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的商业模式”坑害老人,需要怎样的解决方案?

“恶的商业模式”坑害老人,需要怎样的解决方案?
2019年05月21日 11:34 新浪网 作者 中外管理

养生保健的乱象,其实已衍生为一个“社会病”,而保健品市场监管也终会走向“社会共治”。

本期“管理百家”特邀观察家:李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文:本刊记者 史亚娟   责任编辑:李靖

“针对老年人的强买强卖、保健品欺诈,怎么解决?我作为一个人大代表,都感觉求告无门!”

全国人大代表、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卢馨不久前发出的如是感叹,让更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她说起自己的母亲遭遇保健品欺诈的经历:“我母亲80多岁了,也是大学教授,一次路过一家中医理疗店,被几个营销人员哄了进去,结果出来时就签了17万元合同,并现场花了4万多元买了几个疗程的医疗产品和几味中药。”

“恶的商业模式”坑害老人,需要怎样的解决方案?

在老龄化社会的大趋势下,养生保健行业中恶的商业模式也在野蛮生长。最近的一个新闻是,北京一位老人去年开始做足疗保健,而一年后她的儿子发现,老人账户的钱竟然少了80多万,只剩下了70多元钱。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老人一次足疗就会被扣掉数万,且没有收据。

那么,针对这些借老年人惜命心态开发的恶模式,企业和社会如何行动才能协同共治?为此,本期“管理百家”特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作出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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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总能“网住”老年人?

《中外管理》:“倾家荡产也要买”“六亲不认也要买”,宁肯相信推销员也不相信医生,这些现象背后虽然有老年人的责任,但背后也有恶的商业模式在大行其道,为何老年人总能陷入保健品层层圈套中?

李玲:保健品推销人员会利用旅游、养生的名义,将老年人组织起来带到外地参加名为“两天一夜”的会场。期间以“专家医师”“高级讲师”名义进行保健品宣讲来洗脑;洗脑后再进行疗效讲解等系列连环骗局怂恿老人购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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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些套路总能让老年人“中招”?

一是因为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是最大的,又缺乏正确的信息引导。尽管“医改”已经10年了,但“医”和“患”之间的信任关系还是很缺乏的。推销保健品的这些人,很能抓住老年人的需求——自己奔波了大半辈子该亨福了,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此时只要宣传对他们身体有好处的商品,老人普遍会买,因为老人门太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二是与现在保健品监管太过宽松有关。

现在有关部门对销售假冒伪劣保健品公司的处罚数额很低,出现一次处罚几万到几十万元了事,最终让它们泛滥成灾,老年人成为多次“被宰”的对象。

三是某些主流媒体常年播放的假冒伪劣保健品广告,也在某种程度上对老年人造成了误导。

甚至现在有的媒体把打保健品广告,作为创收的主要手段,所以媒体也要自律,谁滥打了这些广告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恶的商业模式”坑害老人,需要怎样的解决方案?

杜绝保健品虚假宣传的正确方法是,鼓励权威医学专家投身到健康科普中来,建立一个专家、媒体、制度“三位一体”的权威科普体系。

比如:可组织专家做一套真正高水平的科普读物,调配电视、社区科普、新媒体及社交平台等多种权威媒体资源,助力权威科普知识广为传播。也就是说,要让我们最优秀的医生、最优秀的科学家站到科普的第一线来做传播,告诉老百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就能起到一个导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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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恶的商业模式须“严刑峻法”

《中外管理》:如果说对老年人做“情感促销”还是在打心理战,那推销高价低质甚至假冒伪劣“保健品”就属于赤裸裸的商业欺诈了,应该如何有效防范这类恶的商业模式?

李玲: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保健品传销却打着“尊老”“敬老”的旗号坑害老人。假冒伪劣保健品不仅祸害老人,也祸害社会。

但现实是,现在这些商业机构犯罪的成本太低了,罚款太少了,它们都在乐此不疲地骗老年人。向老年人过度推销“高价低质”、假冒伪劣的保健品,就是赤裸裸的欺诈行为,对此国家一定要严刑峻法,首先应从源头上把这些不良商家清除出去。

其次,老年人要防范商家套路,就不能太依赖保健品,对于广告中各种夸大疗效的宣传要小心堤防。但我们也不能让老人都变成“火眼金睛”,让老人自己去识别商家的套路和虚假广告,这是非常困难的。关键是要让监管机构真正发挥起作用来,严厉打击制假售假。

最后,要加大健康知识的正面传播。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养生观”、不受欺骗和套路的影响,就必须让正确的声音更大才行。比如:加大传播“健康中国”战略。“十九大”之后,“健康中国”战略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它的内涵就是,从治病到减少疾病、普及健康生活、发展健康产业,它是一个综合管理概念,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福利等综合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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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市场监管终会走向“社会共治”

《中外管理》:现在保健品市场乱象早已不局限经济领域,还涉及社会安定问题,家庭、街道、社区,乃至全社会应能否形成一个多方联动机制,从源头上做好预防工作?

李玲:人老了以后最大的需求就是健康,而人的健康是来自身体、精神、社会三方面的平衡,所以首先,整个社会要营造一个尊老、敬老的环境。比如“健康中国”战略,就特别提到了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到养生保健的乱象,其实已衍生为一个“社会病”,必须要由社会和家庭一起努力,才能根治。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要对违法行为“硬”打击。一是虚假广告,从市场监管来说,应严监管、重处罚。二是商家注册或者备案,手续要齐全。三是商家标注的保健品标签,成分功能一定要规范,不符合规范也是违法的。

另一方面,对无辜老年人要“软”关爱。在目前的形势下,年轻人忙于工作,对老年人的关爱总是有限的,而且保健品“骗子”无孔不入,令人防不胜防。所以,子女要关爱老年人是必须的,但社区也要行动起来,发挥相应的作用,帮助老年人远离保健品“陷阱”。

比如:街道、社区要经常向辖区内的老年居民开展宣传教育,开展各类讲座,向老年人普及防范和辨别常识,警惕以“保健”为幌子,高价推销“保健”商品的行为,提高老年人防骗意识。同时,社区也要多组织老年人健康主题活动,为老人和子女搭建沟通的桥梁;或通过培训讲座,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总之要多管齐下,让骗子“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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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未来

《中外管理》: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不能交给推销保健品的“游击队”,而要交给掌握医术的“正规军”。对此很多专家都提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家庭医生在解决老年人“看病难”问题上,究竟能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李玲:“家庭医生”可以对签约患者进行日常健康管理与服务,在掌握了病人的关键病历信息后再在线开具处方,并通过第三方配送的方式把药品送货上门,这对于一些长期慢性病的患者,尤其是老年慢性病患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政府推动分级诊疗、缓解“看病难”非常关键的一环。

家庭医生对老年人至关重要。因为人老了以后,健康就成为刚需,而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不仅包括身体健康,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健康。他们需要有人去关注他,尤其需要专业人士的关注,成为他们健康管理的“贴心人”。所以家庭医生的责任是非常大的,可谓每个人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如果老人们能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去就医,有专门的医生时刻关注到自己的健康问题,并能让老人们充分的信服,那他们还会去听推销保健品的“游击队”的宣传洗脑吗?

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现在各地都在积极探索落地的模式,个别地方还引入了大数据、AI医生等新技术应用等,这必将使广大老年人享受到更多的健康管理的制度红利。

“恶的商业模式”坑害老人,需要怎样的解决方案?

《中外管理》:保健品传销在市场里生生不息,这是否也与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有一定的关系?

李玲: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优质医疗的获取成本太高,即优质医疗极度稀缺,而医疗资源的结构性问题,又加剧了这种稀缺性。

这个结构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显性的,好医生几乎无一例外都集中在城市中的大医院。这些年毕业的医生,大多都愿意到大医院,而不愿去社区。因为社区的待遇相对差一些,所以未来如何来改善,也是下一步深化医改的重要课题。

另外一个是隐性的,好医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写论文评职称。就算这些好医生真的精力超群,也不能随便走出自己所在的医院,因为他们都是“单位人”。

由此,想要彻底杜绝老年保健品市场乱象,还要从根本上提高家庭医生的待遇水平,加强基层队伍的教育和培训。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家庭医生”规培制度,对其设置了补赏机制;各地也出现了很多模式探索,这些都处于不断的改革中,相信国家下一步也会对其进行完善。

比如:“健康中国”战略就提出:目前社会上最应该帮助的就是“一老一小”。尤其老年人,过了60岁以后身体就自然进入到一个衰落的周期,身体到处疼,身体机能也在不断下降,也必然会产生恐惧和焦虑。而这恰恰是我们基层家庭医生应该做的事、擅长做的事,他们需要向老年人传输更多的专业健康知识,维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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