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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农民工一起造“假货”,这样的中国制造我不忍心骂

8000农民工一起造“假货”,这样的中国制造我不忍心骂
2018年11月15日 11:58 青年文摘作者:青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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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农民工一起造“假货”,这样的中国制造我不忍心骂

  作者:公开课知酱

  来源:网易公开课(ID:open163)

  人生应该活成什么样子?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

  有个普通的群体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在中国,有2.8亿农民工,这个数字比想象中庞大,占了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

  提到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建筑工地上挥洒汗水、在工厂流水线上挣扎的苦力工作者。然而在你不知道的一个角落——中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还有这样一群以画笔为营生的农民工,他们养活了这个世界最大的油画复制工厂。

  他们生产了超过一百亿幅“世界名作”。鼎盛之时,中国生产了欧美市场70%的油画,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大芬村的这群农民工之手。

  临摹一幅凡高的画作,画家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然而这些未接受过系统培训的农民工,只需要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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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怎么也想不到,那些挂在高档酒店大厅里的名画、荷兰凡高博物馆周边的纪念品商店里陈列的仿作,可能都出自一群中国的农民工之手。

  作品是山寨的,他们自己也渐渐成了大师的“山寨品”。

  这群人被称为“中国凡高”。

  纪录片《中国凡高》,记录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中对生活的探索与追寻,震撼人心。

  为了活着

  靠创作“冒牌货”为生

  1989年,香港商人黄江带着二十几名画工来到了占地近0.4平方公里的大芬村,开始了仿制名画的生意,招揽了许多佣金便宜的农民工。

  这个毫不起眼的客家村落慢慢发展壮大,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油画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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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多名农民工拿起画笔,摇身一变,画出十几万幅“世界名画”。

  巅峰时期,中国油画的80%都来自这里。

  在大芬村,没有梦想,只有为了生存不停重复的画笔。

  画工们画画、吃饭、睡觉,都在拥挤狭窄的画室里,画室就是他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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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画室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就像工厂一样,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各自负责一个局部,可能是画一棵树,也可能是一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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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夏的画室闷热难耐,没有空调,画工们赤膊上阵,通常一画就到凌晨两点。

  画工来来去去,更迭很快,而赵小勇作为最早一代的画工,已经在大芬村生根发芽。

  1996年年底,原本在陶瓷厂打工的赵小勇来到了大芬村。

  从未听说过“油画”的他,开始“作画”。赵小勇和同伴们的“作画”其实就是临摹复制,画画成为了他们谋生的一项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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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凡高的画最好卖,所以赵小勇一直专攻凡高。一画就是二十几年,他也成了大芬村里的名人。

  即使一开始他根本不知道凡高是谁。

  生意慢慢变好,家人也陆续加入他的画室,他的第一个学生,就是妻子。

  他们分工明确,他的妻子专画《星空》和《向日葵》,弟弟专供《咖啡馆》,小舅子则负责《自画像》。

  他和家人已经画了十万多张凡高的仿制画,整个画室宛若凡高作品展。

  凡高的所有作品,赵小勇都很擅长,到现在,他画凡高的作品已经不需要画草图,直接落笔,就几乎和原画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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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赵小勇们来说,在大芬村画画赚的钱更多,没有工厂的剥削压榨。他们的初衷是养活自己、养活家人,至于艺术的追求,根本不在他们的字典里。

  一次回乡探亲,赵小勇在镜头前释放了真实的自我,哽咽着回忆自己从小家境贫寒,只读到初一就因为母亲付不起学费休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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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实,来不及接触梦想与未来的他,被迫早早地选择生存。如今,在大芬村打拼二十余年,赵小勇终于靠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也不用再为生计发愁。

  一百多年前,凡高的画作无人问津,一生只卖出了一幅画,在贫穷和痛苦中死去。

  一百多年后,凡高的画作举世闻名,还养活了相隔万里、数以万计的画工。

  从未成为大师

  却懂了梵高的疯狂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画了凡高多年,起初根本不懂艺术的画工们,在机械临摹的过程中有了思考,也在不知不觉间了解凡高、走近凡高,和凡高有了交流和共鸣。

  他们在村里破旧的影院里自发组织观看有关凡高的电影,黑暗之中,每个人的神情都是如此专注,眼里闪烁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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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高变得癫狂,开始砸自己的艺术品时,大家都屏住呼吸。

  “我得了病了,我画了这些画,大家都不认同。”

  画工们的讨论既是在说凡高,也是在说自己。

  影片结尾,凡高永远闭上了眼睛,屏幕前的画工们眼眶湿润,在电影院迷幻的光线下,他们自己仿佛就是凡高,和他一起经历了所有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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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画工们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时,一个名叫小鱼的姑娘谈及未来,先是眼神茫然,终于绷不住情绪:“我不想有像凡高那样悲惨的结局。”

  她捂着嘴流下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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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对于凡高来说,他们只是一群陌生人,但他们的眼泪,却是真真切切为凡高而流。

  从接到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客人的订单开始,赵小勇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去荷兰看一眼凡高的真迹,时常做梦都会梦到凡高和他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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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夜晚,凡高真的出现了,当凡高问他:“小勇,你现在画我的画,怎么样?”

  赵小勇说:“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

  醒来之后,他才发现这是个梦,彻夜未眠。

  和他长期合作的阿姆斯特丹画商邀请赵小勇去欧洲,他只需要买来回的机票。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机会。

  他下定决心后,却遭到妻子的反对。

  “你一年能赚多少钱啊?去他那里要那么多钱……”

  赵小勇说:“我一定要去凡高博物馆看一下真迹,不可能和他一模一样,但你至少能学到里面的东西。”

  妻子还是心疼钱,赵小勇充满信心。

  “你看了这些,也许以后赚的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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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前的他,想得更多的,还是要多赚钱。

  追寻与迷失

  这是赵小勇第一次走出国门。

  看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街景,和自己画过无数幅的画一样美丽。

  在凡高博物馆外,他看见了自己客人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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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眼前这个小小的纪念品商店,赵小勇的笑容有些苦涩。

  他一直以为自己合作多年的客人是开画廊的,却没想到只是卖纪念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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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以几百元的价格卖出的画,在商店里的标价翻了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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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商店出来后,他落寞地抽了一根烟。

  他这时才发现,自己站在产业链的最底端。

  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赵小勇终于来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凡高博物馆。

  走近一幅幅自己画过上万次、闭着眼睛就能临摹出的画,他驻足良久,不愿离开,忍不住贴近、再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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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翼翼地看着眼前真正的《凡高自画像》,他喃喃自语:“不一样,颜色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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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真迹敲醒了他,照片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凡高和自己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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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象中的兴奋激动,更多的是茫然和失落。

  特别是在博物馆的人得知他画了二十年的凡高后,夸赞他非常棒。

  工作人员问:“你有没有自己的作品?”

  赵小勇哑然无声。

  他这才发现,自己一幅真正的作品都没有,只是一直在临摹前人的真迹。

  从博物馆出来,他蹲在广场上,心情复杂。直到夜幕降临,赵小勇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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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了凡高作品二十年,比不上博物馆里面的一幅作品。”

  即使画了二十年,画了几万幅画,但都只是为了饭碗,画中的表达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

  但凡高一生只画了一千幅画,为了艺术陷入癫狂,他把自己的骨血,融化在每一幅作品里。

  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象,在荷兰之行中轰然倒塌。

  他开始思考起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事业。

  自己只能算一个画工,不是画家,更谈不上艺术家。

  “回到中国之后,我应该怎么画下去呢?”赵小勇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告别凡高

  找回自己

  如果说,前往阿姆斯特丹是抱有对凡高的崇拜,抱着把凡高的作品画得更好、赚更多钱的心态,从赵小勇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凡高真迹的那一刻起,很多东西都在悄悄发生改变。

  回到大芬村,赵小勇默默思考了很久。

  另一个画工陈福吉说:“画工、画家只是一个概念名词,一切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定位。重要的是内心怎么感受,怎么做,怎么去表达自己,让别人认可自己。”

  赵小勇决定与凡高“告别”,开始走原创之路,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他的第一幅原创作品,从自己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画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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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生小孩、带学生、熬夜赶订单,这个画室见证了赵小勇一生的轨迹,见证了曾经的汗水。

  赵小勇又回到了湖南老家,画自己最亲爱的奶奶,画家门前的石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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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很少拍照,他就用画笔记录下奶奶的面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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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凡高的作品,他画笔下的人物依然惟妙惟肖。自己生活的经历,加上凡高教会他的技法,都已经深入骨髓。

  如今,赵小勇在浙江宁波开了间属于自己的画廊,画的价格从百元涨到了最贵的万元。

  他说做原创的同时,也要把高仿做得更好,“现在看到凡高的画了,就想更接近他的画。让自己的水平再提高一层。”

  大芬村也走出了困顿,开始转型之路。

  越来越多的原创画家,涌入大芬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大芬村画工,开始放慢手中画笔的速度,开始找寻自己。

  “今年一年也好,明年一年也好,创造一幅作品就行了,把思想放在这一幅作品里面就行了。”

  “我们不要现在,也许现在有人会说,这些人画的画不行,但等过了五十年、一百年,人们能欣赏我的画。”

  生活中最难的或许不是外界的压力,而是自由地做自己。

  生活是每个人独特的艺术品,找到自己想要什么,沿着自己所热爱的方向去努力,坦然接受自己所追寻的东西带来的一切,就是值得期待的作品。

  大芬村逐渐揭掉了“山寨”的标签,实现了它的脱胎换骨。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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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每个人,都有仰望星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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