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会矗立着三尊伊藤博文像。
一尊位于国会议事堂中央正门后的中央大厅的一角。大厅的四角各有一个像座，分别立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的铜像。有一个像座虚位以待，一般被解释为是未能选定第四个人，或是表示政治还未完成，或是要鼓舞后来的议员们——要他们有朝一日与这三人比肩而立于此处。
第二尊位于建筑外参议院的前庭。铜像高十一米，巍然耸立。这座铜像是1933年为表彰伊藤而成立的春亩公追颂会（“春亩”是伊藤的雅号）于1936年建造的，最初建在议会外苑，那一带原来是伊藤公纪念公园，后来捐赠给当时的贵族院，移至院内。
▲ 日本马关春帆楼前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的半身像，图片来自网络
那么，还有一尊在哪里呢？其实，第三尊并不是作为实物存在的，是看不到的，但作为“影子”矗立着，位于国会议事堂的尖塔顶端。据说修建国会之时，设计者设想议事堂的顶端是伊藤博文的像。铃木博之的《日本的“地灵”》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议事堂的尖塔有个原型。这个原型便是伊藤逝世后的1911年在神户市中央区大仓山公园内建造的伊藤像的像座。伊藤的铜像主体在战争中为上缴金属而被撤走，像座则仍残留在公园内。这个铜像的像座是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第一代教授武田五一的作品。武田的弟子中有一人是国会（当时是帝国议会）议事堂的设计者之一——吉武东里。吉武在设计议事堂时一定学习了大量帝国议会诞生的历史。那时他大概认识到在日本引进议会制度过程中伊藤博文的重大作用。可以推测，吉武调查了伊藤的相关史迹。于是，他遇到了自己的老师武田设计的大仓山公园的伊藤像。这个像座应该很适合装饰新议事堂的顶端吧。就这样，产生了那个尖塔的构思。也就是说，在设计者吉武的设计中，那个尖塔上矗立着伊藤博文的身影。更深一层地说，他把祭祀伊藤的灵堂的理念寄托于议事堂。借用铃木本人的话，“伊藤博文的身影在那里。其用意在于向聚集到国会的议员们无声地展示先人伊藤博文竭尽全力地谋划国政之路。这就好像是国家规模地表达‘memento mori（勿忘人终有一死）’”。
在国会，有如上“三尊”伊藤像。尽管第三尊可能有献殷勤之嫌，但一个人的人像在一国的立法机构被安放在多处，这非同寻常。参议院前庭的铜像原本矗立在议会外苑的一角，如上所述，那里曾被称作伊藤公纪念公园，这个公园以及那个铜像在现在的议事堂落成的同时揭幕。这尊铜像就好像是与议会的建筑成套建立的一样。
▲ 日本国会议事堂，图片来自网络
近代日本的议会政治和伊藤博文这个名字的联系是如此之紧密。若是说吉武翻阅议会的历史时一直感受到伊藤博文的影子，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其结果，吉武在伊藤的影子——不，是灵魂的下面设计了议会。
学界对伊藤的消极评价
的确，伊藤博文的名字在论及日本议会制度的形成时是不可绕开的。他是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在日本开设议会的政治家，作为首位内阁总理大臣，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晚年，他作为首位韩国统监，是日本帝国主义吞并韩国的象征性人物。他代表了继明治维新三杰——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之后的下一代，他与他们一并被公认为明治史上最著名的人物。
但是另一方面，学术界在高度评价伊藤功绩一事上表现出强烈的消极倾向。在历史学方面也有很深造诣的法哲学者长尾龙一对此论述如下：根据通俗的历史知识，制定明治宪法的中心人物是伊藤博文，他于明治十五、十六年赴德国学习宪法学，并依此起草了宪法。但是历史学家却对此观点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外行的观点，他们被伊藤表面风光的活动蒙蔽了。社会普遍的知名度与专家的评价之间具有明显落差的现象并不少见，伊藤博文的情况也不例外。正如长尾准确地总结的那样，伊藤的社会声誉很高，而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未必如此。那些对伊藤的追捧被“嘲笑为外行论”，不仅如此，应该如何在历史上确定其地位仍有诸多疑惑。
▲ 伊藤博文
下面举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是引领当今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坂野润治与司马辽太郎曾经进行的一段对话。坂野：“我是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伊藤博文的，因为他总是在两个清晰的对立面之间活动。即便是用整个明治历史，也难以勾勒出伊藤博文的形象。”司马：“到底是‘大政治家’，表现得十分灵活。”
如上所述，对于代表学术界和国民文学的两位历史学家来说，既模糊又难以评定的人物便是伊藤。附带说一下，伊藤的这一形象在他生前就被公认了。他肆意地行走于藩阀政府、政党、枢密院、宫中等政界各处；他判若两人般地与昔日政敌大隈重信、陆奥宗光、星亨等人结盟，他转变速度之快令周围的人哑然、愤然，这些都常常被人们谈论。据说明治天皇早看透了他这种善变的性情，称“伊藤虽有才智，但时常改变自己的主张，无法贯穿始终”。伊藤的性格，既有缺乏决断的优柔寡断，又有对政敌暗送秋波、八面玲珑主义，此类证言不胜枚举。
▲ 1963、1969年发行的1000日元纸币，图片来自网络
学者型政治家伊藤
本书的课题是描绘这个随机应变的政治家伊藤。我自知才疏学浅，难以书写深奥至极的伊藤论。最近学界重新评价伊藤博文的趋势得到了认可，笔者想以此为契机，利用这些成果来展开另一种对伊藤博文的解释。倾力引领对伊藤博文重新评价的是伊藤之雄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立宪国家的确立与伊藤博文》（吉川弘文馆，1999年）、《立宪国家与日俄战争》（木铎社，2000年）、《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的男人》（讲谈社，2009年）。这些研究论证了，在时代条件下伊藤博文看似没有主见、变动的言行中，存在着基于确立和稳固立宪国家这个一贯信条的国家运营大计。伊藤之雄的研究是从广泛搜索原始史料的实证的政治外交史的立场进行的。对此，本书紧贴伊藤之雄的研究所指出的伊藤博文立宪国家的理念，尝试阐明其内在思想。
为此，作为关键词，我想设置三个视角——“文明”“立宪国家”“国民政治”。伊藤年轻时受到以西洋社会为模范的文明的洗礼，他将此作为治理国家的原理，一以贯之。这种文明的“国家形式”（国家体制）只能是立宪国家，伊藤打算在这个立宪国家的容器中盛入国民政治的内容。于他而言，所谓立宪国家，应该归结为国民中心的政治体制，此处的国民须是受过教育的文明国民的知识旗手。笔者认为伊藤通过制定明治宪法及后来实践现实的立宪政治，以这三个要素的三位一体（Triad）来雕琢明治国家体制，其最终的样态笔者认为可以称为“知识型国家体制”。那么，不断地追求这一国家形象的伊藤应该被称为“学者型政治家”吧。
上文选自《伊藤博文》前言，略有删节
★本书荣获日本第32届三得利学艺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