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后世人对汉初功臣评价最高者，莫过于张良。尤其是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提出的“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更被后世人认为是张良能够得以善终的明哲保身之策。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评价道：明哲保身，子房有焉。那么，张良欲从赤松子游，真的是为了明哲保身吗？司马光还真看轻了张良！

　　张良为什么愿意跟随刘邦？

　　张良投靠刘邦，其实纯属巧合，而和刘邦情好日密，关键是刘邦能够理解自己的方略。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在这段记载中，“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这句话比较耐人寻味。

　　在汉初功臣中，张良的出身最高贵，其父祖五世相韩，属于老牌贵族。被这种家族中培养出来的人，其行为方式和语言自然有不同于世俗的地方。而秦末起义初期，各路将领绝大多数都出身社会下层，就以刘邦的部下为例：萧何为县吏；曹参为县狱掾；樊哙以屠宰狗为业；周勃充当吹鼓手，指望他们能够理解张良的战略，确实难度比较大。所以，张良的言论自然也就被他们视为迂阔。刘邦虽然不学，但却属于那种“不学有术”的人。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但并不是没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天赋异禀”吧！

　　但是，即使刘邦能够领悟张良的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张良从此就永远跟随刘邦，因为此时的刘邦并不能帮助张良实现其反秦的终极目的。

　　那么，张良反秦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

　　张良反秦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那就是兴复韩国，这一点从项梁初立楚怀王之时就可以看出。据记载：

　　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

　　兴复韩国是张良心中的一个情结。也正是因为这个情结，才使得张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成为了历史上有名字记载的第一位行刺秦始皇帝的人。

　　而张良在有了兴复韩国的希望后，也离开了刘邦。据记载：

　　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馀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如果一切按照这个步骤进行下去，那么张良和刘邦有可能只是来去匆匆的一对知己而已。可是，项羽却帮了刘邦的大忙，把张良彻底推向了刘邦。

　　灭秦后，项羽先是立韩成为韩王，后因韩王成跟随刘邦一同作战的缘故，不放其回国，一直带在身边。又以其没有战功降为侯，最后无罪被杀。项羽的种种举措已经失去了原韩国故民的信任和拥戴，并把张良彻底推到了刘邦一边，为刘邦谋划再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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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我们从张良跟随刘邦之后的屡次献计中可以看出，张良在韩王成死之前给刘邦献的计策都是用于自保的，没有一条是进攻性的策略。如：

　　其一、鸿门宴上救刘邦

　　其二、厚赠项伯，求汉中之地。

　　其三、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

　　而在项羽杀死韩王成，张良死里逃生投奔刘邦后，再无顾忌，其计谋也愈发老辣起来。如：

　　其一、举荐黥布、彭越和韩信

　　事后证明，刘邦能够灭楚，这三个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即史书中记载的：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其二、反对封六国之后为王

　　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

　　其三、汉王四年，劝谏立韩信为齐王，以免除内患。

　　其四、劝谏刘邦不要养虎自遗患，应乘胜追击项羽。

　　其五、在韩信、彭越不从约合击项羽时，提出立即划分封地，使其各自为战，打败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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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大家是否发现，在这期间，历史上还发生了一次非常蹊跷的事件，那就是韩王信封王。

　　汉王三年（公元前204年），楚汉相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为了更好的建立统一战线，分化瓦解项羽的势力，郦食其向刘邦建议封六国之后为王。可此事受到张良强烈的反对，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

　　可是，就在此事发生后不久，本来已经在荥阳投降项羽后又逃出的韩信（韩王信）却被封王了。刘邦对张良反对给六国之后封王的建议言听计从，而后不久就给韩王信封王，是否厚此薄彼？张良为什么对除了韩国之外的五国之后封王反应这么强烈，而对韩王信封王却视若未见？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其实，这其中的原因也并不复杂。刘邦和张良可以算作是知己，刘邦深知，张良心中的情结就是为韩国报仇和兴复韩国，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唯有自己一人而已。既如此，那自己为什么不能满足一下张良的愿望呢？

　　为了更好的把张良留在身边为其效力，所以，刘邦才逆势而动，封韩王信为韩王。张良自然也投桃报李，高明的计策层出不穷，最终逼得项羽垓下战败，乌江自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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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汉初的功臣中，能够被刘邦始终信任如一的恐怕也只有张良了。而刘邦信任张良并不仅是张良那“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的能力，而是张良对已经灭亡了的韩国的忠诚。试想，一个能够对已经灭亡了的故国怀有如此忠心的人，又怎么会对自己不忠诚呢？这也是刘邦为什么要把太子交由张良来辅佐的重要原因。

　　而张良呢？无论是在刘邦还是吕后面前都毫无隐瞒自己效力汉朝是因为“家世相韩”和“为韩报仇强秦”。可谓是来的明白！

　　在刘邦和吕后这对雄猜之主面前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白的剖露自己的心胸，光明磊落，自然会打消刘邦的猜忌之心。可谓是做的明白！

　　在功成名就之时，“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再一次表明了自己已经完成了心愿，功名利禄于己皆为浮云。可谓是走的明白！

　　来的明白、做的明白、走的明白！这三个明白把张良的忠臣孝子之心剖露于青天之下，使那些困于荣辱和利害的韩信、彭越等辈拍马不及。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时候，见惯了历史上那些为了利益而尔虞我诈、打生打死的记载，也见多了那些功臣宿将们为了避免受到猜忌而做出的韬晦隐逸举动，因此，才把张良的“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同样视作明哲保身之举。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是有失误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司马光对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的举措视为“明哲保身，子房有焉”的评价是片面的，是没有真正领悟张良内心世界和外在表现的主观之言，是真的看轻了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