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鼎铭盛世》已经展期过半，大展难得错过可惜。各种讲解，分享，带展合作请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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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钟鼎铭盛世这个展览让我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当我横向聊起青铜器时头头是道，但一旦纵向去看就发现自己啥也不懂：它们从何而来？又去向何处？他们为什么会从陶器变成青铜器？这个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觚这种器型名字的由来，来自《周礼·考工记·梓人》“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中正式将其定名为觚。
考古中确实有不少同出的觚与爵容积的比例与记载相符，但同样也有很多不符的，更何况我们目前认定的青铜角的尺寸基本和铜爵差不太多，到不了四倍的容积。
兽面纹铜觚 上海博物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普遍能听到的观点认为觚和爵一样属于饮酒器。这种观点其实仅凭常识就能驳斥，首先觚的容量其实并不大，觚的空腔一般只有整器的一半高度，有的甚至只有三分之一，你用它喝酒也喝不了多少，并且外撇的口沿不怕一倒就流一脖子吗？
你猜猜这个喝酒的时候会不会洒一脖子？
起源：
根据已有研究，陶觚最早出现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早期偏早，上限为6100年前，之后向南传播到长江下游的扬州高邮虬龙庄二期。
陶杯 大汶口文化 王因遗址 兖州博物馆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陶觚并没有显示出太多实用器以外的气质，但从早期偏晚段开始的兖州王因，邹县野店，邳县刘林等遗址开始，陶觚增加了三个小矮支架，口沿向外撇的幅度更大，整体与日后的铜觚更加相似，有的周身加刻纹饰，最重要的是有的陶觚底部穿孔，呈中空状，穿了洞的容易自然不可能具备使用价值。
从此时开始，随葬陶觚的墓葬，下葬人数与陶觚的数量呈正比，没有随葬陶觚的墓葬往往也没有随葬品。这些都能看出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偏晚的时候，陶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礼仪价值。
陶觚形杯 大汶口文化 王因遗址出土 兖州博物馆
在长江下游流域，早先传入虬龙庄二期的陶觚经过崧泽文化的发展后又被良渚文化所继承。崧泽文化未见漆觚，而良渚文化未见陶觚。
柄形器的出现：
良渚人对觚所做的最大改变是将漆觚与玉锥，棍状器物一起使用。这种组合对夏商漆觚，铜觚的影响是十分直接的。此时这种组合广泛出现在各等级墓葬中，漆觚仍然大量出现在平民墓葬之中，大墓如反山M22，瑶山M9，好川M8中所出土的漆觚外面会镶嵌松石，玉器等珍贵的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漆觚的底部也有个洞，不过与大汶口不同，一般会用木塞或者玉塞堵住。估计是为了方便加工内腔先将木料贯穿，再旋转加工掏膛。与柄形器的结合应该是为了搅拌（赵烨，方向明）。漆觚在这个时期虽然已经是一件较为正式的器物，有着一定的信仰加成，但并不一定是一种严肃的礼器，也未与社会等级划上等号，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卞家山G1出土漆觚 良渚文化
良渚的强势犹如一盏耀眼的明灯，漆觚的造型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最早出现陶觚的大汶口文化到了中晚期，陶觚的造型反而被良渚漆觚所影响。
陶觚形杯 大汶口文化 东沙河镇陈岗村 滕州博物馆
进入龙山时代以后，随着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没落，长江和黄河下游这两块原本陶觚，漆觚盛行的区域都基本不再出现觚，使用觚的人群开始向北向西进入黄河中游地区。在陶寺遗址等级最高的一二类墓葬中出土了陶觚3件，木觚14件。基本都在头部上方，有的还和陶斝配套组合。说明此时觚已经有了等级界限。只有高等级的贵族才用得起（黄海波）。
陶寺漆器组合复原件，左二为漆觚
二里头一至四期均有陶觚出土，但早晚期数量都不多，以二里头二期数量为最多，出土了9件，三四期总共只有4件（黄海波）。看上去似乎在衰落，但相对于陶觚数量的减少，漆觚的数量反而增加了。
陶觚，盉 二里头文化
以柄形器为核心的发现：
根据统计，二里头遗址一共出土了22件柄形器，其中二期5件，三期10件，四期7件（郑晓娟）。并且几乎所有出土玉柄形器的墓葬都伴随有涂朱陶片出土，这些陶片现在一般认为是漆觚的底面，漆觚腐朽不存，仅剩陶片。这与前面良渚的漆觚一定有孔再塞木塞的原因一致主要是为了方便加工。 二里头还出土过一件雕刻神面纹的柄形器，其风格与良渚的玉锥形器可谓一脉相承，无论漆觚还是玉锥形器，都可看出良渚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深刻影响。
柄形器 1975年VKM4出土
到了二里岗时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根据统计，二里岗一共出土玉柄形器78件（李喜兰），根据另一份统计，郑州商城根据圆陶片推测有漆觚存在的墓葬起码有11座，另外两座出土铜觚的墓葬中也有圆陶片和玉柄形器出土（严志斌），不排除也有漆觚随葬。
周边的商人势力范围如桓曲商城，盘龙城等也都有出土，盘龙城的柄形器更是多达40件。也许早商时爵斝觚已经成为商人的核心酒器组合，但因漆觚不存，直到铜觚的出现才让这个现象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1,2号位盘龙城王家嘴采集的柄形器
偃师商城则是例外，觚极少，圆陶片则基本不见。如果偃师商城是商人最早的据点，那么原住民没有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似乎也是可以解释的。这点在西周灭商后庞大的商遗民保留了大量商代的葬俗并深刻影响西周也是一样的道理。
铜觚的出现：
铜觚的出现其实并不算很晚，著名的二里头华夏第一鼎出自87VM1墓葬，但此墓非考古发掘，其中一铜鼎，一铜斝被卖出后追回，还有一件铜觚去向不明。此墓的年代属于二里头和二里岗相交之际（许宏），如果当时农民的描述属实，最早的铜觚起码在夏商之际时已经出现。
此后的铜觚经历了粗细并存，逐渐加高的过程，然后出现方觚。西周有些铜觚的腰极细，使用价值基本没有，只是作为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以上均来自上海博物馆
而玉柄形器根据统计，截止2013年的数据晚商起码有300件，西周早中期虽然遭到盗掘严重，仍然有将近400件（李小燕，井中伟）说明这种组合的生命力极其旺盛。即便铜觚没落后，柄形器也继续出土，类似三门峡虢国墓地所出土的柄形器大多是前朝遗玉，这大概和西周晚期神性从铜器转向玉器有关。
“同”还是“瓒”？：
觚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自铭。天津博物馆有一件晚商的柄形器，上有铭文“乙亥,王赐小臣*瓒,在大室。”其中这个“瓒”字，被认为是这种柄形器的自铭。
无独有偶。2008年现世了两件铜觚，均有自铭。
陕西省历史研究院的吴镇烽先生在西安进行私人藏品鉴定中发现一件据传出自山西的“內史亳觚”自铭为“同”，同年，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临汾翼城大河口M1中出土了一件燕侯觚自名为“瓒”。
內史亳同
燕侯觚 大河口M1
学者们对天津柄形器的研究认为其“瓒”字的写法其实是一个象形的组合字。最上方为玉柄形器，中间为三叉形器，起到支架的作用，下方为觚，而觚的写法正与內史亳同的“同”字写法一致。
“瓒”字金文写法与觚和柄形器的对应关系
并且这种结构我们在考古中也得到了证实。早在60年代就出土的洛阳北窑西周墓地如M155,M173,M210,M215等墓中都出土了数件组合的玉配件。它们上方是玉柄形器，下方为或复杂或简单的玉片或者绿松石饰，这些看似散乱的小饰件原先应为镶嵌在木柄之上的装饰，与柄形器连为一体。再下方为三叉型支架，最下部大多痕迹不存，但M155留下了较为完整可辨认的漆觚轮廓。
2．洛阳北窑M155∶17 3．洛阳北窑M174∶40、41、42 4．洛阳北窑M216∶3～6
铭文案例：
在这些器物出土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才因为內史亳同的出现了解了这个组合的真正含义。而天博柄形器和大河口M1燕侯觚的自铭“瓒”其实也没有错，但自铭所指的并不仅仅是铜觚本身或者独立的柄形器，而是柄形器在支架内插在铜觚内作为一个整体被称为“瓒”，只是这些东西过往都是分开被发现或者没有被联系在一起而有了不同的名称。
这种瓉在觚中进行祭祀的行为被称为祼礼（音冠，不是裸体的裸！），和我们扫墓时候把酒浇在地上是一回事。从金文来看，“瓒”与“祼”字的写法也十分接近，唯一的区别只是“祼”字在左边多了一个口以表示瓉的这个动作是为了飨神。
2018年纽约苏富比拍买了一件东京长尾美术馆的旧藏“祼井尊”，其铭文第一个字正是一人跪着持觚，觚中有柄形器树立的形象。其字与“瓒”的金文也十分相似。从中我们也能看到柄形器和觚以及祼礼（起码是祭祀）之间的关系。
祼井尊及铭文 图片来自苏富比官网
更多的例子：
玉柄形器并不是“瓒”这种组合中唯一的材质。实际上我们从宝鸡竹园沟和茹家庄两处“弓鱼”国墓地都出土了青铜的棒形器，尤其竹园沟M13的棒形器与铜觚同出。2013年随州叶家山M28墓也出土了一铜一漆两件觚，其中都内置长条的棒形器，漆觚与漆棒均残留痕迹。
觚的内部也同样具有多样性。除了正常中空的觚以及北窑柄形器和支架的组合以外（支架应放在觚的内部），山西翼城大河口M1017墓在觚中塞了一个铜内胆，内胆中再塞了一个木内芯，形成外中内三层结构的铜觚。
大河口M1的燕侯觚则更复杂一些，在铜觚的内部有一个木的内芯，内芯下面还有一个铜管型器，觚的底部则有另外一个木塞。M1与M1017的觚相似之处为两器均有木塞，均有铜内胆（虽然略有区别），铜内胆的底部均有孔，外表均镶嵌有玉石或者绿松石的装饰（內史亳同也有）。
同时在大河口M1中还在一件觚形尊中发现了两件漆觚，漆觚内部同样有一层木内胆。
另外吴镇烽在《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18中收录了一件私人收藏的铜觚，同样为里中外三层结构。最中间有一根绿松石管，上接一根铜棒。图片虽然不太清晰，但依旧能看出觚身连接圈足的位置有孔，应为镶嵌位。
陕西韩城梁带村春秋早期的M27墓中有一件铜觚，柄极细，中间实心（线图为实心，描述说中空），上半部分同样有一铜内胆。此墓虽然也出土三件柄形器（张伟一文说5件），但柄形器均在内棺墓主人身边（原简报未有线图）。
觚 西周中期 出土于梁带村27号墓梓室东侧 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
铜觚的造型一方面与西周早期的细腰觚相似但柄部为实心，加上梁带村M27出土了一系列尊，酉，角等被认为是仿制晚商至西周早期的器型（陈小三），这件觚很可能也是属于仿制品。
觚的衰落：
其实商人以酒器为主，周人以食器为主一直以来都是十分明确的事。但如果说周人是因为吸取商人好酒亡国的教训而颁布《酒诰》禁酒则可能过于理想化。今天我们能清楚的看到青铜器的整体衰落是从晚商对于祭祀的态度变化而开始，以西周中期（周穆王）风格的彻底转变而宣告结束，整个过程长达百余年。这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
正如史书中的“酒池肉林”未必真正存在一样。所谓周人的不信鬼神信天命我很难相信这是一种因为改朝换代引起的革新。但朝代更迭不可能完全推翻前朝的制度，因为绝大多数挑战者本就在这种制度中成长，制度只是他们嘎了前朝的最佳借口。
无论他们口中的前朝有多不堪，几乎无一例外在王朝的初创阶段都继承了前者的绝大多数制度。更多的变化应该是在朝代更替完成之后才规划要刻意走出自己的路，在抹黑前朝的同时，也要让本朝的车轮驶向一个新的方向。
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不可能说变就变，从开始幻想到康庄大道需要很长的时间。今天尚且如此，更何况三千年前。尤其小邦周管理的是庞大的商遗民，这从西周早期的柄形器数量比晚商还多就能看出来。只是在青铜器整体衰落的大潮面前，这种强势只是强弩之末。西周中期以后，觚还是逐渐消亡了，有的观点认为它是被觯（音质）所取代。这我们以后再说。
结语：
觚从6100年前大汶口文化开始直到2800年前西周中期消亡其生命周期持续了超过3000年。
根据以上案例，我们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陶觚从大汶口文化开始出现，觚历经虬龙庄二期，松泽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夏，商直到西周。
觚的礼制属性从大汶口早期晚段（6000年）已经开始，良渚（5000年）以来漆觚与柄形器的结合逐渐形成了一套适用于社会各阶层的礼制制度，这套制度从陶寺（4100年）开始与阶级挂钩，并从二里头（3700年）开始一直呈爬坡的趋势。直到晚商及西周早期（3400-2900年）达到巅峰。
尤其从铜觚出现到消亡的这段时间内，觚可能产生了一些分化，那些内置铜棒的铜觚大多外有镶嵌，内有两到三层的内胆，上接柄形器，成为一个整体。觚实际应被称为“同”，而觚中内置柄形器或棒形器的组合则被称为“瓒”。且这类器型基本都出自于国君墓。
西周中期以后，觚基本消亡。虽然仍有出土。两周之际西周对玉器的突然重视主要表现在大量使用前朝遗玉，此时期铜器走入至暗时刻，说明此时周人对于神性的追求已经从铜器转移到玉器上。梁带村M27的柄形器和觚已经被分别放置，代表了两者之间关系的疏离。说明此时只仿了形式而没有继承制度。
本文的主体框架尤其是对陶觚的流变的观点，相关数据等基本来自吉林大学黄海波先生的硕士论文《“觚”的起源及相关问题研究》，不是我有意要照搬，而是这篇论文实在写的太好，详实，结构清晰。我确实找不到为了刻意表现原创而非要刻意改变主体结构的必要性。我写本文一是为了学习，二是为了科普，没有任何学术目的。在此对黄先生表示感谢。
主要功课做完后，我又跑去深圳博物馆在展厅内仔细观察了那几只青铜觚，并发自内心的忏悔：“以前对你们不重视，是因为我没看懂你们，我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