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杨贵平：滋养根本》
杨贵平 滋根基金会创始人
从海外到乡村
杨贵平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中国的乡村扎根这么多年。“没退休的时候下班做滋根，退休之后白天晚上都做滋根。”
她今年78岁，生于贵州，长于台湾，本科毕业于台湾大学商学系，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专业取得硕士学位以及博士候选人资格。
退休前，她在美国做老师，丈夫董叙霖在联合国工作。董叙霖参与了联合国“百分之一基金会”，每年捐出工资的1%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发展项目。夫妻俩考虑用同样的经验成立一个针对中国大陆的公益组织，1988年，滋根基金会(以下简称滋根)成立，寓意滋养根本，在美国筹款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
早年杨贵平(右一)在贵州省雷山县大山里
同年，杨贵平回到中国为滋根寻找项目，第一站去了贵州省雷山县。她从美国坐15个小时飞机到香港，转抵广州后坐30多小时火车到贵阳，之后坐7小时长途车到黔东南的凯里，再坐3小时车到雷山县城，最后坐上一辆拉猪的车在山路颠簸了近3 小时。车子停下的时候她以为终于到了，同行人告诉她，还要走6小时山路翻3座山，过两条溪。
“整个人成了黄的，头发上都是黄泥，脚也肿了，山路一边是悬崖，吓都吓死人。”杨贵平回忆，“但到了之后觉得真是漂亮得不得了，苗族的村寨在山间田野，特别美。”
她发现当地很多女孩子不上学，“原因很多，我们做了很多调查，主要是交不起学费，还有就是学校太远。我们就开始支持学费，一个孩子一年40块钱人民币。”支持女童上学成了滋根首个项目。
远渡重洋，爬山涉水，去往雷山的那条路杨贵平每年走一次，走了13年，直到通了车。在滋根的资助下，当地女童入学率从最开始的29%逐渐上升，到后来维持在85%〜100%。
此后，滋根逐渐扩大资助女童项目，推广至贵州、云南、河北、四川等11个省的20多个县，100多个村，3000多所学校，支持力度从小学到九年义务教育甚至大学毕业，支持对象也扩展到孤儿和贫困男孩。
很多次去乡村，杨贵平都住在学校里。有一次坐在教室里，听孩子们背书，她感觉到晃动，“房子好像要倒了”。
滋根开始资助学校维修校舍。桌子板凳不够，一本图书都没有，滋根又开始捐图书、桌椅板凳、文体器材，逐渐给学校把设施配齐。“我们见到当地的需要，逐步扩大了我们的支持。”
杨贵平在了解孩子们的阅读情况
支持力度增大，对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1992年，杨贵平成立中国台湾滋根，1993年成立中国香港滋根，1995年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中国滋根从事所有项目的工作，美国滋根、中国台湾滋根、中国香港滋根主要从事筹款。
滋根所有的项目都和当地机构、当地人一起合作。杨贵平和老师们一起做访问，和教育局一起商量对策。“每次都谈到半夜，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改进，远远不只是给钱了事。我感觉好像变成了自己的事，他们就好像是我们的家人。”
杨贵平看到，做每个项目，当地人出的力都比滋根多得多。“比如我们支持女孩上学，老师就挨家挨户去说服她们的父母;女孩上学多了以后，教育局就增加老师;比如修建校舍村民就出木头和人力，我们只是提供必需的费用购买钉子、玻璃这些东西。”杨贵平觉得，这些人有一种“有人来帮助我们，我们欢迎，但我们也要靠自己”的感觉，这让她感动。
名不名气不知道
滋根的项目行至中途遭遇了一场变故。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出台，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这一政策被称为“撤点并校”。随着这一政策的推行，滋根支持的很多乡村学校都被撤并了。
“影响非常大。学校在一个村里就是灵魂，把学校撤了，家长就带着孩子搬走了，人就流走了，这个村慢慢就死了。”杨贵平说。
“村里有孩子的妇女特别反对，很多老师也都反对，包括一些教育局的人也反对。”她回忆，反对并没有阻止撤并的脚步，得到最多的回应是：这是国家政策，改不了的。
杨贵平开始发挥自己的专业长项，在贫困农村做详细调研，把“撤点并校”的不利影响搜集成资料，从教育费用、资源浪费、儿童安全、乡村衰亡等8个方面深入分析，写成调研报告《撤点并校对贫困农村的不利影响》。文章在网络和关心农村教育的人群中广泛流传。一旦有机会参加各种研讨会，她会借机呼吁停止“撤点并校”。她还请纽约大学电影系主任拍摄了一部以“撤点并校”为主题的纪录片《没有五年级》。
2011年，杨贵平写了一份提案，找到关注中国农村教育的全国人大代表胡伟武，请他在人大会议上提交，提出重新审核“撤点并校”。
同年11月，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运送幼儿的校车发生交通事故，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以此为始，全国各地的校车事故在网上频频曝光，事故背后“撤点并校”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浮出水面，开始被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薇从网上看到杨贵平发表的《撤点并校对贫困农村的不利影响》一文后找到她，与她通了4个小时的越洋电话，并提出到滋根项目地走访。之后陈薇写成《撤点并校十年考》《撤校后的惊心动魄》《拯救乡村学校的公益尝试》等文发表，引起不小的反响。
杨贵平后来得知，《撤点并校十年考》发表一个多星期之后，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中农办及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知名中国农村教育专家，到滋根长期支持项目地山西石楼县了解“撤点并校”的情况。同时，教育部也有调研组到滋根项目地河北省青龙县调研，走访了当地大部分滋根项目学校。
2012年7月22日，教育部推出《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重申农村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提出要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重视办好村小和教学点。同年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地重新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在上报至国家审核备案前，各地停止撤并学校和教学点”。
杨贵平觉得，滋根早期为反对盲目“撤点并校”做出的一系列努力，都在这个合适的时机浮出水面，对政策的走向产生了直接影响。
但她并不认为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影响，“名不名气不知道”。她依然在中国偏远乡村访问、调研，了解需要，提供支持和帮助。
滋根把所有受过滋根帮助的人都称为“滋根生”，年龄最大的“滋根生”现在已经40多岁。杨贵平回到项目地“就像回了家一样”，“卖菜的有滋根生，我去住旅馆，接待员是滋根生，到餐馆吃饭，餐馆经理也是滋根生。”
雷山县的杨艳英让杨贵平印象深刻。她32岁从凯里师专毕业，“我问她你怎么这么晚才毕业?她说，杨老师，滋根支持我们村女孩念书，我才能念小学一年级，那时已经14岁了，是全校年纪最大的。”滋根资助了杨艳英18年，直到她大专毕业。如今，杨艳英回到雷山县做了一名老师。
30年来，无数滋根生外出求学后又回到家乡，成为当地的第一名女老师，第一名卫生员，第一名女辅导员……
一辈子的事情
在杨贵平的印象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是完整的，有老年人，有年轻人，有小孩子，但如今很多村子都空了，“年轻人出门打工，就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家，有的连孩子都一起带走了。”当时的自然风光也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河水清澈，山上的树种很多，动物种类也多，“现在河流、土地都被污染了，到处都可以看到垃圾。”
女孩和奶奶在捉稻田里的生态鱼
杨贵平记得，她刚到乡村时，当地人常常会说，“我们这里虽然贫穷，但山清水秀，我们要发展教育建设家乡。”“他们对自己家乡和文化有很多自豪，这让我感动。”杨贵平说
但是随着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这种认同和自豪消失得非常快，非常可惜。”杨贵平感受到一种乡村消亡的危机感。
“那个时候老师教孩子会说你们好好念书，将来回来建设家乡。现在不会说这样的话了。现在农村孩子念书是为了上大学、离开农村，脱离苦海。”杨贵平觉得，不是说非要让孩子一直留在农村，但是他们需要对自己生活的乡村，有关心，有认同。
随着在乡村扎根越来越深，杨贵平不禁思考，中国乡村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滋根和高校达成合作，通过培训将环境教育、乡土文化传承等可持续发展内容融入学校和乡村建设，逐渐通过教育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2005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教育10年国际实施计划”，引发杨贵平的共鸣。可持续发展是全球都需要解决的问题，她开始根据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4个领域：经济活跃、环境责任、社会公平、文化多样性，有针对性地设计滋根在乡村的项目——形成绿色生态文明学校和绿色生态文明乡村两大项目体系，起试点示范作用。
现在，中国滋根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两所高校达成合作，双方开发课程，通过培训将环境教育、乡土文化传承等可持续发展内容融入学校和乡村建设，逐渐通过教育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我觉得现在做的事情目标更清楚，也更有系统了，滋根的长期目标就是在中国农村推广可持续发展教育。”杨贵平说，如果不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的乡村将来还会有很多危机，“环境眼看着越来越恶化，人员越来越流失，乡土文化过几年也可能消失。”
根据计划，到2020年，滋根将在全国推广100所乡村绿色文明学校，在6个县建设20个绿色生态文明乡村。
杨贵平明白，这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事业。她曾经自问，“我什么时候能不做了?什么时候可以‘脱身’?”一次外出旅游时，她在一个寺庙里烧了一炷香，问了住持这个问题。“慈善的事情是不能脱身的，是一辈子的事。” 住持回答她。
“那就能做多少是多少吧。”杨贵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