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中国基金报
在《孙子兵法》的《虚实》篇中，有这样一段千古名句：“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意思就是说，在作战的时候，对每一个方面的力量准备，都会导致其它方面的力量不足。而如果指挥者想要对所有方面都做到准备，就会导致所有方面的力量都不足。
这段对战略选的分析，和一般人的想法完全相反。一般人总是认为，准备这种东西，是多多益善的。对于重要的事情，我们总是习惯于面面俱到，把一切方面都兼顾起来。但是，这样的做法，却会导致我们的力量分散，无法将全部精力集中在一点上，无法造成实质性的突破。而正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的，“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许多时候，分散会导致更多的问题，而集中精力则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在竞争中带来实质性的优势。
在投资中，事情也是一样。沃伦·巴菲特先生在给股东的信中，曾经不止一次的指出，投资需要集中、集中、再集中。投资者需要集中的做出投资决策，“如果一生中只做能20个投资决定，那么绝大多数人的业绩会好得多。”（巴菲特把这事儿称为“卡片上只打20个洞理论”。）
由于金融市场在绝大多数时候仍然是保持稳定运行的，因此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也就不太容易在市场中，找到非常优秀的投资机会。但是，由于市场存在天生的不稳定性，短期的市场紊乱会给投资者带来非常优秀的机会。在著名数学家贝努瓦·B·曼德尔布罗特和理查德·L·赫德森所著的《市场的（错误）行为：风险、破产与收益的分形观点》一书中，这种市场的长期有效与短期无效之间的关系，被描述的淋漓尽致。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把这本书找来一读：它会改变你对市场的平静的印象。
同时，投资者也需要集中仓位，巴菲特在早期曾经修改自己和投资者的条款，允许他把基金资产的最多40％的仓位投放在一只股票上。要知道，真正好的投资机会并不算太多，如果当投资者遇到这样的机会时，只下很少的注，那么他的业绩自然很难超凡脱俗。在英镑阻击战中，乔治·索罗斯对手下的那句告诫，在投资界至今传为经典：“如果你确定自己是对的，为什么只下这么少的注？”
另外，投资者需要集中自己的分析能力，对自己的持仓了如指掌，而不应该持有太多只股票，这正如巴菲特曾经打的一个比方：“国王的后宫要是有70个女人，他不会懂其中任何一个。”（语出《巴菲特致股东的信：投资原则篇》，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这种对分析能力的集中，来自于每个人认知能力的局限：你不可能懂所有的东西，因此你不可能对所有东西有精准的判断。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内做少量、但是确定的投资，是优秀投资者必备的品质。
如果投资者要扩大自己的投资范围，那么他们不能盲目选择标的，而是要不断努力的扩大自己的能力圈，也就是认知的范围。随着投资者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了解新的领域（注意这里说的是了解，而不是知道），他们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到更多的投资标的。
举例来说，我一直认为，如果你不在某个国家和地区生活，那么你就不能了解当地公司的运行情况。而如果你想购买当地的股票，你就必须去当地住一段时间，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工作，打成一片。
在《浪潮之巅》一书中，吴军先生曾经指出，亚马逊公司（Amazon）的电子商务业务，之所以没有做到像淘宝在中国这样在经济体中极度普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实体超市，比如沃尔玛、家得宝（Home Depot）这样的公司，已经在生活中十分便利。（《浪潮之巅》第三版下册，第726页，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因此，新来到的电子商务公司就没有那么容易开展业务。那么，对于一个没有在美国生活的中国投资者，他如何能了解这种情况呢？他会想当然的认为，亚马逊公司既然业务模式和淘宝类似、行业内的市场地位也类似，那么它的电子商务业务理应同样赚钱。
当然，这个世界上凡事都有例外，富达基金（Fidelity）的彼得·林奇、中欧基金的曹名长，都属于买了很多股票的、长期业绩优秀的基金经理。但是，即使是他们，在股票仓位的配置上，集中度也非常之高。
彼得·林奇在自己的书中不止一次的表示，他的仓位一直很高，即使是在1987年美国市场大崩盘前后，他的仓位也很高。而在2018年低A股市场最黯淡的时候（2018年A股市场的下跌幅度是历史第二深的，仅次于2008年），曹名长先生所管理的封闭式基金，其股票仓位高达99.86％（参见中欧恒利基金2018年年报）。由于股票型资产在长期的表现远好于其它资产，因此即使这两位基金经理喜欢分散的选股方式，但是他们在股票的仓位控制上，仍然做到了高度集中。
如果说集中投资决策、集中仓位、集中选择是优秀投资的不二法门，那么分散投资在很多时候，就是能力不足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我记得巴菲特先生在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聊到曾经错失的一个投资机会是这样的：他说当时有一个行业股票大跌，他知道这个行业的股票已经便宜了、知道这个行业在长期仍然是有前途的，但是由于他不了解这个行业的具体结构、以及其中公司的情况，他选择了不投资。但是，回过头来，巴菲特说，当时如果他采取行业指数化的投资方法，也就是不管具体公司好坏、每家行业内的主流公司都买一点儿的方法，他本该能从这个机会里赚到不少确定性很高的钱。
对于日新月异、变化多端的科技行业，很多投资者也是这样做的。由于投资者许多时候很难分辨两种科技哪种会成为未来的主流技术（比如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硅谷的精简指令处理器与复杂指令处理器之争），或者在一个领域里哪家公司会成为未来行业的龙头（比如在早期微机时代，只卖软件的微软公司，和软硬件一起卖、而且品质做的更好的苹果公司，哪个更有前途），而投资者同时又很看好这个行业的整体发展，那么在两边各下一点注，也不失为一个次优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以上这种看起来很平庸的指数化投资方法，在长期也能做到不错的收益：至少好过一大半投资者。
由于资本市场在不断的交易中，会产生大量的损耗，包括证券公司收取的各种费用（香港还有一种费用叫仓租费，就是不交易每年放着股票也要交钱）、政府收取的印花税、基金公司提走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托管银行收走的托管费、基金销售机构抽成的销售费用等等，因此投资大众所获得的平均回报，一定少于市场的回报率。
一个更重要的、导致投资者平均收益低于市场的因素，来自于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二八效应。在人类社会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少数人总是拿走了多数的利益、多数人总是拿到了少部分的利益。以工资来说，公司里工资最高的几个人拿的工资，可能是平均水平的很多倍。而以个人财富来说，最有钱的一小部分人，财富也是平均水平的无数倍。即使是在战场上，情况也差不多，最优秀的尖端武器操纵者，对战争的影响力远大于军队的平均水平：想想航空母舰战斗机飞行员的重要性，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二八效应的存在，导致以人均回报论的投资者平均回报水平，会比扣完费用的市场平均回报水平还要低不少。几个特别优秀的投资机构所多赚的超额收益（机构投资者的水平往往比个人投资者高不少，管理的机构资产更是多出很多倍），往往需要几百、乃至几千几万个小型投资者的超额亏损才能弥补。因此，如果按每个人的回报平均数来计算投资者的平均收益，而不是按简单的市场总收益除以投资者总人数计算，那么不做主观判断按照指数化投资、只是尽量降低自己交易费用的投资者（就像美国的指数基金之父、约翰·博格先生，一直在努力帮助指数基金投资者降低费用所作出的努力那样），在长期一定会取得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
和指数化投资类似，基金定投（定期、定额对固定的基金进行投资，国内简称定投）也是一种“次优的分散化选择”。
从最好的投资策略来说，为什么要定期投入一定的资本、而不是在最佳的时候下重注呢？在军事学上，对这种定期投入一定的小额资本的方式，有一个不好的评语叫“逐次投入不足兵力”，是为战场大忌。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限于运输能力不足，只能一个师一个师的往前线调动军队，结果每只小部队都遭到敌方优势火力打击，以致失败。
但是，对于市场经验不足、知识储备不够的投资者来说，定投可以让他们对市场保持一定的参与度，同时最大程度降低投资所需要的心理素质和知识储备。从这个角度来说，定投仍然不失是一种“在资源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次优的、也是无奈的投资选择。”
所以，在投资市场上，有准备的集中，永远是投资的圣杯。这种集中，需要大量的长期积累、坚定的信念、以及足够的耐心，以抓住最佳的机会。而对于那些不能做到这些的投资者来说，盲目的投资往往会带来相反的效果。一次致命的集中错误，足够给任何投资者带来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限于经验和知识的不足，分散化的投资方法也就成为一个适合更多投资者的次优选择。
（作者系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研发中心执行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