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上海最后的“两万户”工人住宅之一，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整体拆迁。
文 | 李晓栋
上海最后的“两万户”工人新村之一——普陀区“普陀一村”，终于要拆迁了。
笔者驱车从金碧辉煌的武宁路桥一拐弯，穿过漂亮的逸流公寓和我格广场，突然出现一排低矮的“普陀一村”老公房，孤零零地矗立在高楼大厦中，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
几十年前，这种“两万户”工人住宅，在当时上海人逼仄的居住环境中，已算“中档住宅”。小时候，听外人说这里叫“两万户”，我一直以为是“两层户”的意思。这种老式公房，分上下两层，有一家人住的带独立煤卫，上下四间房的独栋公房。也有两家人分别住上下两层，合用厨房和卫生间的两层公房。
确切地说，“两万户”的来源，最初是指1952年，上海市为解决十余万工人的住房问题而建造的“21000户”新式工人住宅的简称。而普陀一村，是1958年为解决原普陀区委区政府机关人员住宿问题和其他企业单位职工住宿问题而建造的 “工人新村”。
上海城市规划建设住宅新村的“里程碑”
“两万户”是上海第一批由新中国建筑师自主设计的成建制建筑作品，妥妥的“中国造”，开创了上海城市规划建设住宅新村的里程碑。
“两万户”工人住宅是1952年由希马柯夫等苏联城市规划专家指导下由新中国自己的建筑师设计施工完成的。它由中国传统砖木结构材料建造，参考了苏联联排集体宿舍的风格。其中水、电、煤俱全，每5户合用厨房和厕所，并配套道路、下水道、学校、商店和绿化。
1953年，上海市共投资5677万元，建设了2000个单元住宅的“两万户”工人新村，分布沪东、沪西、沪南工业区周边，10万户职工家庭迁入新居，命名为长白新村、控江新村、甘泉新村、曹杨新村、天山新村、日晖新村。
当时，普陀区产业工人聚集地“药水弄”，还是一片由“旱船”、“滚地龙”、草顶泥墙“鸽子棚”组成的“赤膊棚户区”，住着1万左右工人家属。
1956年，我的外公带着全家从普陀区长寿路一个十平方米的石库门亭子间里，搬到了崭新的武宁路的“两万户”里。据母亲回忆，和每天要倒木头马桶，烧饭用铁皮煤炉，一家人吃喝拉撒都挤在亭子间里的家相比，住进有独立煤卫，楼上楼下六十多平方米的“两万户”新居，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两万户”的出现，大大改善了解放初期上海工人阶级的居住环境。
走出一批职工文艺创作者
“两万户”也是上海解放后三代工人阶级的命运、地位、兴衰的“见证者”。
以我家为例，我外公的四个女儿，除我母亲插队落户外地外，三个阿姨分别被安排在毛纺厂、灯泡厂、锻压机床厂，全家其乐融融。
与当时道路狭窄、规划凌乱、人口拥挤的市中心区相比，当时的“两万户”工人住宅，有着较完善的市政和社区配套设施。“普陀一村”的北面是区政府、区少年宫、沪西工人文化宫。西面、北面是钢铁厂、锻压机床厂、印钞厂等，东面是交通枢纽曹家渡以及商业中心长寿路“大自鸣钟”。
我童年时，“普陀一村”的道路宽阔、绿树成荫、房屋整齐，附近衣食住行一应俱全，人的精气神也很不错。我常看着朝阳下正在建设中的武宁路高层建筑群，基建外墙上挂着硕大的标语：“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巨大的施工塔吊在逐渐“隆起”的城市天际线上来回晃动，在阳光下反射着红色的光芒，充满了勃勃生机。
住在“两万户”中的第二代工人阶级，有的成了劳动竞赛标兵、技术能手，有的被提拔为团委党委的储备干部，也有的通过努力自学，成为了文化人。例如，电影《都市里的村庄》描写了从上海工人居住区走出的记者舒朗与造船厂劳动模范丁小亚的故事，而该片的部分内容来自于上海江南造船厂业余作者梁星明创作的话剧《第二小组》。
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业余文艺创作人才几乎被沪东工人文化宫、沪西工人文化宫（西宫）、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市宫）“三宫”囊括。如“市宫”创作的《于无声处》，西宫的影评创作和东宫的文学创作。
阵痛转型
从1998年上海纺织厂的12万锭落后棉纱锭在炼钢炉前化成废铁开始，上海传统产业转型带动的上海工人下岗潮开始了。“两万户”中的居民们纷纷签完“协保”、“买断”工龄补偿协议走出工厂大门，走进了上海的便利店、街道三产、小饭店、快餐店、指挥交通、开出租车、开残疾车、去“东方书报亭”卖报等岗位上再就业。
2000年后，“普陀一村”“两万户”中的上海工人阶级，突发奇想闯出一条生路。一家会厨师手艺的下岗邻居，首先在临街的一楼开出了小饭店，由于饭、面、菜价廉物美，不想生意兴隆，食客趋之若鹜。之后，“普陀一村”的人们纷纷“消化吸收”、“筑巢引凤”将一层楼面装修为各种特色饭店、小吃摊档，从川菜到粤菜，从奶茶到拉面。或楼下开店或破墙寻租，一时间“普陀一村”成了附近小有名气的美食街，连我外公家的楼下也开出了“精武鸭脖”。
旧区改造
当初规划时设计的居住时间15年的“两万户”，居民们一住就是几十年。“两万户”内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住进了三代同堂，容量达到了极限。几家人共用的厕所和厨房，设施陈旧，拥挤不堪，排队如厕都要憋得脸通红。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的企业“下岗潮”，“两万户”中的人们，日子更难过了。
一些“两万户”的屋顶上开始出现老虎天窗，因为搭出了阁楼夹层作为储物和“两万户”的第三代们睡觉学习的地方。一楼居民的前门被搭出了“自建”的“独用”卫生间、厨房和储物室。后门的天井被搭成加盖“阳光房”，用来安置老人和做起居室。二楼的平台上则搭建出了一间“学习室”，小孩子在里面做功课。
“普陀一村”成了各种违法建筑自由发挥、任意生长的“表演”舞台。这些由各种建筑材料递增起来的“多边形不规则盒子建筑”，配上风格独特的晾衣架、电视天线、花草杂物、葱盆鱼缸，成为了充满“烟火气”的地方。
2002年后改造“两万户”逐渐列入政府议程。上海全市最大的“两万户”住宅群“凤城一村”被拆除。2016年，杨浦区最后成片的“两万户”——杨浦区228街坊200多户居民也完成了搬迁。不过与其它地方“两万户”的结局不同，这里的12幢两层“两万户”将被整体保留下来改建为特色历史建筑群向公众开放。
普陀区的“普陀一村”只是经过几次修缮，无法避免建筑结构老化的结局，其中大部分居民已另外购房，留下的“两万户”主要被出借给外来人口。
如今，这片上海最后的“两万户”工人住宅之一，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整体拆迁。普陀区的“两万户”，也将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