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人心的革命

2018-07-12 12:16:28    新浪看点    作者: 中国经营报    我有话说

公元前11世纪,西周灭商。王国维说,殷周之际的革命,是一次最为深刻的革命。  这次革命,不光是王朝政治革命,还是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在西周初年就已完成,而文化上的继续革命,直到春秋时期才算告一段落,核心价值观,从商朝的神化统治转型为自西周以来的圣人政治,这才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革命深刻处,以圣化取代神化。  当文化革命在春秋圣化大趋势里完成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基本定型。

从民心到人性

春秋人论人性,萌发于“民本主义”,以战争为催化剂。  在人性论诞生之前,春秋诸子将民本主义推向极致,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民、神关系的评价和取舍上。桓公六年,楚师入侵身边小国隋,就是那个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编钟的隋国。季梁对隋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在民神关系上,以民为主,渊源虽来自西周初年“天听自我民听”,而如此鲜明地表达出来,则是春秋人的精神。抉择于祀神与修政之间,春秋人毫不含糊,首先修政!隋侯听了季梁的话,“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这不是季梁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一种时代精神。还有比他更激进的,庄公三十二年,有一位虢国人史嚣就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然而民心多样,很难捕捉,如同民心多岐路,君随之有时而亡羊,站在十字路口上左看右看,都是民心。昭公四年,郑国子产作丘赋,国人骂之,子宽担心,说:“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正是对于“民各有心”的担忧,人性问题被提了出来,人心多变,而人性永恒。  人性论的提出,是从对人本质的考察入手的,在人心叵测的背后,有没有相对稳定的人本质?又如何从人的本质里提撕人性?  人性可化,但不能高压,要以“义”来引导人的好利之性,这样就对人性提出了政治伦理要求,而圣化,就是从这一要求出发来“化性”的,约束人性。  人性与民心,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是一切”,“一切是一”。人性是“一”,民心是“一切”,只要人性“定于一”,民心也就搞定了。

从有德到有道

“德”,在西周政教中居于核心地位。  相对于殷王是神的化身而言,周天子则因“德”才配享天命。  然而到了“王命不行”的春秋时代,“德”也开始游离于王权之外,不再是天子独有,这样反倒使它在摄取了新的伦理要素之后获得了普遍性,人们开始用“德”提升自我,普通的生命个体也来分享“德”的不朽。  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问穆叔什么是“不朽”,穆叔回答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才是不朽。而不是保一家一姓,守一宗一祠,世不绝祀,这样的人不稀罕,哪一国都有;“禄之大者”即官当得再大,也不能算作不朽。  他高扬了不朽的精神性、事业性和思想性,认为这三方面的成就,才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德”在这“三不朽”中,具有最高价值。  尤其是春秋中期以后,人们又认识到,有德与无德,都要接受天道的检验,天道以其客观性成为普遍法则,天道是一种远在“德”之上的强大力量,推动着社会政治大变动。道对德的超越,是春秋人对周文化的整体提升。  如果说礼是制度性权威,德是伦理性权威,那么道就是必然性权威。  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为什么鲁国季氏赶走了国君,而人民会服从他?史默就用天道来回答,说国家无常,君臣无常,天道从来就是这样。  无论是在多么厚颜无耻的年代里,“天道”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类的理性,这是春秋诸子的一大贡献,王权失落了,理性益显其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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