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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观察|格吕克并非因诺贝尔文学奖横空出世,“八卦”和哲学源于日常……2021年1月期刊看点速览

期刊观察|格吕克并非因诺贝尔文学奖横空出世,“八卦”和哲学源于日常……2021年1月期刊看点速览
2021年01月17日 15:09 新浪网 作者 贵阳日报官方微博

  人工智能与科幻叙事

  《天涯》2021年第一期,双月刊

  如果说人类的感情、性格、伦理带有某种先天和本能的色彩,而科技无疑是后天进化的产物。早在战国时期的《庄子》一书中就记载了一则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在游楚返晋过汉阴时,见一位老人一次又一次地抱着瓮去浇菜,“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就建议他用机械汲水。老人不愿意,并且说:这样做,为人就会有机心,“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这也被视为对科技文明的某种反省。眼下,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带来了无尽的可能,人工智能更是撬动时代,也撬动了我们的观念,人工智能与人类几乎达到一种奇特的“人机互动”:感情、性格、伦理、文化等在人工智能的场域下互相纠缠,从而嬗变出具有时代特性的叙事,这既是科幻的,也是现实的。最新一期的《天涯》杂志推出“人工智能与科幻叙事”二人谈,刘诗宇和王钦两位青年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辩证与反思。

  “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王钦首先进行了澄清,他引用东京大学池上高志教授的定义:所谓“人工智能”,指的是“在和物理法则无关的意义上,或在与物理法则相反的意义上,人工地将我们和宠物或人类自然接触时那样充满情绪和谈笑的相互作用予以生产的系统”。换言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工智能研究者的最终目标肯定不是围棋软件和扫地机器人那样的东西,而是能够凭借机械手段实现“充满情绪和谈笑的相互作用”的系统。于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中,“如何让电脑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从一开始就是研究者探索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当下的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已经获得或被期待获得超越于人类的优秀能力,我们就不能再度抬出“心灵”“感情”“灵性”等概念为人类中心主义背书。当然,也不能以人工智能为“中心”来建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在文章中,王钦对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学、艺术进行了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的创作是以“大数据”为依托来进行多种多样的排列组合,而人类的创作始终都是偶然的,也必须是偶然的,在充满偶然性的故事中得到意义和关系的改造和重铸。

  刘诗宇从乌托邦的角度来看待人工智能与科幻文学的关系,认为科幻是在制造乌托邦,而人工智能能够更好地提供支撑。他认为,十九世纪末以来,乌托邦就是主流经典科幻作品的主题,作者对技术、人性、社会有着蚀骨般的刻画,自从“科幻”概念出现,平民阶层就是最主要的接受者,作家说的是读者感兴趣的事,担忧的也是他们的未来。悲观想象是科幻叙事的主调,这既与哲学、社会层面的反思有关,但同时也是商业化的产物。因为这份反思,他认为科幻叙事理应得到每一个关注现实者的尊敬。

  格吕克并非因诺贝尔

  文学奖横空出世

  《花城》2021年第一期,双月刊

  诺贝尔奖将2016年的文学奖颁给美国摇滚诗人鲍勃·迪伦虽然出人意料,但至少人们还认识他;但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吕克,这让人大为意外:一是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在五年内两度授予美国诗人,二是因为许多人压根没听说过露易丝·格吕克。除了世纪文景在2016年推出过两本格吕克诗歌合集外,中文世界对格吕克其人其诗的介绍寥寥。这与她在大洋彼岸获得的殊荣显得很不相称:在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格吕克已经包揽了包括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华莱士·史蒂文斯奖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诗歌奖项,2003年——2004年还被授予年度美国国家桂冠诗人。可见,中国读者仍然需要去了解这位新晋诺奖诗人。为此,最新一期的《花城》杂志对这位女诗人予以了推介。

  杂志选登了露易丝·格吕克的散文《对幸福的恐惧》,以及格吕克诗集《草场》中的五首诗。散文记录了作者对自己和同行长期困于其中的矛盾核心——“苦难滋养艺术创作”这一概念的反思过程,重新审视“幸福”和“不幸”在“艺术创作”中发挥的作用;诗歌则借用希腊神话中的凡人与众神形象,通过现代的表达方式来重申一些古老的人性主题。

  露易丝·格吕克是“以她带有冷峻之美、不会被错辨的诗歌的声音——使个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先生在推介文章中着重谈及了其诗歌美学。他认为,格吕克的诗是古典和现代的混合,属于欧洲诗歌传统,常常借用《圣经》与神话人物和故事来折射和反观现代人的生存和心灵境况,她用词十分质朴,处理的也多是些永恒主题:爱、疼痛、亲情、归宿等等。《草场》是一组系列诗,前后关联,诗中的不少人名如佩内洛普、忒勒马科斯、奥德修斯、塞壬、喀耳刻等均出自希腊神话,但叙事上并不照搬神话情节,而是对彼此相关的一群人的一个大致的定位。诗人想告诉读者:神的故事,本是人的故事,而神性,本是普遍的人性。相对于质朴、亲和的诗,高兴认为格吕克具有浓郁的学院派气息,显示出诗人文学创作的另一副面孔:绝不人云亦云的独立个性和出色超凡的逆向思辨能力。《对幸福的恐惧》(Fear of Happiness,1990)收录于《美国人的原创性:论诗》(2017)。《对幸福的恐惧》是对“苦难滋养艺术创作”这个文学命题的辨析和反思。通过精细的心理分析,作者表明,任何观念和论调,一旦被无条件地接受和套路化,反而会变成艺术创作的桎梏。

  高兴特别强调,格吕克并非因诺贝尔文学奖而横空出世的诗人,国内其实对她早就多有译介,还翻译出版过她的两本诗集。但诺贝尔文学奖这道强光无疑会让读者更加深入地贴近她的文学世界。

  “八卦”和哲学源于日常

  《读书》2021年1月号,月刊

  研究日本战后思想史的领军人物孙歌,其观点是我们了解当代日本的一条“捷径”。多次和著名哲学家鹤见俊辅深入畅谈、曾和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一起推动中日知识分子的交流、以一己之力寻觅、翻译、解读,“复活”了日本宝藏级思想家竹内好——孙歌资历如此丰富,以致于今天要想了解日本的人,都绕不开她。最新一期的《读书》杂志刊发了孙歌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还原了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个出发点。

  众所周知,孙歌女士近年来集中介绍六位日本当代思想家,并且尝试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战后日本的思想课题。这一工作的灵感,其实来源于鹤见俊辅在战后的一篇论文——《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孙歌写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日本做博士论文时读到了《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这篇论文说的是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如何迫害进步知识分子的事情,作者鹤见俊辅讨论了麦卡锡主义在现实中的运作机制,用具体事例指出,美国具有一种奇特的性质:它是民主主义的,同时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孙歌在文章中写道,通常我们习惯于把民主和法西斯对立起来,并且把这种对立绝对化;然而这种民主与法西斯共存的特征,却一直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由于冷战意识形态的干扰,特别是冷战结构解体之后的单极化趋势,使得这个基本事实很少被思想界讨论。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被孤立地神圣化,甚至变成了判断事物的潜在标准。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肆虐,美国某些政客撕下各种伪装,露出霸道真相,鹤见俊辅这个发表于大半个世纪之前的断言才进入我们的感知系统:我们今天终于理解,民主主义并不必然通向公理,它需要配合多种要素,才有可能转化为正面价值,并且需要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重新打造,否则,它将会名存实亡;民主的抽象化与直接价值化,往往会遮蔽它有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帮凶的基本事实。

  由此论文为切入口,孙歌介绍了鹤见俊辅为人为学的特质。她说,鹤见俊辅是一位接受过严格训练的哲学家。在他留学哈佛的时候,正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巅峰时代,他以自己独特的敏锐,发现了实用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的巨大关切。鹤见俊辅引用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话说:“八卦”和哲学是从同一个日常生活的素材中产生的,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处理相同的素材时视野的深浅程度不同。对日常生活的哲学性关注,让鹤见并不回避泛滥成灾的“八卦”,他的著述,往往从八卦中打捞出日常生活的素材,把它转化为哲学。用鹤见的话说:自古以来,人们各自从生活中体验着自我的经验、物的经验、实在的经验,要想从这些已经被磨平了棱角的经验中提取出新的真理,没有超乎常人的感觉怎么能行呢?所以鹤见认为,哲学教育一直试图脱离对感觉的锤炼,这是个错误。

  鲁 迅 画 论

  《书城》2021年1月号,月刊

  众所周知,鲁迅从小喜爱图画。他能画,有《朝花夕拾》插图“活无常”为证;他善于艺术设计,曾参与国徽的设计,后又为北京大学设计过校徽,还常为自己编辑出版的书籍杂志设计封面和版式;他有极高的鉴赏力,可谓美术鉴赏家。他藏画甚富,却从来不用以谋利,倒是常常自费翻印出来做普及推广工作;他不会木刻,却是新兴木刻艺术的倡导者,从而培养了一批木刻人才,在中国画坛上组成一支生力军,开创了一个艺术领域。

  吴中杰先生说,鲁迅先生对美术常有所论,是个美术评论家,但没有画论专著,主要是通过杂文、序跋、书信和演讲等形式来发表意见,所以从学院派的眼光看来,鲁迅的理论不成系统也没有体系,算不得美术家或美学家。当然鲁迅也并不想做什么家,他在遗嘱中谆谆告诫他的儿子,“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他所看重的是切实有用的工作,就美术方面而言,就是推动艺术创作,提高群众欣赏水平。也因此,吴中杰先生着重从当时美术界的创作实际和文化界的论争中心来审视鲁迅的美术评论,以此揭示其历史作用。

  文章写道,鲁迅最早的美术评论是一九一二年六、七月间在教育部举办的夏期讲演会上所讲的《美术略论》,一共讲了四次,应该是有系统的论述,可惜没有留下讲稿,无从了解其内容;其次是一九一三年二月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上的署名文章《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官方取消了原教育总长蔡元培所提出的审美教育方针,鲁迅的这份《意见书》意在逆向而行,继续推行审美教育。鲁迅认为,美术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离开了这三个要素,便不成美术。他从此“三要素”出发,认为“苟合于此,则无间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这就是说,他在《意见书》中所论述的,不仅是造型艺术,而且是整个艺术或美学领域。这份《意见书》可谓鲁迅艺术论的纲领。他此后的许多画论,也正是从上述三要素出发加以论述的。

  此外,吴中杰先生还总结了关于鲁迅画论的一些要点:鲁迅在强调生活真实性的同时,又很重视艺术作品的思想性;鲁迅反对一味西化,无论从面向大众出发,或走向世界的需要,他都强调要有中国情调,而且还要有地方特色;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

  牛 年 说 牛

  《博物》2021年1月号,月刊

  元旦过后,越来越多的人将公历换算为农历,期盼着春节的到来。新的一年是牛年,最新一期的《博物》杂志推出了以“牛”为对象的封面文章。

  我们的祖先驯化牛,一开始肯定不是用来耕田的。华夏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就驯化了黄牛、水牛,但直到商代,都缺乏可靠的牛耕证据——甲骨文里没出现过“犁”字和“耕”字。养牛最初始的目的主要还是吃肉。而献祭,是吃肉发展出的高级文化形式,所以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故都——河南安阳殷墟,墓葬和祭祀坑里最多的动物骨骼不是猪骨、羊骨,而是牛骨。

  春秋时代起,“牛耕”这种先进生产力登场了,牛耕的普及,与新式耕具——铁制犁铧的推广几乎同步。相比过去的农民手持耒耜,“耕牛+铁犁”的组合,大幅度提高了作物产量。耕牛也成了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在牛耕较早普及的关中地区,秦国率先把杀牛定为重罪。按照秦律,不论官员百姓,私宰耕牛不光要掉脑袋,还会祸及家人。后来,“暴秦”成了后世的反面教材,屠牛禁令却沿革下来。汉代和魏晋,私宰耕牛可判死刑,执法之严更甚于秦。唐代杀牛罪倒是只流放不砍头,却与“十恶不赦”并列,皇帝大赦天下都救不了……直到明清时,私宰耕牛仍要受杖责、流放之刑,就连皇宫御膳都少有牛肉。

  历代统治者禁宰耕牛,自然是为保障农业这个国本。而对农民来说,耕牛是家中的顶梁柱,劳苦功高,通常不忍杀害。然而,法律禁的是“私宰耕牛”,不是吃牛肉。在大部分时期,失去役用价值的老牛病牛,上报官府后可以合法宰杀,肉也能买卖。这就给人钻空子杀牛开了方便。其次,牛肉、牛皮的潜在市场很大,有利可图。面对既成事实,一些比较宽容的官员,便对民间私宰耕牛睁一眼闭一眼。尽管明清时又加强了屠牛管制,但受游牧民族饮食习惯影响,牛肉在市场上越发常见。到19世纪的晚清,我们熟悉的兰州牛肉面、淮南牛肉汤、平遥酱牛肉都已享誉海内,牛肉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一道美食。

  记者:郑文丰

  编辑:向昌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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