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治周末》一版率先报道了湖南大学69名准研究生放弃入学资格 “录而不读”一事。引发多家媒体的关注和热议。
9月29日，湖南大学研究生院的一则公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公示图 湖南大学官网截图
公示称，有部分研究生新生因出国、工作等个人原因申请放弃入学资格,另有少数新生逾期未报到,共计69人,湖南大学研究生院拟将取消这69名2019级研究生入学资格。
据记者了解，这种“录而不读”现象，不仅出现在湖南大学，在我国其他一些高校也是屡见不鲜。除了研究生外，一些本科生、专科生也存在这种“录而不读”现象。
那么，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录而不读”行为呢？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介绍，我国的法律法规目前对高校新生这种“录而不读”行为，还没有相关的制约条款。“‘录而不读’原因诸多，虽然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但这种行为不仅危害到高校的招生秩序，还会造成高校教育资源的浪费，应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建议想办法减少这种‘录而不读’行为的发生。”黄捷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观点碰撞
封面新闻
应对“录而不读”，
非简单扩大学生们的爽约责任
的确，必须承认，研究生新生“录而不读”会给相关高校和导师造成极大困扰，最极端的后果就是“名额招不满”。就算没有这么严重，说“录而不读”干扰招生秩序、浪费教育资源，基本也是成立的。可即便如此，就真的有必要、有理由去修改立法以严惩“失信”学生吗？换而言之，我们是否真的没有其他办法，来最大程度降低这一现象的负面影响了呢？要知道，动辄为此“拉黑”“开罚”，势必会过于加重学生们的义务，限制其多元选择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权利。
需要厘清的是，所谓“研究生录取通知”，从本质上看更像是一种“邀约”而非“契约”，学生决定“放弃就读”并不构成直接的失信、违约。研究生招录，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高校可以选学生，学生当然也可以选学校。事实上，只要适当调整招生流程，“录而不读”的负面效应完全可以降到最低。比如说，可以强化“新生报到”环节之前的意愿确认沟通，对空出来的“名额”及时调剂、补录；此外，也可以探索建立更灵活的候补、备选录取制度，充分做好事前准备。
应对“录而不读”，更多还是要从高校一方去想办法，而非简单扩大学生们的爽约责任。实际上，在多数时候，大学自身都能平稳消化“录而不读”的结果，这从不是什么无可救药的大问题。尽管我们说，“湖南大学69名研究生新生放弃入学资格”的事情的确令人吃惊，可是这终究只是个例并且做到了后果可控。既然如此，完全不必太过敏感。
需要厘清的是，在任何时候，理解并尊重年轻人追求更好前程的策略性操作，都远比高校减少麻烦、维护面子来得重要。
齐鲁晚报
应对“录而不读”，
高校不能“录而不问”
与其惩罚学生，不如为考生创造更多的选择空间。应该看到，考生之所以“录而不读”，固然有考生自己的原因，但高校招生方面的纰漏也不容忽视。许多高校忽视考生的权益，认为考生选择了“服从调剂”就可以任意而为。在这种“录而不问”的情况下，许多考生对“被选择”的专业毫无兴趣，而这也助长了“录而不读”之风。因此，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考生要提高诚信意识之外，高校也需要将招生工作做实做细，“防患于未然”。在考生填志愿前，高校可以提前声明双方的权责，尤其要把录取与调剂的问题说清楚，把考生“录而不读”的后果讲明白。在拟录取之前与考生多次沟通，以确定考生的意愿，特别是在进行调剂的时候，更要与考生保持密切联系。考生的选择机会多了，空间大了，“录就要上”的观念自然也就能深入人心。
澎湃新闻
学校被放鸽子，
招录政策如何堵漏？
从个人选择自由和高校与考生双向选择来看，“录而不读”似乎可以理解。但这种行为造成了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让一些真正想读书的学生失去机会，扰乱了高校的招生秩序，造成高校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也是公众理解但很难支持这种行为的主因。不管是在高校内部，还是在公共舆论场，都有不少人呼吁对此加强约束。
目前，国家层面，法律法规还没有相关的制约条款。在地方，河南省于2018年规定，录取后不就读的，下一年高考将被限制填报志愿的数量，考生失信事实将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并提供给高校，高校可以拒绝录取失信考生。但这一政策引发了争议，能否达到遏制学生失信的目的还很难说。
在这种背景下，要解决高校中的“录而不取”现象，还需要更全面而严肃的考量。比如，将之纳入个人征信，是否有足够的法理依据和可操作性？如果纳入，学生失信信息应该向哪些方面提供，而应向哪些范围保密，应当有一个明确严格的界定。
另一方面，高校在减少“录而不取”现象时，也大有可为。比如建立更周密高效的招录机制，前置和完善调剂补录通道，一旦有录取者弃读，可以迅速反应，将损失降到最低。长远来说，高校有必要反思招生政策是否合理，并结合实际，不断优化调整招录政策，以最大化吸引考生。
呵护多数考生的受教育权，固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也不能因此忽视对个体、小众群体利益的关照。在尊重个人选择和实现招考公平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才能更好破解高校新生“录而不读”现象。
新京报
解决准研究生“录而不读”，
还得靠录取制度改革
准研究生“录而不读”，是不守信用、挤占他人机会，还是合理选择？一时间，激起了不小的争议。
事实上，该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不是以诚信名义约束学生选择权，而是进一步改革现行的录取制度。
在不少发达国家，研究生、本科生招生实行申请入学制度。具体来说，就是一名学生可以同时申请若干所大学，大学独立进行评价录取。
这样一来，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这充分保障了学生的选择权，也没有影响到高校招生和其他学生的利益——因为对应学生的多样选择，学校会相应采取候补录取和多次录取的方式来应对。比如，有的学校会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前确认录取（有的甚至要求交一定的留位费），学生不确认则意味着放弃。
我国研究生招生采取集中录取方式，学校按招生计划录取，每个考生只能获得一张录取通知书，这样招生效率很高，但一旦被录取的学生放弃录取、报到，空下来的招生计划，就没有途径补录。一旦发生像这次湖南大学69名研究生弃读现象，学校方面可能就挺被动。
鉴于此，我国研究生招生录取制度大可加以完善：可以在研究生推免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申请-审核”录取制度改革。目前，我国不少学校已在博士生招生中全面实行该机制。
实行这一制度，考生多次选择，学校多次录取，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录取学校、专业的满意度，还可解决“一次录取”带来的资源错配问题。
这并非易事，而在当前的制度规则框架内，高校也不妨积极主动地采取一些措施来保障招生利益，如拉长录取周期，设置确认环节，让获得录取通知书的学生进行确认，如学生放弃确认，学校可把被放弃的录取名额拿出来补录。
说到底，准研究生“录而不读”，的确“拉仇恨”，但或许无需苛责。针对个中反映出的漏洞，或许更该通过多次录取机制“打上补丁”。
大家又是如何看待
这种“录而不读”行为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