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究
论吴汝纶与森槐南的交游兼及桐城诗在日本的传衍
白婧斐
作者：白婧斐，甘肃兰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代文学，近代文学批评史。
摘 要：晚清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于1902年赴日本考察教育时，与日本文人多有交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治汉诗人森槐南。通过史料爬梳，可以考察二人在四个月的时间内诗文交游的具体过程。在一来一往的诗歌唱和和互相品评中，森槐南在吴汝纶的影响下，一改之前所崇尚的空灵诗风转而学习屈强撑挺的桐城诗学，在诗学取向上发生了明显转变。二人的交往不仅是文人风雅，也可作为桐城派海外传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桐城派；吴汝纶；森槐南；桐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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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刊于《安徽大学学报》，2023.03。
2.本文经期刊、作者授权，转引以原刊为准。
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几千年，并在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以降，影响到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在远东形成一个以汉字为文化承载工具的汉文化圈。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大开，中外文化交流增多，不仅仅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大潮，那些出使海外的官员士大夫，与出使国中汉学造诣深厚的精英人士的诗文交游，也仍然称得上是一种文化交流的风雅盛事。
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在军事、法律、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系统改革，史称“清末新政”。关于教育改革，则是以京师大学堂为切入口。京师大学堂创立于戊戌变法时期，后来经过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的破坏与摧残，一度停办。1902年，清廷着力重建京师大学堂，令张百熙负责具体工作。当时张百熙担任管学大臣，推举吴汝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作为晚清桐城派代表人物的吴汝纶，被严复评价为“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1]，是晚清硕儒之一。吴汝纶最初由于种种考虑，拒不接受，在经历一番波折之后，最终提出先赴日本考察学制再做定夺。吴汝纶在日本的教育考察从1902年6月到10月，经过了四个月的时间，后来他将考察所得整理成《东游丛录》一书，于当年出版。吴汝纶的这次赴日考察，以及考察归来后欲施之于中国教育的改革思路，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相比而言，对于其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和日本文人的诗歌唱和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寂寥，而在东亚汉文化圈以及晚清中西新旧文化之间的激荡碰撞的大背景下，关于其文学交流的考察又十分必要。在日本考察期间，吴汝纶和日本文人多有唱和，其中与森槐南交往最深。通过爬梳森槐南、吴汝纶二人的交往过程，可发现桐城诗学在海外的传播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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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癸卯1903年，府君五十一岁……吴丈汝纶卒，府君伤感不已，集玉溪剑南诗句为挽曰：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唯使君。尚有挽诗七律一首，见诗集中。府君常言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后，吴京卿一人而已。”见严复著、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49页。
（吴汝纶）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一字挚父，安徽桐城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晚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对清末民初桐城派的发展演变产生重大影响[1]。吴汝纶和大学堂提调荣竹农、绍越千一行人赴日本考察教育，于1902年6月9日乘坐玄海丸从唐沽出发，6月28日抵达东京，到最后于 1902年10月20日经过长崎乘船返回清国，两天后到达上海。在为期四个月的考察过程中，吴汝纶和当地的学者、教育家、诗人、古文家、实业家等各行各业的人进行交流。东游时期，吴汝纶一方面考察新式学校，参加文部听讲，一方面由于异域中的种种新奇，文采大发，在此期间所作的诗共有97首，占据全部诗歌三分之一的比重，也作古文8篇，为日人文集、著作作序跋，为学术交流之用。在此期间，吴汝纶和日本明治后期著名诗人森槐南、本田种竹、永坂石埭、永井禾原、岩溪裳川、高岛九峰等人以诗会友，被传为一时佳话，还参与了日本汉诗人团体檀栾会第七次和第八次的聚会，众人浏览美景、饮酒唱和，是为黄遵宪、黎庶昌在日时期文人交游的风雅余韵。为展现此次交游的情况，本文特选取森槐南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拟据《吴汝纶全集》《檀栾集》《槐南集》所载，在对文献进行追索爬梳的基础上力图描述和再现吴、森二人交往的详细经过。
森槐南（1863-1911），名公泰，字大来，号槐南，别号秋波禅侣、菊如澹人、说诗轩主人等。著有《槐南集》二十八卷，是森槐南生前编定，于1912年出版。森槐南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著有《杜诗讲义》《李义山诗讲义》《韩诗讲义》《唐诗选评释》等著作。森槐南仕途通达，历任枢密院属、图书寮编修官、宫内大臣秘书官等，深受日本近代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的赏识。1898年，森槐南辞职，第二年2月起，担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教授中国文学。森槐南与中国文学的缘分与其家学息息相关，他的父亲是幕府末、明治初著名的汉诗人森春涛。槐南少承家学，文学才能极高，与本田种竹、国分青厓并称为明治后期汉诗三大家。
其实早在吴汝纶赴日之前，他就已经通过他人之口听过森槐南的名字。辛丑八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载：“日本书记生斋藤和、《时事新报》社池田常太郎自京来访，斋藤言日本史学家有竹越与三郎著《二千五百年史》，又重野安绎著《国史眼》，皆简洁。其国人能汉文者为重野安绎、三岛中洲、南摩纲纪、西薇山诸人，能诗者为森大来、野口宁斋、国分青厓、股野蓝田诸人。”[2]可见当时，森槐南就以卓越的诗歌才华闻名于日本，又通过斋藤和之口传递到中国。再者，吴汝纶之子吴闿生在其父赴日之前就在日本留学，在此期间和森槐南已有交往，《北江先生诗集》中载有《赠森七郎》一诗可作为二人交往的见证[3]。正因为如此，吴汝纶、森槐南二人的相见相识就十分自然了。
7月11日，在吴汝纶到达东京近一个月之后，日本文人硕儒在精养轩举办了一次大型的欢迎宴会，共有六十四人参加，其中包括汉文界泰斗重野安绎以及明治后期汉诗三大家之一的森槐南，充分表达了日本对这位远赴东瀛考察教育的清国大儒的重视。精养轩，位于东京都台东区上野公园，是明治时期著名的社交场，许多大型宴会都在这里举行。据《桐城吴先生日记》记载，吴汝纶在宴席上收到赠诗九首、文章七篇，其中诗以森槐南的长诗最优。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中收录了森槐南所作《精养轩燕集欢迎桐城吴先生奉呈长句》，此诗在森槐南《槐南集》中题为《七月十一日同都门鸿儒硕彦邀饮清国吴挚甫先生汝纶于东台酒亭即赋长古一章呈政》，吴闿生对诗稍有改动[4]。精养轩宴会应该是吴汝纶与森槐南第一次见面。森槐南所作长诗如下：
九州之外瀛海涵，海外更九天包函。此言虽出邹衍口，本非燕齐迂怪谈。如何四千余载史，宛如禹穴窅叵探。有山海经恣闳诞，刑天干戚空 。刘安坠训郦元注，徒尔奇诡资嘲唅。马班以来外国传，遐裔要眇无人谙。象胥重译谁究诘，别风淮雨纷参差。鲜卑氐羌晋僭伪，吐蕃回纥唐子男。运倾四海駴鳌抃，德衰群雄睁虎眈。疏虞多在不审敌，虚诩贡物来珠蚶。慢藏多盗古所戒，叩诸学者何娿媕。侈陈符瑞具谓圣，太平寰宇供搜妉。一朝衅成错难铸，割其版籍偿戈锬。……不相沿袭各努力，有剥斯复喉祛痰。然后辅车自相济，合离何用询史儋。[5]
长诗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四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诸如《山海经》《淮南子》《水经注》《史记》《汉书》等灿烂的文化典籍经过翻译传播到异域。然而到了晚清，大厦将倾，国祚不稳，甚至通过割地赔款来平息战争。正当国家危难之时，“古文”与“新论”兼善，学问足以和顾炎武、魏源并列的吴挚甫以经世才学挺身而出，救亡图存，东游亦为国家计，令人动容。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是为唇齿相依的关系，必当互帮互助，共同进步。而且两国发展经验不可原样照搬，必须是“不相沿袭各努力”，才能精准祛除喉中之痰以医治国家和民族的病痛。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典雅庄重，用字奇诡又考究，典故运用也十分恰当，和重野安绎的文章并列，在宴会上大出风采，可见森槐南深厚的汉学修养。时间间隔长达十九天之后，吴汝纶作《森槐南前赠长篇依韵和之》来回应森槐南的长诗，一来可能是因为吴汝纶参观学校、文部听讲事务繁忙，另一方面可能也有一些不能招架之意，需得好好琢磨之后再和答。
8月4日，吴汝纶赴日本汉诗人永坂石埭[6]的邀请，在八百松楼宴饮。席间，吴汝纶戏作谜语，众人不能答，森槐南有诗记之，即《八百松楼酒间挚甫戏效灯谜云日本背面美人打诗经一句皆不能精著挚甫笑曰带则有余众称其工妙即赋一绝》。“带则有余”出自《诗经·小雅·都人士》，写以前京都之人衣物的丝带不是故意垂下，而是丝带本来就有余长，以此来对应谜面“日本背面美人”，是因为日本传统的女性服装和服背后系有衣结。这种借助《诗经》来设计的文人游戏既发挥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诗经》的外交功能，又符合中日两国汉文学家共同宴饮的场合，活跃了宴饮的氛围，进一步拉近了文人之间的距离，成为众人后来怀念追忆的对象，森槐南诗云“他日思君衣带缓，江楼长记制春灯”即是此意。
在精养轩宴集一个月之后，森槐南在星冈茶寮组织了一场诗人集聚活动———星冈雅集。在这次聚会中，除日本诗人福原公亮、永井久一郎[7]、北条直方、北村前、土居香国[8]等，还有中国文人吴汝纶、吴闿生、杜显阁 [9]、李光炯[10]和郭虞飏。作为主人的森槐南先作诗一首：
伏雨阑风喜暂闲，东西耆硕接怡颜。秋将桐叶先寻约，天为诗人一破悭。树里众星银汉水，梦中千劫铁围山。循环国运关文运，莫道蓬莱是别寰。[11]
此时是八月，正逢夏季风雨不已的时节，而宴饮之时风停雨霁，似乎是上天为诗人聚会提供便利，众人又处于茶寮雅致之地，天时、地利与人和俱全，东西两国诗人儒者破除故乡与异域的分隔，齐聚一堂，饮酒赋诗，不知今夕何夕。吴汝纶和之：“诗家积债不能闲，浅陋成邦愧此颜。佳客岂能收雨脚，好诗才可发天悭。”[12]说自己收到的诗太多未来得及答和，颇觉惭愧，而风雨停歇是因为“好诗”并非“佳客”。此为承森槐南诗意而来，又表达了诗人参加此次活动极其喜悦的心情，在异域得以与同道中人诗酒唱和让吴汝纶得到了心灵的慰藉。此外，福原公亮、永井久一郎、土居香国、北条直方都作诗以赠，吴汝纶一一和答。这次文人雅集为吴汝纶认识其他优秀的日本诗人提供了契机。
在8月27日的时候，日户胜于柳桥酒楼设宴，森槐南偕吴汝纶参加宴会，并观看水上焰火。森槐南作诗《念七日偕吴挚甫柳桥酒楼观烟戏，口占一律》，后四句为“用以相攻真下策，举来为戏本平安。那堪回首蓬莱殿，烽燧当年立马看”，言火药用在战争中实为“下策”，最好的用途是制成烟火供人观赏，由此又想到中国国土上发生的战争，由观看焰火表演生发出厌恶战争之意。吴汝纶和森槐南诗云“火树银花信壮观，靓妆炫服绕朱栏。只疑远海黄金阙，欲夺中天白玉盘。但有神光燃渚易，纵多高焰爇云难。休言下策攻非计，曲突凭君灶上看。”三四句写时事，认为“中天”为主，“远海”为辅，此时担忧的是二者地位颠倒。吴闿生笺证曰：“谓欧西文明以裨益中国则可，若欲相侵陵，殊非易也。末谓欲弥衅端，须绸缪于事先。” [13]可见，吴汝纶主张取法西学，但是坚持以中学为正统，中学历史悠久，根基深厚，不能轻易被取代，末句回应森槐南诗意，为防止将来战争再起，只能“曲突徙薪”，即事先采取措施以防止灾祸，吴汝纶认为兴教育提高国力才能预防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种种事端。这首诗明确表达了吴汝纶对于中学、西学关系的认知，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9月29日，邮船公司近藤廉平邀请吴汝纶、吴辟疆、森槐南、黄小宋等到园林宴饮，森槐南赋诗《二十九日邮船公司总办近藤恬斋招饮，即席赋兼似挚甫、小宋》：“骤雨飘风刮地横，秋空从此属牢晴。岂知虮虱梯天诉，也有龙蛇起陆争。东海狂澜犹汹涌，西山爽气独分明。翠微喜趁携壶约，不待黄花九日盟。”[14]梯天，指登天之梯，“虮虱”登天是为不可能之事。“龙蛇起陆”运用典故，出自《阴符经》：“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这首诗写暴风骤雨的自然景色，也在暗含时事，外在环境波谲云诡，形势多变，不如饮酒赋诗，寻一方安静天地。吴汝纶作《赴邮船公司近藤廉平之招，近藤园林最胜黄昏，导游一周，森槐南即席赋诗依韵和答二首》相和。“但看浊浪翻空卷，那用清樽照眼明”表达了和森槐南诗相近的意思，任他浊浪翻空，我自尽饮杯中之酒，慷慨以歌。“东瀛欲倒知谁挽，北斗微斜认不明”一句表明应是此时日本国内发生祸事，方向不明，不知谁又能挽救时局？由此可见，吴汝纶和森槐南能够通过诗歌了解对方隐秘幽微的心绪，宴饮交游之诗并非简单的游戏之作，也在唱和文人一来一往的共同确认中与时事相关联。
（ 向上滑动，查看参考文献。）
1.马玉：《吴汝纶与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演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吴汝纶著、宋开玉整理：《桐城吴先生日记·外事第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12页。
3.吴闿生《北江先生诗集》中《赠森七郎》诗题下有“以下日本作”，又在壬寅年诗作之前，所以应当是吴闿生刚到日本不久就和森槐南相识。见吴闿生、房秩五著《北江先生诗集·浮渡山房诗存》，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69页。
4.参见高平《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所收日本汉诗考》，《古典文献研究》2015年第1期。
5.森槐南：《七月十一日同都门鸿儒硕彦邀饮清国吴挚甫先生汝纶于东台酒亭即赋长古一章呈政》，《槐南集》卷21，东京：秀英舍，1912年，第11页。
6.永坂石埭（1845-1924），名周、德彰，字周二、希庄、石埭，名古屋人，别号一桂堂、曼陀道人、玉池舫人、梦楼主人。永坂曾经向森槐南的父亲森春涛学诗。参见长江銈太郎《东京名古屋现代人物志》，东京：柳城书院，1916年，第132页。
7.永井久一郎（1852-1913），号禾原，别号来青，爱知县人。著名小说家永井荷风的父亲。精通儒学汉诗，是明治末期的著名汉诗人，著有汉诗集《来青阁集》。曾历任东京国立图书馆馆长、文部大臣秘书官、日本邮船会社横滨、上海支社总经理。曾在少年时代入汉学大儒鹫津毅堂门下修习汉籍，师从大诗人森春涛学汉诗，其后转入庆应义塾，被名古屋藩选为贡进生派往美国学习。回国后踏入仕途和商界。
8.土居香国（1850-1921），名通豫，字士顺，号香国。土佐（今高知县）佐川人。著有《欧洲正气论》《女子教育概论》《文法指南》《经济新论》等，另有评选《白洋诗涛》。
9.杜之堂（1869-1928），字显阁，河北广宗人，清末津门四大书法家之一，受业于吴汝纶。跟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著有书法著作《瀚华斋诗文稿》《书法讲义》等。
10.李光炯（1870-1941），名德膏，晚年自号晦庐，安徽枞阳人。1887年，入莲池书院跟随吴汝纶学习，深得吴汝纶器重。1902年，跟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他襄助吴挚甫在安庆创办桐城县学堂，致力于兴办教育、培育人才。著有《国策札记》《阮嗣宗诗注》等。
11.森槐南：《十三日星冈茶寮邀饮福原周峰，请吴君乔梓暨、杜显阁、李光炯德膏、郭虞飏钟韶来会》，《槐南集》卷21，第19页。
12.吴汝纶：《槐南即席赋诗依韵和之》，吴汝纶著，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458页。
13.吴闿生：《诗集笺证》，吴汝纶著，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一册，第497页。
14.森槐南：《二十九日邮船公司总办近藤恬斋招饮，即席赋兼似挚甫、小宋》，《槐南集》卷21，第25页。
（森槐南）
吴汝纶自从6月28日到达东京后，就一直住在三桥客寓。到了农历六月十五，即7月19日，才搬到森有礼的旧宅居住，旧宅位于永田町一丁目十九番地。森有礼（1847-1889），日本著名教育家，被称为“日本现代教育之父”，明治维新之后曾赴美国调查教育制度。吴汝纶选择此住宅的具体原因现在已不得而知，推测应与对现代教育先驱的倾慕之意有关。吴汝纶的新家与森槐南的住宅相近，森槐南十分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与这位清国大儒进行诸多近距离的交流。当天，森槐南作《十九日吴挚甫京卿就宅永田街，与余家邻，并偶读古欢堂集，有移居诗，和者甚盛，因次其韵，赋成一篇，寄似索和》：
环堵墙外班班车，崇朝风雨谁移家。眼前此屋久突兀，萧艾渐长潜麏麚。昨来洒扫忽无迹，气色有似高官衙。先生客中暂为主，三径松石随欹斜。安排竹炉瓦钵好，秋鲜决明阶下花。想见凭阑笑点笔，芭蕉叶大翻墨鸦。喜追王翰卜邻愿，催诗岂待街鼓挝。急遣寸莛扣钟吕，笙簧或一调皇娲。[1]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之句，森槐南曰“三径松石随欹斜”，既写旧宅荒芜的景象，又以陶潜来比挚甫，突出挚甫的到来使得旧宅颇有光彩之意。想象吴挚甫居于此宅，必会斜倚栏杆，写诗作画，悠然自得。诗中表达了空闲了很长时间的房屋突然有硕儒来居的欣喜，极力渲染居所环境的优美，最后表示要追慕“王翰卜邻”之愿，向吴氏催诗唱和。“王翰卜邻”出自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这首诗是杜甫难得的豪迈甚至是狂妄之作。王翰在他生活的时代以狂出名，他曾经排大唐诗坛英雄榜，并把自己置于榜首。杜甫则更进一层，说如此狂妄的王翰想和他做邻居。森槐南引用这一典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王翰和杜甫的这一特质，选择了如此险峻的诗韵并且催促吴汝纶与之相和，可以看出森槐南对自己文学才华的自信，敢于在清国文人面前逞其诗才。面对森槐南的来势汹汹，吴汝纶在当日就作诗相答：
槐南文鞅飞云车，著书穰穰堆满家。有时羽猎建旗鼓，曲队坚重僵麇麚。昨者长歌辱投赠，句势矫若龙衙衙。恍对鄙宗渊颖作，矜奇斗险从倾斜。姜芽敛手不敢和，突兀枯树安能花。翻笑竖儒不解事，妄题茧纸如昏鸦。今来卜居上仁里，忽惊羯鼓花钱挝。孱军逃战迫穷险，有愧郢曲随轩娲。
在精养轩宴会上，森槐南大笔一挥，作长诗一首欢迎吴挚甫来日本考察，句势奇矫，一气呵成，大显风采，今日又作移居诗以索和，刻意选择如此险峻的诗韵，森槐南逞才之意处处可见。“渊颖”指元代渊颖先生吴莱，这里是说森槐南诗句势奇矫、“矜奇斗险”，风格就如同吴莱一般。唐代刘禹锡《酬家鸡之赠》诗云“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这首诗是刘禹锡酬柳宗元前寄刘连州所作之诗，后柳宗元又有答诗，诗中云“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2]。姜芽，指学童之手。吴汝纶在这里使用这一典故，既符合友人诗歌酬唱的语境，又表明自己才力不足，愿如学童一样拱手拜师学习。由此可见，面对森槐南的步步紧逼，吴汝纶稍显窘迫，便选择向后退一步，称自己年老无力不得与森槐南的纵横才气相对抗。但是其实这应该是吴氏自谦之语，也使这首诗充满了轻松愉悦的氛围，整首诗即使要符合“矜奇斗险”的诗韵，也显得十分流畅，典故的应用也信手拈来，不见局促之处。
正如森槐南在诗题中所交代的，这首诗的诗韵来自《古欢堂集》，是清朝初期田雯的诗集。田雯（1635-1704），清初诗人、藏书家，字纶霞，号漪亭，晚号慕斋。山东德州人。著有《山姜诗选》《古欢堂集》等。康熙十八年（1679），田雯因地震而移居，“七月地震， 自横街移居粉房巷。先至其处督奴子搬家具，闷坐久，作诗一篇题壁上，有‘东野家具少于车’‘墙角残立山姜花’之句。俄渔洋至，见而和之。次日遍传都下，和者百人”[3]。《移居诗》如下：
东野家具少于车，学打僧包何为家。一捆乱书十瓦钵，奚奴负走如犇麚。小巷逼塞通破寺，邻人指说来官衙。自操箕帚扫土锉，糊窗吹纸西风斜。雨淋屋塌堆瓦砾，墙脚残立山姜花。日暮天寒验霜信，匝飞秃树啼老鸦。短檠无油月相照，二更三更城鼓挝。鱼目鳏鳏瞠不睡，直从万古寻义娲。[4]
这首诗写新住所荒凉落败的景象，与诗人当时糟糕的境遇相对应，又选择了“麚”“鸦”“娲”“挝”等不好入韵的字作为韵脚，整首诗呈现出险怪的特色。王士禛在田雯搬入新家不久后就来到家里探望，看到墙壁上的《移居诗》，遂作一首相和。首句是“田郎诗格如雪车， 昨来新句传移家”[5]，黄金元谈论二人的交游所言，“《雪车》是中唐诗人刘叉诗歌的篇名，‘田郎诗格如雪车’是赞田雯的《移居诗》风格如韩孟般奇崛险怪，磊落不俗”[6]，接下来的诗句是对友人的宽慰之语，“未要沈范相赏识，风亭月观赏梅花”言即使没有人赏识也可以在优美的环境中有自得之趣，末句“牵罗补屋绝代子，慎莫无匹悲饱娲”亦有此意，劝导友人在贫困的生活中也不能过于悲观和消极。王士禛为田雯的《移居诗》作和诗之后，文坛名流纷纷唱和。根据《古欢堂集》中所收录的唱和诗，除王士禛以外，施闰章、曹贞吉、林尧英、汪楫、曹禾、汪懋麟、陈维崧、朱彝尊、丁炜都有唱和诗。因为这些诗人在清初诗坛均是一时之选，所以这次移居诗韵的唱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传为一段佳话。
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清代这个朝代从初升的朝阳走向了暮年，而清朝初期的一次诗人之间的唱和却在两百多年后的异域再一次发出了历史的回响，文学展现出了持久的生命力。清初的移居诗韵的唱和在险怪的诗风之外，在诗意上是主人的自嘲和其他友人的劝慰，如陈维崧的序言中所说：“此乌飞三匝，先生既自起而嘲；鹪借一枝，众客亦同声以赋也。”[7] 而二十世纪初日本文人与吴汝纶的移居诗韵的唱和就仅仅剩下了众人对诗歌技法上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森槐南作移居诗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森槐南带领另一位诗人永坂石埭拜访吴汝纶。永坂石埭依据森槐南的移居诗韵写了一首诗赠与吴汝纶。吴氏因醉酒而不能答，就在第二天早晨起来又作一首诗相和。那天森槐南和吴汝纶去玉池馆拜访永坂石埭，森槐南又作一首同诗韵的诗赋呈主人。在这之后，本田种竹 [8]作了五首叠韵诗以呈吴挚甫，在他的《怀古田舍诗存》中只录了其中两首，诗中描绘了吴氏来到日本之后“冠盖争迎使者车”之类的被热烈欢迎的场景，也有对之前去中国拜访吴氏情景的追忆：“咿唔声出绿槐里，凤漪亭榭开荷花。忆昨西窗夜前烛，谈酣往往惊林鸦。”[9] 本田种竹之所以将自己仿照森槐南移居诗所作的诗呈于吴汝纶以求雅正，是因为吴氏清国耆硕的身份，“耆硕文章有根干，儿女剪彩皆浮花”。８月27日之后，森槐南听闻本田已经作了五首同韵诗，却不得而见，遂作一首诗调侃本田，诗题是《日前闻种竹有娲字韵诗叠到五篇而至今未蒙开示，不知何以见外如此，戏依韵志慊即寄，非有意角力也》。虽然森槐南在诗题中说：“非有意角力”，但处处透漏出一种“挑衅”的态度，“田郎笔是介亭石，奇峰剑戟来排衙”[10]，先说种竹才技过人，然后笔锋又转到自己，“若磁引铁偶技痒，石马何会伤斧挝。不相送似亦无憾，慎莫石破天惊娲”这四句则有明显的激将意味。果然，在森槐南作了这首诗不久，本田种竹作诗以和，而到这个时候，本田已经做了同韵的七首诗了。森槐南又作一首，这首诗则显得中规中矩，其中还夸赞了本田的才华：“坐对新诗觉形秽，君似出水芙蓉花。”[11]在森槐南和本田种竹一来一往的唱和中，二人都作诗以逞才，到了后期，森槐南先败下阵来，最后作一首诗来结束二人之间的争斗。这首诗的诗题为《再和种竹见答，不觉前后亦已五用此韵，无补费神，几于玩物丧志，任君有十叠二十叠，仆请从此阁笔》，诗中多处使用典故，例如陈遵投辖、鲍姑贤德、如皋射雉等等，都与悠闲恬静的隐逸生活相关，可见森槐南是以退让的姿态作最后一首和诗，不再与本田争胜。直到这首诗出，二人之间的角力才暂时告一段落。
关于这次移居诗韵的唱和，还有一个故事。9月3日，森槐南向吴汝纶出示了他与本田种竹的唱和诗，吴氏叠韵作答。全诗如下：
老槐胸富书五车，罢官直以诗为家。田生才多喜斗险，穷苴罄杙遮麖麚。二子诗坛两坚敌，应兵报复如彭衙。我衰笔退秃无颖，齿摇发脱暮景斜。是身突兀菩提树，过眼艳丽优昙花。心涸有若先竭井，才钝欲拟后栖鸦。眼中二妙忽相逼，驽骀随骥劳鞭挝。只应净洗筝琶耳，坐听鼓瑟双灵娲。
吴氏将森槐南称为“老槐”，将本田种竹称为“田生”，二人诗才绝艳，在当时诗坛名声相抵，竞相骋才，而自己年老才钝，无力为战，只好退立一旁，洗耳恭听二人共同奏出的华美乐章。之后，本田种竹因为出游未能参加中秋檀栾会的活动，补作一首诗相呈，也用了娲字韵，即《赠冷灰博士兼似槐南诗家十叠唱和韵》，至此可见，本田已经用这一诗韵作了十首诗，可谓是大显才学。对于本田的这首诗，森槐南有评语曰：“此韵余实为挚甫京卿移寓而发，一变为玉池订交之资，再变为种竹逞技之材，才人能事，不可蠡测如此。”这句话概括了移居诗韵唱和的三个阶段，也表明森槐南对这次由自己而起的诗韵所引发一系列的文学效应的颇为自得的心理。10月4日，本田种竹招饮，吴汝纶作的和诗中有一句“东海诗风有旧传，莫论王后与卢前”。之前本田被称作“田生”而感到不喜，由于他与森槐南有争名之意 [12]，这里吴用“初唐四杰”的典故规劝二人不必相争，当尽弃闲愁、纵酒高歌。有趣的是，清初田雯有一首绝句，前两句为“一日一花诗一首，莫论杨后与卢前”[13]，为避开“王后”这个敏感词，诗人用了“杨后”来代替。这句诗用初唐文人排序的典故，来回应文坛上的“王田”之争。[14]当时田雯和王士禛是好友，二人很有才华，但是在文学观点上有一些分歧，所以当时有孰高孰下的争论。二百多年后，两个日本文人用了相同的诗韵来赋诗争名，又被劝说不必执着于“王后卢前”的序列，一切都与清初的情形有着高度相似性。穿越历史的迷雾，以吴汝纶的东游作为桥梁，中国诗人之间的一次唱和在异域出现了微妙的回音，尤其是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尽学西学而中学式微的日本，使其具有了重要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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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森槐南：《十九日吴挚甫京卿就宅永田街，与余家邻，并偶读古欢堂集，有移居诗，和者甚盛，因次其韵，赋成一篇，寄似索和》，《槐南集》卷１，第14页。
2.柳宗元：《重赠二首》，《柳河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06页。
3.田雯：《诗话》，见《古欢堂集·杂著》卷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3页。
4.田雯：《移居诗》，见《古欢堂集·七言古诗》卷２，《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8册，第 257页。
5.王士禛和田雯诗，见《古欢堂集·七言古诗》卷２，《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8册，第258页。
6.黄金元：《王士禛与田雯交游考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２期。
7.陈维崧序言，《古欢堂集·七言古诗》卷２，《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7页。
8.本田种竹（1862-1907），名秀，字实卿，号种竹。阿波（今德岛县）人。1898年，本田种竹来到中国游历，在此期间著有《戊戌游草》二卷。1906年，创立诗社自然吟社，在汉诗界产生很大影响。与森槐南、国风青厓并称为明治后期三大家。著有《怀古田舍诗存》六卷。
9.本田种竹：《四叠韵》，《怀古田舍诗存》卷５，东京：日清印刷，1912年，第21页。
10.森槐南：《日前闻种竹有娲字韵诗叠到五篇而至今未蒙开示，不知何以见外如此，戏依韵志慊即寄，非有意角力也》，《槐南集》卷21，第20页。
11.森槐南：《读种竹和答诗，知其为七叠韵，因和见答》，《槐南集》卷21，第20页。
12.吴闿生：《诗集笺证》，吴汝纶著，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一册，第499页。
13.田雯：《盆梅四首》，见《古欢堂集·七言绝句》卷２，《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8册，第345页。
14.张银娜：《田雯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桐城派以古文名世，桐城诗在清代诗坛也有影响，然而长期以来诗名被文名所掩。姚莹说：“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有然哉？” [1] 桐城文名满天下，而桐城诗派概念的提出则是在钱基博，后来钱锺书继承钱基博的观点，在《谈艺录》中言：“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惜抱渊源家学，可以征信。”[2] 钱锺书将桐城诗派的开始定于姚范，姚鼐跟随伯父姚范学习诗与古文，姚鼐的诗是桐城诗的标杆。钱氏父子勾勒的桐城诗派的渊源与发展，是以方东树《昭昧詹言》为基础的 [3]。姚鼐之后，曾国藩及其门下弟子以姚鼐为尊，延续桐城诗学的经脉[4]。吴汝纶作为曾门的重要人物，在诗学上继承曾国藩的主张，服膺姚鼐，他在《与萧敬甫》一文中说：“姚七言律诗，曾文正定为国朝第一家。其七古曾以为才气稍弱，然其雅洁奥衍，自是功深养到。”[5]吴汝纶虽不以诗为重，但亦有诗才。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说：“近代皖派诗家，以桐城吴汝纶行辈最早，吴氏习闻姬传姚氏之说，为诗以山谷为宗，辅以杜韩，故其诗平实稳顺，绝无宿韵，晚年与范当世倡和，益觉清苍。”[6]这一评价十分精到。吴闿生编纂《晚清四十家诗钞》，序言第一句为“先大夫垂教北方三十余年，文章之传则武强贺先生，诗则通州范先生” [7]，可见，吴汝纶的诗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也受到了肯定，为范当世所承。贺培新在《晚清四十家诗钞序》中也说：“自太夫子垂教北方，教化所渐被，渊源本末具见于此，而有清一代诗学之大观，亦莫盛于是矣。” [8]说明吴氏的诗在当时不仅为桐城正统诗学的延续，在清代诗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吴汝纶来到日本考察教育，虽不是专门传播其文学主张，但是在与日本文人的交往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诗学取向，在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和吴氏交往最频繁的森槐南。森槐南年少成名，因为其在十二岁所作的一首“屋檐寒雀一群喧，熟点疏梅照短垣。应有客携佳句到，山童扫雪晓开门”而被称为“扫雪童子”。森槐南的父亲森春涛是明治时期的著名诗人，好学清诗，欣赏性灵派，曾经编选过《清三家绝句》，收录清朝诗人张问陶、陈文述、郭麐的诗，可见森春涛的诗学取向。森槐南家学深厚，诗才卓绝，跟森春涛学习清诗，在诗歌风格上亦倾向于性灵[9]。森春涛作为明治初期的诗坛盟主，曾成立茉莉吟社，后来又成立星社。春涛的弟子永坂石埭、岩溪裳川、永井禾原等人和森槐南一起都是后来檀栾会的主要成员。檀栾会，是日本明治后期一个著名的写作汉诗的诗人团体，会定期举办聚会。檀栾会的主要成员有江木冷灰、森槐南、本田种竹、永坂石埭、岩溪裳川、高岛九峰、关泽霞庵、手岛海雪、上梦香等，均是日本汉诗坛的一时之选。檀栾会大多数诗人都处在森春涛的影响之下，崇尚清丽、空灵的诗风，正如檀栾会第二次集会在三月十日，森槐南评江木冷灰诗言“查初白谓：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惟灵能淡，乃在谈笑之间别有天矣。识个中消息者，方许为檀栾会中人。”[10] 可见能够真正理解诗歌风格上的空灵雅淡是加入檀栾会必需的条件，这也是檀栾会的宗旨所在。吴挚甫来到日本之后，参加了檀栾会第七次和第八次的聚会，分别是在1902年的中秋节和重阳节，诗人们饮酒赏景，赋诗唱和。吴氏以其深厚的诗学根柢和基源于桐城诗学的诗风为日本汉诗界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息，这种改变可以通过森槐南窥得一些踪迹。
森槐南与吴汝纶父子接触得很早，早在中秋集会之前，森槐南读吴辟疆的诗，并作诗一首书于其后：
韩欧王苏数大家，读尽缥缃三万轴。三才万象虽牢笼，诗惟老杜为归宿。岂知真成学杜者，前有玉溪后山谷。有明诸公美捧心，反令识者皆颦蹙。剩馥残膏不复存，虎皮羊质空刺促。正法眼藏二百年，一在桐城一常熟。豫章骨法撑楂枒，樊南丰腴透肌肉。寸心得失谩较量，要还少陵真面目。今读吴郎一卷诗，拼风毛质穿杨镞。祖灯心印惜抱轩，万牛谁媲麟角独。悔予少小喜西昆，无题碧城伤丽缛。二冯宗旨亦未窥，何况江西气森萧。行思改辙从执鞭，霜空直与鹰鹯逐。句不惊人死不休，他生免落泥犁狱。[11]
这里森槐南把杜诗作为诗歌最高的标准，而学杜最好的前有李商隐后有黄庭坚，所以学诗要从这二人入，才能更好地接近杜甫诗歌的境界。他通过这首诗构建了杜诗的传承谱系，在唐代为李商隐，在宋代是黄庭坚，明七子是为东施效颦，不得正法，清代则有两派：一派是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另一派是以钱谦益及冯舒、冯班为主要人物的虞山派。森槐南诗中的谱系与桐城诗的宗法路线是相符合的，“一般而言，桐城家法是由苏、黄溯于杜、韩”[12] 。吴汝纶父子所作的诗是桐城诗，读他们的诗让森槐南领会到学杜的正确途径，“祖灯心印惜抱轩”指出桐城祖师姚鼐之诗为诗之正宗，所以森槐南无比悔恨自己之前学西昆体，想要改辙易途，转而学习江西诗派，以得诗之正法。另外，这首诗的末句言“句不惊人死不休”，这是化用杜甫的诗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也和桐城诗注重苦吟相承接。桐城派重视苦吟，不仅体现在文，在诗中也有追求，如方东树“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节，尤在性情。使人千载下如相接对” [13]，指出字句音节对桐城诗的重要性，钱澄之则具体指出“苦吟”的具体内涵，“唯造句，则心欲细而功欲苦，是以诗贵于苦吟也……苦吟无他，情事必求其真，词义必期其确，而所争只在一字之间”[14]。强调一字一句都对于情感和意义的表达十分重要。
桐城诗要求言之有我、言之有物，即诗要能表达作者的意向与志愿，表现诗人不同于他人的遭际、气质与品格。刘大櫆在《伯父分既先生诗序》中说诗要强调自己的意志：“吾伯父分既先生之为诗，不唯其辞之工，而唯其有以寄吾意……意动则操笔立书，连纸不能休。”[15] 梅曾亮《李芝龄先生诗集后跋》云：“无我不足以见诗，无物亦不足以见诗，物与我相遭，而诗出于其间也。” [16]主张诗歌要表现诗人的性情和万物的情状。到了晚清，诗人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文化崩塌、世道浇漓，桐城派诗人“因时”[17] 而变，积极书写满目疮痍的现实，诗歌与时局的关系更为密切。诗人因现实遭际而感受到的种种逼仄、矛盾与悲戚向外则发为哀痛迫切之辞，构成了晚清桐城派诗歌的主要面貌。
吴汝纶在檀栾会的中秋集会中，作了三首七律，一首七绝，其中第一首和第三首七律如下：
池心亭子水平桥，菡萏香中度玉箫。秋得波涵清更远，月经雨洗耿犹娇。不辞暮色多霜露，但恐巢痕在苇苕。准拟圆光满寰宇，阴晴难定可怜宵。———《江木君湖心亭招饮，奉和原韵》
竖起晴光与众看，夜深圆满怕清寒。照来荷折香疑在，映到林空秀可餐。潋滟金波如酒晕，槎桠桂影学蛇蟠。卢仝但解蛙宜磔，岂识浮云抉去难！———《又次裳川君韵》
根据吴闿生的笺证可知，这三首七律都寄寓深婉，如第一首的末尾二句“叹开化之难也”，第二首“三句自负之词，四句言毁誉皆不足校”[18] 等。吴汝纶身处异国他乡，虽然与异国友人交往甚欢，但是内心并不尽是欢喜，对改革将要面临的困难的忧虑、对国家遭遇内忧外患的不平、对自我命运与集体命运的思考等等诸多感情都熔铸于诗中，在晚清时局的危机背景之下，有志有为的诗人感受到的痛苦悲戚都在诗歌中有了具体的展现。吴氏的这种言之有物的诗歌与檀栾会诸人停留于表面的写景记事的诗迥然不同，同样是写月，同样是宴饮赋诗，不同的审美追求导致了不同的诗歌面貌。另外，吴闿生“连天阴翳终消尽，却恐清光已费愁”“苦思空呕心血尽，回天自古万牛难”等诗句也表达了和吴汝纶相近的意思，都表明了改革的困难和对现实的慨叹。森槐南评吴闿生的诗云：“言皆有物，藻不妄抒，家学之深，令人钦敬”；评吴汝纶诗“信手拈来，无一字不确切” ，这种切实、言之有物的诗歌与檀栾会早先尊崇的空灵诗风大相径庭，而森槐南在评价的时候又流露出欣赏、钦羡之意，可见其中之变化。同样在中秋集会中，森槐南次韵岩溪裳川的诗如下：
所谓伊人溯水看，月光虽在不胜寒。云遮壮斧真堪斫，露积仙盘或可餐。遥寄封笺救蟆食，苦吹长笛起蛟蟠。却怜万象阴霏里，烈烈天霜欲下难。[19]
岩溪裳川评曰：“此包括吴君乔梓诗意，故气体亦渐近山谷。”这首诗的末句用连绵不绝的阴翳比喻清国改革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天霜难下则代表改革难以实施。正如岩溪裳川所说，这首诗表达的意志和吴氏父子可以说是完全一致，可见森槐南受其影响，努力地在诗中注入诗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来增加诗歌的厚重感。与此同时，在吴氏父子的影响下，森槐南在诗歌中加入了对时事的关注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走出性灵派抒发私情的狭小空间，面向更广阔更复杂纷繁的现实世界，这是森槐南在诗歌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森槐南评吴汝纶诗第三首云：“三律此首最妙，桐城诗学如此。”与前两首相比，第三首除了表达诗人的意志之外，在其他方面也体现了桐城诗的艺术风格。这首诗的颔联开头前两个字“照来”和“映到”写月光洒在水面和树林上，省略主语之后用两个动词作律诗颔联两句的开头，较为少见，而且在对偶上两个词相对，分开成字之后也是两两相对，对偶工整又稍显生硬，可见诗人之造意与琢磨，显示出和宋诗相符合的作诗方法。尾联“卢仝但解蛙宜磔”一句用典，唐代卢仝曾作《月蚀诗》，韩愈又效仿卢仝作《月蚀诗效玉川子作》，末句为“尽释众罪，以蛙磔死”，所以吴汝纶的这一句诗是将这两个典故叠用来写月亮的千变万化。桐城派的兴起与发展都处于清代这个学术大总结的时期，在文章方面总结从古到今的作文方法，不局限于一朝一代，指向的是整个古文的作法。桐城诗也受此影响，表现在典故的运用上则是不蹈袭前人，可以自由熔铸典故以洽和诗意[20]。再者，吴氏的这首诗中出现的意象“蛇”和“蛙”较为险怪，与末句的典故相映，可见韩孟诗派的痕迹，也符合桐城诗“由苏、黄溯于杜、韩”[21]的目标。森槐南在和岩溪裳川的诗中“遥寄封笺救蟆食，苦吹长笛起蛟蟠”一句也出现了类似的意象，势必与吴氏的珠玉在前有所关联。吴汝纶在中秋集会上作的三首七言律诗中，第三首从以上各个方面更贴近于桐城诗，这首与檀栾会诗人平常所做的诗的差异也是最明显的，森槐南体会到其中深意，一变之前所崇尚的空灵诗风，而努力与这种诗风相靠近。
森槐南不仅学习吴汝纶父子的诗，而且溯源而上，学习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森槐南在中秋集会上另起一韵赠吴挚甫：
龙女吹箫夜出游，檀栾高会好中秋。拣枝乌鹊三珠树，听水霓裳七宝楼。吴质不眠看露脚，常仪无语惜刀头。广寒倒作湖心影，坠粉莲房暗自愁。[22]
这首诗格律严谨，未有一字出韵，大量运用典故，末句又化用杜甫“露冷莲房坠粉红”（《秋兴八首》其七）的诗句，被岩溪裳川评为“此以义山体出之，而丰骨同吴氏生造之格”。“生造”与森槐南评价吴挚甫诗“屈强撑挺，如生铁铸成”十分类似，都指向江西诗派的瘦硬的诗风。森槐南《又次裳川客渔韵》一诗被评“此包括吴君乔梓诗意，故气体亦渐尽山谷”，也是因为岩溪裳川敏锐地发现了森槐南通过学习吴氏父子的诗向黄山谷诗风努力的迹象。在檀栾会第九次集会上，森槐南《次冷灰博士韵》第一首一句“酒醒或怕渴吞湖”被评为“‘湖’字押得妙，宛然江西派图中人”。由此可见，森槐南从诗意、气骨、押韵等各个方面入手，孜孜不倦地学习黄庭坚和吴氏父子作诗，而这种追求被檀栾会中的其他人所肯定，体现了森槐南甚至是檀栾会中的其他人对吴氏父子之诗及宋诗的体悟之深切。
吴汝纶赴日考察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因为中国无法抵抗明治维新之后强大的日本，中国的战败让以往对中国文人无比尊崇的日本文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战争胜利提升了日本文人对本国文化的自信，相应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已经不能再和何如璋、黄遵宪在日本的时期同日而语。“乾嘉诗格渐颓残，沦到咸同不耐观。似此中原无愧否，辽东属国旧衣冠。” [23] 这是森槐南的一首诗，诗中言清国的诗从乾嘉开始到咸同年间诗格不振，逐渐趋于沉寂，言语中颇有轻视之意，就是上述心态的反映。然而，吴汝纶的到来让森槐南甘心服膺，并向其学习作诗方法，建立一种新的诗学审美理想。可见，诗人之间的酬唱往来不只是文人之间的游戏，而是在其中足以体现诗人诗风的转变乃至对于异国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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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莹：《桐旧集序》，徐璈辑录，杨怀志、江小角、吴晓国点校《桐旧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
2.钱锺书：《谈艺录（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35-436页。
3.参见刘文龙《方东树〈昭昧詹言〉与桐城诗派》，《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4.钱基博：“姚氏自范以诗古文授从子鼐，嗣是海内言古文者，必曰桐城姚氏，而鼐之诗则独为其文所掩。自曾国藩昌言其能以古文之义法通于诗，特以劲气盘折；而张裕钊、吴汝纶益复张其师说，以为天下之言诗者，莫姚氏若也。”见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12-213页。
5.吴汝纶：《与萧敬甫》，吴汝纶著，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三册，第258页。
6.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7.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自序》，吴闿生评选，寒碧点校《晚清四十家诗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8.贺培新：《晚清四十家诗钞序》，吴闿生评选，寒碧点校《晚清四十家诗钞》，第27页。
9.高文汉：《日本近代汉文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10.森槐南评江木冷灰《壬寅三月檀栾第二集赋此乞政》，岩溪晋编《檀栾集》第一册，东京：东京印刷，1912年，第3页。
11.森槐南：《读吴辟疆啓孙诗本偶获一篇，即书其后还之》，《槐南集》卷21，第15页。
12.寒碧：《重印晚清四十家诗钞序》，吴闿生评选、寒碧点校《晚清四十家诗钞》，第9页。
13.方东树：《昭味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0页。
14.钱澄之：《诗说赠魏丹石》，《钱澄之全集·田间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148页。
15.刘大櫆：《伯父分既先生诗序》，《刘大櫆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90页。
16.梅曾亮：《李芝龄先生诗集后跋》，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17.“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梅曾亮《答朱丹木书》，《柏枧山房诗文集》，第38页。
18.吴闿生：《诗集笺证》，吴汝纶著，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一册，第498页。
19.森槐南：《又次裳川客渔韵》，岩溪晋编《檀栾集》第一册，第27页。
20.方东树《昭昧詹言》中提出六种学诗的方法，关于典故运用集中在第三点和第四点：“三曰造字，必避旧熟，亦不可僻。……用典又避熟典，须换生。……四曰隶事避陈言，须如韩公翻新用。”
21.寒碧：《重印晚清四十家诗钞序》，吴闿生评选、寒碧点校《晚清四十家诗钞》，第9页。
22.森槐南：《古中秋湖心亭檀栾第七集赋一律并赠吴挚甫，时挚甫言旋在近》，《槐南集》卷21，第23页。
23.森槐南：《鸡林诗选题辞宁斋瞩》，《槐南集》卷14，第19页。
吴汝纶回国之后，致力于将教育考察结果付诸实施，为开办桐城学堂募集资金、寻找校址等诸多事宜前后奔走。年底回家乡枞阳路途中感染风寒，发病后不到半个月就溘然长逝，未见东游考察的结果实施于世，为家乡规划建设的桐城学堂亦未开学而与世长辞，令人唏嘘。日本教习早川新次作《在安庆寄邦人书》寄回日本，详细告知日本诸人吴先生临终之情景。吴汝纶于1903年2月逝世，同月日本已得到消息，高岛九峰作诗一首以寄予哀思，森槐南将高岛诗收入《槐南集》中，并作评语：“精卫填海，竟成恶识；屋梁落月，犹照颜色。初闻讣音，冀其未确，而今无望矣。落落海外知己，吾窃幸遇合千秋；寥寥禹城人物，天何不慭遗一老。痛恨填膺，虽有千言万语，未足以抒悲愤。今得九峰此篇，乃泣而录之，以代生刍云。”森槐南将吴汝纶视作海外知己，以与之相遇酬唱半载为幸，犹如杜甫寄李白的诗“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梦李白二首·其一》）一样，森槐南对吴挚甫也是寄寓了深切的思念之情。2月23日，森槐南作七绝一首，“万里珠沉海月愁，屋梁颜色亦难留。可怜皖口梅花路，雪积如山是首邱。”诗人让思想插上翅膀，跨过汪洋，想象这位清国大儒去世后其家乡的景象，梅花飘落，雪积如山，天地都仿佛在为其哀悼。这首诗突破空间的限制，抒发惆怅之情更为深婉。吴挚甫的“赍志以殁”让森槐南哀伤不已，感情真挚，甚为惋惜，二人的交游在生死时空中实现了延伸。
在近代中国，中日之间的文学交流比之前更加频繁，作为有清一代古文代表的桐城派也突破国门之限，在日本等地传播演变，影响了用汉字写作的汉文学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于异域中发出回响。经历有清一代的辉煌，桐城派在晚清民国时作为靶子受到新文化人士“桐城谬种”的口号的攻击，随着马其昶、姚永朴、林纾等所谓后期桐城派主要人士的去世，多数学者认为桐城派在这时宣告终结。作为对这种观念的反驳，魏泉《1930年代桐城派的存在与转型——以〈青鹤〉为中心的考察》一文通过史实的考证证明桐城派的存在延续到了1930年代[1]。除了时间的延续，桐城派在空间的传播也突破了中国本土的地域限制。桐城派在日本的流衍有其发展线索，古文传播以黎庶昌对重野安绎、藤野湖南等人的影响为中心，桐城文集在日本的刊刻与传播聚焦于刘大櫆《海峰文集》和姚鼐《古文辞类纂》，与之相比，桐城诗学的流传则相对隐蔽，对吴汝纶和森槐南交游的梳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条线索更为清晰。吴汝纶、森槐南都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二人的交往不仅是文人的风雅之举，也是在诗歌互动、互为品评的过程中影响诗学取向、审美趣味的表现。在交往过程中，森槐南因为吴汝纶父子的影响而师法桐城诗学，由桐城诗学经江西诗派上溯杜诗，一改空灵诗风。森槐南的转变是桐城诗在日本传播演变的一个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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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泉：《1930年代桐城派的存在与转型——以〈青鹤〉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