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无人机航拍的武汉黄鹤楼和与长江大桥。
口述/摄影：熊琦
（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
1月20日，我已经按原计划和家人一起回到了荆州老家。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到武汉的疫情有日益严峻的趋势了。23日凌晨两点，我接到朋友电话，得知为了预防疫情扩散，武汉即将史无前例地关闭离汉通道。这一夜我都没有睡着，那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回去参与报道了。第二天一早，我就收拾行装，独自踏上了返回武汉的高速。
我自己其实不太害怕，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必须要到一线去，记录历史。但是家人每天都非常的担心，在我刚回武汉的几天，父亲每两个小时就要跟我打一个电话，询问我在哪，在做什么。面对家人的这种牵挂，我很愧疚。他们虽然知道是职责所在，但一知道我要出门，心就悬在了半空。我也只能每次跟他们报平安，希望能让他们多一份安心。
1月24日，在重症隔离病房内，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左）与病情好转的病人黄淑丽互道新年快乐。
1月24日，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在对病人进行治疗。
1月24日，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的护士长马晶握住病人的手对她进行安慰。
1月24日，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右）与同事饶欣一起对病人进行治疗。
1月24日，医护人员在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内工作。
1月24日，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在对病人进行治疗。
1月24日，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内的医护人员一起鼓劲加油。
这次疫情报道中，我们新华社湖北分社在武汉成立了前方指挥部，加上陆续从总社和各地过来增援的记者共70余人。因为我们是通讯社，文字、图片、视频都有专门的分工，每个人根据编务会上划定的报道重点，进行采访报道。
疫情的采访拍摄与以往的报道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隔离区内的采访，已经是污染区，不可能带很多器材进去，又要兼顾图片和视频的拍摄，我主要是用索尼A9进行拍摄。在进入隔离区的时候，我也和医生一样，穿上各种防护装备，做好二级防护才能进去。可以说在隔离区内的拍摄，非常有难度，防护镜上不一会就布满了雾气，看不清屏幕，防护服很薄，蹲下动作稍大就有撕裂的风险，层层口罩之下，呼吸也变得沉重，因为只有一机一镜，镜头的焦段也被限制住了，这种种情况，都是之前没有遇到过的困难。
1月26日，武汉市楚河汉街。
1月31日，武汉市汉口江滩上，一名妈妈背着女儿在散步。
2月4日，一名市民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骑车经过。
2月16日，在武汉市起义门区，市民在街道内通行。
2月16日，在武汉市起义门社区，一位市民经过一条防疫标语。
今年是我来武汉的第十年。从求学到参加工作，从没有看见过这么冷清的武汉，雨雾中空无一人的街道，像极了电影中的场景。留守的几百万武汉市民，确实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1月31日，我在汉口江滩上扫街，看到一名妈妈背着女儿在散步，小孩子戴着口罩靠在妈妈背上，眼神却空洞无神。一下就刺痛了我，这场灾难，让这个城市承受了太多的痛楚，让本应最有生机的生命都显得无助。
2月5日晚，武汉方舱医院开始收治首批确诊轻症病人。我前去采访拍摄，这是我第三次进入隔离区了。医护人员逐一核对病人信息，进行排号登记后，由专人引导至床位。病人都陆续找到床位躺下，正当我准备结束采访时，看到了一名病人躺在病床上看一本书，镜头推进一看，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在简陋的方舱医院内，病人认真地在看一本严肃的政治著作。一下子就打动了我，不由得想起来了那副著名的照片《灾区的阅读者》，迅速的按下了快门。
2月5日，“江汉方舱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做收治病人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2月5日，一名患者在“江汉方舱医院”内看书。
2月10日，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医护人员带领患者们跳广场舞。
2月10日，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一名患者正在打拳锻炼身体。
2月10日，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几名医护人员为自己打气。
面对灾难，记者很难去改变什么，只能忠实的记录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希望能拍到一些能留存下来的画面，给后人回忆或者警醒。
除了日常的报道工作，我还会在工作间隙，记录疫情之下，特有的一些城市景象和人物状态，可能十年之后，这些比新闻照片更有意义。
最大的压力，还是心理压力。感染的风险、身边的坏消息，都会在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有许多次都想放弃，在家好好躺着，但是最后经过挣扎，还是会走上街头，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一个月的时间，自己也在慢慢地不断调整心态，争取战斗到最后一刻。
熊琦工作照。
整理 | 文石页
特别提醒
在全民防控疫情的关键时刻，
广大摄影人须遵守防范疫情的各项规定，
不是工作需要，不外出拍摄。
用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