 万辆。我们知道整个中国汽车工业走量爆发性的增长是在更晚的时候出现, 但是我们早期奠定的这样一套基础设施,为后来爆发式的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像今天中国汽车产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三千万辆,我们也有 420 万辆的规模。

大众汽车之所以能在中国有今天的成功，我认为是因为我们一直非常重视工程技术。买车对于消费者来说属于大宗投资,他们希望购买的汽车能够体现正面的形象。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也秉承了这样的传统和战略。我们始终坚持专注于车的质量,要让一款汽车在它 20 年的生命周期中，无论任何一个阶段拥有的残值,都 比竞争对手要高。

关于当下中国

四十年发展堪称奇迹

未来仍有无限潜力

哈恩：今天再来到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堪称奇迹,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并且,中国的发展不只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基础设施完善,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能 参与、见证过去 40 年中国的发展,我感到非常幸运,也非常感激。

经过40 年的发展, 中国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但人均收入可能只有德国或者其他国家的 1/4。中国汽车工业从生产规模上已经达到全球第一,大众汽车集团很有幸成为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一分子。今天,全球任何一家汽车企业都必须在中国布点,因为中国是非常理想的市场。

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非常大。中国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只有 90 辆,在德国,这个数字是 685 辆,美国的数字是 810 辆,在未来 20 年,即使受到新移动出行模式或者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不需要达到德国美国的程度,但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高效的投资、中国的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中国在研发方面的工作,必然在接下来 20 年里促进中国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一个收入不断提高的中国,必然在世界上占有更加强有力的位置,这样强有力的位置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深远的影响。文/记者 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