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李树婷（23岁）

社火表演。李树婷/摄

　　第二次购房房契。

　　购买土地的字据。

　　一座百年老房是我们这一家从高祖父起记忆开始的原点；一条千年的河流从房子后面缓缓流过，见证我们家的变迁的同时，也记录着古城的发展。家族的发展与时代紧密相连，我逆着时间的轨迹追忆往昔，尘封已久的往事又开始鲜活，每位成员的记忆闸门就此打开……

　　生根——从一座接客的上房说起

　　房子建于明代中后期，这个信息是从县政府在房子外墙上挂的历史建筑简介牌上得知。2013年5月，县政府在全县范围内考察文物建筑并将其登记造册，我们家前面的那间老房子也被列入其中，并挂上了牌子。这时大家才知道这座房子的建成年代。在此之前，我们家关于这个上房的模糊记忆仅限于知道其主人是一位姓张的举人，后来家道中落，其后人将房地或抵押或售卖，这位姓张的举人还被记录在县志上。带着这些信息点，我翻阅了《浚县志》，在《人物记·集记》记载的明代的人物记中发现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张志体坤神宗十六年举人少负隽才试辄冠其曹登贤书后家愈贫其志趣可见。”这段文字中展现的信息与关于房子主人的记忆高度相合，所以我推断张体坤就是祠堂的主人。后来张氏家族没落，已经沦落到靠卖地为生了。

　　我们家的房地是高祖父李茂林从张家几个兄弟手中购买的。爷爷说当时高祖父一家生活在南辛庄街（在我们现在家的东面），到了分家时高祖父选择另买一块地为家。在一张买田地的地契中，其见证人落款处有李氏族长的签字，由此可见当时在高祖父成家之前的生活方式还是以族聚为主，族长掌握着族里的大小事务。其实早在高祖父购买张家房地之前，张家就因为无力偿还高祖父的债而用房子抵押，后来张家日益衰败，便开始大量卖房地。除了卖给我们家，还有现在前后胡同的街坊邻居的房地也是从张家手中购买的。房子土地不是一次购买完成的。明确立有地契的是两次：一次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卖主为张丹凤、张丹迁，高祖父以大洋三十元三毛的价格买进，这次购买的房子面积共三分二厘四毫五丝。一次是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二日。卖主为张丹亭，高祖父这次以大洋一百五十五元价格买进。卖契上只说明了房地的界限，没有具体记录数字。1953年2月26日，新中国政府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最终确定了高祖父最终拥有的房地数量，共计八间房，面积为六分二厘八毫。房产证上有当时县长、副县长的签名。

　　至此，我们家完全在此落户，成为顺河村纸坊街的村民。

　　院子外一条河的记忆

　　我家所在的那条街是沿河而建，从后墙的小门出去就到了河边。很长时间里，那条河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条普通的河，它也有着一个普通的名字——卫河。在它没有被当作文化遗产改造前，我对它只有一个评价，那就是“非常臭”。河两岸的人家都喜欢把垃圾倾倒河边，河里也是常年几近干涸，所以有些人干脆直接在河床上种起了高粱，玉米等农作物。可爷爷、爸爸他们记忆中的卫河却是一条“母亲河”，河里常年有水不说，而且河水清澈，鱼虾不断。上游的水可以直接饮用，下游的水用来洗衣、洗澡。就连城镇医院的人也舍弃打的井而来河边挑水吃。爸爸最津津乐道的是，因为这条河，他上下学几乎不走路的，总是将鞋丢进书包，跳进河里游着去学校。

　　到了我小时候，顶多冬天在结冰的河上溜冰，等再长大些卫河一到冬天就没有水了，更别说结冰。卫河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也发挥着巨大的运输功能。这条河向北可达天津，向南可达江浙一带，河面上商船过往不断，爷爷年轻时还在船上当过装卸工。想起那时的繁荣场面，爷爷用一句话概括“下一趟天津卫，两三年不愁吃穿”。同时，作为护城河的卫河自浚县建城起便承担着重要的防御功能。浚县古城始建于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面积2.5平方公里，城内街区结构布局保存完好，建筑风格独特。

　　城墙是土坯，外壁加以石块，内壁则无。走近看，你会发现城墙上有很多弹孔，那些都是近代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痕迹。

　　这条河的命运随着大运河的申遗准备工作而发生重大转折，整个古城也因为申遗而得到了重建。卫河（永济渠）与现今卫河河道基本一致，自浚县新镇镇双鹅头村入境，流经新镇镇，小河镇，卫溪区街道办事处，屯子镇，王庄镇，自王庄镇苏村北出境。《浚县志·图》中关于卫河的图仅有两张，绘制的西城门附近段河流的干支流向，其余的缺失。为了加强对大运河的保护，北起浚县古城，南至滑县道口古镇，沿线两侧均以卫河河堤脚线向东西两侧各外扩5米为界，划为遗产区；乡村段河自遗产区边界线向外延伸300米，城区段河道向外延伸30米，划为缓冲区。尤其是街口城墙附近的住房、商铺都被强制拆迁，我们家虽没有被拆迁，但下到河堤的土坡变得更为斜陡了。2013年，浚县古城保护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累计完成投资8.5亿元，古城墙、西城门、西城门外广场等8个项目修复如旧、改造成景，已经成为娱乐休闲的新场所。重新疏浚河道的卫河最初引黄河水，河水中鱼虾也逐渐增多，水域的生态环境逐渐好转。自从古城修建好后，街口桥边不断聚集小贩做生意，广场上散步游玩的人越来越多。如今的古城墙内外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一条河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居住在它附近的村民。从前靠着它，沿河而居的人们经营着与航运有关的产业谋求生计；现在靠着它，人们得以享受优美的风景，这条古老的河在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价值。

　　陪伴几代人的盛会——高跷社火

　　这几年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民间习俗等传统也得到了相当多的宣传。每到过年，传统的北方庙会便开始活跃起来。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现代传媒，大家关注的点往往侧重庙会的盛大情形而忽视了整个庙会，尤其是社火表演的组织过程。包括我本人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这次过年回家，我便特意询问了此事。似乎没有人记得社火表演到底起源于何时，但在大家的记忆中，这件事是过年每个庄，乡，村中的头等大事。在爷爷叔叔那个年代，一进入腊月村里有经验的表演者便开始组织村民训练，到了晚上即使是挑着灯也要进行，村民的参与热情异常高。有的人年过半百还在参与社火表演，动作不亚于年轻小伙。当然了那时候县城道路还是以土路为主，所以摔一下也不会很疼，现在道路都是铺的水泥，踩起来费脚劲不说，人摔一下还有可能会骨折，所以现在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小伙表演。

　　每支社火表演队以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为单位，2-4个队为一个表演队，所以有时候一个村庄会有两支表演队参与，表演队以自己的特色表演为名。我们所在的顺河村大队分为两支表演队。狗门胡同的1、2队还有我们家所在的3、4队为一个表演队。过去我们的社火队叫“顺河一铺高跷社火表演队”，现在更名为“卫溪区顺河村纸坊街高跷社火表演队”。顺河街的5、6队连上渔市街的7、8队组成“花船”表演队。表演队的负责人被称为“会首”，总负责人为“大会首”，指挥全局；分管各种事物的负责人为“小会首”，他们分管做饭，管理表演人员，准备整理服装，收会费等具体事务。随着政府对民间社火活动越来越规范化的管理，负责人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大会首称为“总指挥”，小会首称为“指挥”，正月初九，正月十六两场大型的上山表演也按照抽签顺序进行。会首由所在生产队的所有村民轮流担任，每年正月十六所有的社火表演结束，到了晚上，现任会首会与下一任会首在村里的灶爷庙前举行交接仪式，将会旗交给下一任会首。

　　[写作感受]见证这个时代在我们家留下的痕迹

　　李树婷 《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0年10月27日15 版）

　　重忆家史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对家族的无限温情，更多的是一种对时代变迁的慨叹。我想保留有关这个房子最初的记忆，也想描绘我从小成长的地方的美好与惬意，更想见证这个时代在我们家留下的痕迹。我看见了，我留心观察了，我记录了，那就很好。

　　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再回首，已是沧海桑田。老房屋的主人早已离开，墙上的泥土慢慢脱落，像是走进暮年的老人寂寥无依；卫河水由清澈变得浑浊，由涨水到干涸，幸好遇到了申遗，否则它的命运不知何时才能改写；百余年前繁荣的古城如今再次迎来新的春天，赶上了好时候，却不知它的未来将会如何；盛大的庙会社火，是农业时代百姓们的祈福日，也是现代社会里各家各户的狂欢节。就这样，我们小小的家悄然地繁衍着，无声地变迁着。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记录家史，也在记录着时代历史。

　　[教师点评]

　　一座老房子，一条流淌千年的小河，一场乡村盛会，构成了家族历史追忆的三个基本坐标点。房子的前世今生，河流的涨落起伏，庙会社火的绵延不绝，不仅承载着一个家族祖孙几代人不同的生活记忆，也折射着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时代轨迹。

　　（点评人：湛晓白，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