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世纪，西周灭商。王国维说，殷周之际的革命，是一次最为深刻的革命。这次革命，不光是王朝政治革命，还是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在西周初年就已完成，而文化上的继续革命，直到春秋时期才算告一段落，核心价值观，从商朝的神化统治转型为自西周以来的圣人政治，这才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革命深刻处，以圣化取代神化。当文化革命在春秋圣化大趋势里完成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基本定型。

　　从民心到人性

　　春秋人论人性，萌发于“民本主义”，以战争为催化剂。在人性论诞生之前，春秋诸子将民本主义推向极致，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民、神关系的评价和取舍上。桓公六年，楚师入侵身边小国隋，就是那个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编钟的隋国。季梁对隋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民神关系上，以民为主，渊源虽来自西周初年“天听自我民听”，而如此鲜明地表达出来，则是春秋人的精神。抉择于祀神与修政之间，春秋人毫不含糊，首先修政！隋侯听了季梁的话，“惧而修政，楚不敢伐。”这不是季梁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一种时代精神。还有比他更激进的，庄公三十二年，有一位虢国人史嚣就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然而民心多样，很难捕捉，如同民心多岐路，君随之有时而亡羊，站在十字路口上左看右看，都是民心。昭公四年，郑国子产作丘赋，国人骂之，子宽担心，说：“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正是对于“民各有心”的担忧，人性问题被提了出来，人心多变，而人性永恒。人性论的提出，是从对人本质的考察入手的，在人心叵测的背后，有没有相对稳定的人本质？又如何从人的本质里提撕人性？人性可化，但不能高压，要以“义”来引导人的好利之性，这样就对人性提出了政治伦理要求，而圣化，就是从这一要求出发来“化性”的，约束人性。人性与民心，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是一切”，“一切是一”。人性是“一”，民心是“一切”，只要人性“定于一”，民心也就搞定了。

　　从有德到有道

　　“德”，在西周政教中居于核心地位。相对于殷王是神的化身而言，周天子则因“德”才配享天命。然而到了“王命不行”的春秋时代，“德”也开始游离于王权之外，不再是天子独有，这样反倒使它在摄取了新的伦理要素之后获得了普遍性，人们开始用“德”提升自我，普通的生命个体也来分享“德”的不朽。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问穆叔什么是“不朽”，穆叔回答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才是不朽。而不是保一家一姓，守一宗一祠，世不绝祀，这样的人不稀罕，哪一国都有；“禄之大者”即官当得再大，也不能算作不朽。他高扬了不朽的精神性、事业性和思想性，认为这三方面的成就，才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德”在这“三不朽”中，具有最高价值。尤其是春秋中期以后，人们又认识到，有德与无德，都要接受天道的检验，天道以其客观性成为普遍法则，天道是一种远在“德”之上的强大力量，推动着社会政治大变动。道对德的超越，是春秋人对周文化的整体提升。如果说礼是制度性权威，德是伦理性权威，那么道就是必然性权威。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为什么鲁国季氏赶走了国君，而人民会服从他？史默就用天道来回答，说国家无常，君臣无常，天道从来就是这样。无论是在多么厚颜无耻的年代里，“天道”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类的理性，这是春秋诸子的一大贡献，王权失落了，理性益显其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