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难不难？听乡建者说|荔枝|乡村|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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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的难与不难

　　乡村振兴难吗？非常难。

　　首先是差异化。

　　中国有2843个县级行政单位，41636个乡镇，261.7万个村庄，不同的县乡村，各有各的特点、问题和需求，既不存在标准模式，又不可能有足够人力物力，去探索成千上万个办法。

　　随之，乡村振兴缺标准化、高效的“抓手”。

　　如何理解这个抓手？对比城市就很明显。城市发展的“抓手”，此前主要是土地——土地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就可以拿它来做文章，招商引资、办企业、发展房地产、搞土地财政……做过企业的人都知道，土地便宜、人便宜，发展起来就比较容易。不同之处在于，发展到今天，土地的玩法受限、效用下降，城市发展的关键就转移到产业升级、人才升级上。

　　那么乡村振兴的“抓手”呢？显然并不清晰。

　　于是衍生出很多主张，这里列举几个。

　　其中一种主流思想，就是沿袭上述城市经验（当然，城市经验很重要，以后的文章再分析），也瞄准土地，直指“乡村土地市场化”。比如，各种变相的房地产化，合村并居以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并跨区交易，一度风靡的撤县设区，等等。

　　这种思路容易碰壁，面对国家土地制度、耕地红线、粮食安全、农民权益保护等问题，阻力重重；另一面，便要问，土地值钱的地方盘活土地，更广阔的土地并不值钱的地方，又盘什么？乡村土地当然是重要课题，但我们不能翻来覆去地，只会搞土地。

　　｜土地不值钱的地方，怎么搞振兴？

　　于是衍生出另一个主张，那就是遵循“市场规律”，放弃缺乏市场价值的农村，让其自生自灭，甚至人为加速其消亡——比如将乡村优质教育资源、乃至学校迁走，迫使农民加快城市化，却反过来说是农民自己的意愿。

　　第三种是盲目的“产业振兴”，像城市一样投钱大搞产业。但产业振兴有一个悖论：有产业基础的地方，如城郊、景区、工业化地区的乡村，按照市场规则发展即可，过度干预、过度“振兴”，既低效，还有可能干扰发展。

　　这部分乡村，在中国的占比可能只有10%～20%，肯定是少数。乡村振兴的未来，关键还是如何走向市场，但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和管理者，思考的还是这“少数”，然后试图从“少数”身上获取“规律”，再扩展到剩下80%的中国农村，也难免碰壁……

　　好在，从地方政府，到介入乡村的一些市场力量、社会力量，日益认识到“人才振兴”的关键作用。譬如，一些企业站在社会责任或公益角度，还提出了各自的人才振兴方法，比如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的“乡村CEO计划”，农业企业新希望集团的乡村振兴“村长班”，文旅企业乡伴文旅、隐居乡里等在一些地方打造的民宿学院，等等。

　　人，才是振兴的关键。乡村振兴之“不难”，就在找到对的人，去帮助乡村进行“产业升级”和“人才升级”，这需要漫长陪伴，以及一点一点的缓慢推进。指望像城市化、产业化一样狂飙，除非碰上拆迁，否则，并不现实。

　　乡村怎么干？最终还得问那些干乡村的人；乡建如何发展，还得去问那些一线的乡建者。去寻找、去发现这些“对的人”，便是我们这几年在做的事情。

　　乡建者说

　　王求安是一位建筑设计师，这几年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帮助农民建造/改造农家乐。

　　他说：“很多人叫他们要去外面淘金，但我会叫他们从自己身上挖掘金子”。

　　他的秘诀是开群众动员大会，然后挨家挨户地做工作，直到建造、运营——显然，这是一项赚钱慢的苦力活，但他乐此不疲。“我们的底层逻辑是：帮助他们（农民）建立自己的信心——对自己能力有信心——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力，创造美好生活——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能吸引到人”。

　　｜王求安的小本子

　　陈长春做乡村运营已经有十多年历史了。十多年前，从自己办网站搞乡村旅游，到五六年前自己开始做乡村民宿，到今天已经将隐居乡里打造为一个著名的乡村差异化文旅品牌。

　　他说：“很多乡村建设，其实都是先把乡村打残，再给她安个假肢”。

　　他的做法是在偏远的乡下搞院子，不搞大规划、大建设，有一栋改一栋。城市人进来一看，内有院子，外有乡下原本的日常生活，自然有一种“隐居乡里”，或归故乡的愉悦。

　　“以村民为主体，就守住了乡村振兴的底线”，7年来，他在全国各地的29个乡村，搞了300个院子，创造了3亿元集体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隐居乡里联合北方民宿学院，在全国培训了300名乡村管家，年龄全部在40～60岁之间，人均年收入在3～5万之间。其中，20%的人已经开始独立创业。

　　｜陈长春的“管家阿姨团”

　　李逸是一位90后博士，从历史建筑保护，到地方文旅项目，从房地产到具体的建筑、景观设计，他把建筑设计相关领域摸了个遍，最后却一头扎进乡村“党建美学”。

　　作为一名省级优秀共产党员，他认识到，“基层党建为什么一定要那么严肃、紧张？乡村党建设计，不仅是党建、建筑，它还是一种‘传媒’，代表着中国的新面貌、中国故事的力量。党建就是生产力。”

　　他以建筑集约化、空间设计美学化及实用化、建造方式多样化为原则，探索新型乡村党建阵地的建筑设计。“每一个乡村党建中心就像一盏灯，我的工作是将它们一个一个点亮……这就是我心中的‘点灯工程’”。

　　｜李博士的“点灯工程”

　　陈统奎曾是《南风窗》高级记者，十多年前从上海回到老家海南创业，挖水井、修山地自行车赛道、盖民宿，打造博学生态村，创立“火山村”荔枝品牌。他带领荔枝农转型自然农法，深入研究日本、台湾乡村营造路径，提出用6次产业理论再造故乡，以期打造一个让乡村振兴的品牌。

　　他把自己定位为“新农人”，他带动了家乡海口近万户荔枝农共同富裕，开发出荔枝汽水，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完成了创新产业从0到1的市场验证。

　　他说：“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城乡的良性互动。在乡村做产业的人，要思考如何与城市人‘谈恋爱’，要在城市‘种人’。做乡村运营，要从经营粉丝开始。”

　　｜新农人的“恋爱经”

　　张大驰是一位文旅策划师，扎根浙江文旅及基层政府服务十余年，亲历六任省委书记的乡村振兴。他帮助地方政府做区域公共品牌，帮助许多村庄搞美丽乡村，也帮助种养大户做策划和包装，自我调侃，是“常年下乡编外公务员”。

　　他说：“梧桐树已栽，如何引凤来？没有年轻女人的村庄，谈不上乡村振兴。”他意识到乡村文旅的空间已经建设好，自己工作的核心还是解决乡村的流动性，如何把人带进来、住一晚。所以，他打造“上车走人”的差异性旅行品牌，以及研究如何让人留下来住一晚的“村晚研究所”。

　　他相信，一点一点地去研究、去实践，乡村就不会那么空洞……

　　｜张大驰的“上车走人”

　　“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这样具有自己独特“办法”的一线乡建者，还有很多很多。愿他们日益被社会看见。

　　乡建者小会

　　事实上，每一个乡建者都有很多故事，充满失败或成功，心酸或喜悦，彼此都需要交流。

　　长期的乡村调研，与众多乡建者的交流中，我发现有三个问题：

　　一是，乡村建设其实存在很多“流派”，我把他们简单概述为：“高校研究派”“文化乡建派”“建筑设计派”“民宿&文旅派”“生态农业派”“社会公益派”“市场化乡建派”“基层工作者（县乡村基层干部）”，以及涉农企业九大“流派”。各个流派之间都有自己的圈子，但缺乏横向的交流、打通，彼此孤军奋战，缺乏合力，乡村建设总体还是一盘散沙；
　　二是，虽然很多乡建者自身是跨界、创新的，事实上并不局限在某个“流派”，但个体之间的交流也不多。有许多乡村工作者还曾是老朋友，但长期没有深入交流，对各自的观感停滞，容易陷入偏见、相轻的怪圈，影响了深度学习和合作；
　　三是，一线乡建者在努力实践、创新，但内部缺乏合力，外部缺乏社会主流群体（企业家、城市中产、媒体等）的关注，使得乡村振兴始终存在巨大的“中坚塌陷”，难以全面走向社会。因此，当下的乡村振兴，急需一场面向中坚阶层的社会教育——为什么要振兴，怎样振兴，以及当下的乡村振兴是怎样一种生动的面貌……

　　纯粹乡建，从“小会”做起。3月17日-18日，秦朔朋友圈与乡伴文旅联合主办的首次“乡建者小会”，在湖州南浔布谷里文化商业街区—莫干山乡伴原舍·怀谷成功举办。共有来自各地的20位一线乡建者参加，他们来自各个“流派”，具有丰富的一线乡建实践，乃至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