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友好国家都已倾注极大人力物力遏制病毒的传播，尽最大努力挽救中国人民的生命，遏制病毒的全球蔓延。
经中国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2月1日已经抽组医疗力量分别以铁路、空运的方式集结武汉；根据中部战区命令，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2日正式抽组成立，开始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从2月3日起，将有一支1400人规模的军队医护人员承担起武汉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支援地方疫情防控。
然而，在救灾抗疫的公共卫生与应急实践中，也暴露出种种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并拿出制度性的应对方案。故此，本文试图提出并论证：宜在现有部署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扩充、磨合锤炼一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常设建制、专职应对核/生/化/流行病威胁的正军级（以上）防疫常备军，可归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或中部战区等军种部门。
全军抽组的1400名医护人员2日进驻武汉火神山医院，4日医院收治首批患者（图/人民日报客户端）
一、必要性、紧迫性
第一，从此次疫情应对来看，部分地方政府的应急经验、资源调配、治理能力，以及部分地方半官方机构的反应速度、工作效率、职业操守、专业素养等，都与应对疫情的客观需求和人民的主观期望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17年前中国成功抗击“非典”留下一条宝贵经验：中央政府在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后，果断派出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为代表的一批大员干将，高度授权，统一指挥，迅速扭转形势，起到很好的效果。而时至今日，在疫情爆发一月有余、武汉“封城”已近半月的情况下，不同省份之间的协调，省内各市之间的协调，市内各区、医院、政府组织、半官方组织、民间组织之间的协调都仍存在一定问题，尚在磨合之中。
目前，在中央/顶层设计层面，已经设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亲自担任组长，体现出中央政府对疫情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工作实操层面，即（1）在“领导小组”与各省之间（尤其是湖北省与周围毗邻省份）；（2）在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内部，尚无具备足够权威、权限的执行者来具体落实领导小组的精神指示，统一指挥，大刀阔斧地剪除各种行政性和非行政性阻碍，以抗击时疫。可见，如何统一领导，如何克服内部损耗、降低沟通成本、管控行政成本、集中整合体制内外力量，乃是当务之急。
第三，从长远看，随着中国各项建设工作的推进，（民用）核设施、大型（有毒）化学/生物制剂的研发、生产与储备设施数量将进一步提升。
就在本文写作时，2月3日00时05分在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1千米。这无疑又对四川地区的抗击肺炎与抗震救灾工作提出双重挑战。此外，全球化趋势也导致非典、埃博拉、新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在全世界的高速流动与传播。
上述挑战都要求中国尽快组建一支强力精干的专业专职队伍，能够以最快的反应速度奔赴前线核、生、化、传染病等重大灾害的源头地区，利用军队的运力、资源迅速搭建符合防疫要求的野战医院；同时它还要被中央政府赋予足够高的权威、权力，能够统一调度涉事地区及周边省市各级政府、资源，协调不同部委，迅速产生合力，以有效抵御灾害、应对疫情。
第四，从更长远看，此次疫情已充分证明，一场重大传染病事件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打击力度也可能并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因此，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讲，建设一支强大精干的公共安全常备军，并在历次抢险救灾中表现出卓越战力，本身就能够威慑潜在的威胁，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二、可行性
首先，70年来，在和平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次抗洪、抗震、对抗疾病的抢险救灾中，尤其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都建立了功勋，挽救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证明了他们的执行力和工作效率。
其次，此前中国已组建类似部队，有制度基础。譬如，2006年9月2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第一支公共卫生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所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大队”在京正式组建。但遗憾的是，在此后的救灾实践中，并没有将其发展壮大。现在是到了重新考虑并再造一支真正能打硬仗、救民水火的新部队的时候了。
最后，类似编制也有他国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譬如，美国联邦政府设有“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ed Corps, PHSCC），是美国公共卫生局隶下的联邦制服部队，亦是美国七支制服军种之一。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公共卫生人员。这支大约6000人的部队，不仅承担美国国内防疫工作，也可以派驻海外，参与国际救援。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受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的首长是具备等同海军中将级别的医务总监。医务总监直属于具备海军上将阶级的卫生助理部长（如果该部长为公共卫生服务军官）。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资料图/PHSCC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