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汲水》1937年 294×63cm 水墨设色纸本长轴 徐悲鸿纪念馆藏

　　 ■刘淳 著名美术理论家

　　 徐悲鸿在抗战时期赢得了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在美术教育上,徐悲鸿表现出超人的影响力。相反,林风眠在这个时期却被“边缘化”。

　　 这两位有着极大影响力的艺术家兼美术教育家因为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观,因此决定了他们在战时各自的命运和前程。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抗战时期不需要林风眠提倡的现代艺术,也不需要持有现代艺术观点和主张的教育家。所需要的是像徐悲鸿这样倡导写实主义的带头人。徐悲鸿提倡的写实主义绘画与教育为抗战服务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当时大局的需要。

　　 抗日战争使得徐悲鸿和林风眠拉开了极大的距离,它不仅体现在艺术观上,还反映在人生的思想和境遇上。比如徐悲鸿频频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必要的政治活动等,在各种场合宣传抗日,举办画展期间还募款劳军济灾,从而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

　　 1942年,徐悲鸿在《新民报》上发表文章,赞扬版画家古元并号召重庆的艺术家要向延安的艺术家学习,动员大家到生活中去,表现和挖掘抗战题材的美术作品。在抗战期间创作了《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中国画,从政治上鼓舞了国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相比之下,林风眠却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他的理想在当时无法实现,加之徐悲鸿符合战时的美术教育而形成的强大势力,从而被挤压到主流之外的边缘上。他所倡导的现代艺术在战时也不被人理解,为此在重庆的郊外租下一间破旧的农舍,潜心于融合中西的探索,往日的辉煌在这时几乎全部被淹没。

　　 徐悲鸿看到了写实主义绘画的社会功能,他所倡导的反映现实的美术作品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尽管一些比较偏激的艺术家也指责徐悲鸿的保守,但还是肯定了其写实主义对于中国新艺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因为,徐悲鸿的主张更符合国情需要。

　　 抗战结束后,很快就形成一个以徐悲鸿为核心的写实主义画家群体,徐悲鸿的美学思想和创作模式支撑着这个时期中国油画的发展,并且成为中国美术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在全国各美术院校中成为既统一又规范的教学纲领。

　　 艺术家的象牙之塔在抗战的急风暴雨中迅速转化为大众模式,学习和探索也转向与社会相结合的自觉行为。“绘画下乡”和“绘画入伍”是中国油画在这个时期的大趋势,尽管客观条件给艺术家的创作带来许多不便,但也出现一批反映抗战题材的作品,如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禾的《“七·七”号角》和《女游击队员》、孙多慈的《仇恨》、庄言的《军马场》、余本的《纤夫》、冯法祀的《捉虱子》、莫朴的《清算》等,都是艺术家在艰苦岁月中完成的。尽管抗日战争使许多油画家失去了研究和学习的可能,但却培育了艺术家的忧患意识、民族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艺术家自身的苦难经历也在这时激发出巨大的创作激情,他们不仅奔赴抗战前线,还奔赴西北去寻找民族艺术瑰宝。吴作人、董希文等人走进青藏高原,深入敦煌石窟进行艺术探访与研究,为后来各自的油画风格奠定了基础和方向。还有一批油画家,虽然在战火中失去了画笔,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转向其他画种,从容地拿起了木刻刀,走到人民大众中去,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将自己的激情和在生活中的感受写在木板上,注入到刻刀中,谱写了一曲曲时代的交响乐章。王式廓、罗工柳、胡一川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用美术作品去唤起民众的觉醒势在必行,时代的动力将“象牙之塔”中的高雅艺术推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中国油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而必须向写实主义转移。(节选自《中国油画史》,有删改,题目为编辑后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