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剑翘和孙传芳新闻图片（1935年11月25日，上海《申报-图画特刊》第172期）
- 《孙传芳被刺案昨在津开庭审讯》 （1935年11月26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
- 施剑翘刺孙现场散发的传单
- 施剑翘狱中存照
约三四年前，坊间即传言姜文执导、周韵主演的《施剑翘传》将上映。这个夏天，《邪不压正》终于上映，“施剑翘”的名字不见了，可她仍是影片的“主角”。她的侠情与传奇，确实让影片增色，又远比影片精彩。
为父报仇，改名“施剑翘”明志
如果说古有聂隐，后有秋瑾，皆可称女侠。可那聂隐娘，毕竟是唐代小说中的虚拟人物，并非真人真事儿；那被孙中山誉为“秋女侠”的秋瑾，毕竟也杀身成仁，未能见到革命成功。可这施剑翘，人如其名，一剑独翘，不但成功成名，还并未因击毙杀父仇人而殒命，且入狱不久即获特赦，其人其事，确实传奇。
施剑翘（1905—1979），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今安徽枞阳人），居于山东济南。其父施从滨对其悉心培养，关爱有加；她自幼接受传统家塾教育，少年时又接受新式学校教育，18岁时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时至1925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与北洋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安徽、江苏的地盘展开大战，施从滨作为张宗昌的部下兵败被俘。孙传芳将其斩杀枭首，悬首暴尸三天三夜，且不准施家收尸。当时年仅20岁的施谷兰，就立志为父报仇，手刃仇人。
据说，施谷兰先后寄望族兄与丈夫能报杀父之仇，皆未能如愿。这期间，她改名“施剑翘”，以明心志；所谓“翘首忘明月，拔剑问青天”，时刻铭记父仇，绝意只身复仇。其父遇害十年后，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至天津佛教居士林进香时，谋划已久、在此等候的施剑翘用勃朗宁手枪连发三枪将其击毙。“女侠枪杀军阀，舍身以报父仇”的新闻一经传出，轰动全国。
这一事件，当时在天津、北平、上海各地的主流报媒之上，跟踪报道与各种评述，连续刊发了几乎整整一年。从1935年底至整个1936年，施剑翘的名字总是占据着这些主流报媒版面的显要位置，谈论这一事件本身，以及关注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成为那一年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此时，对于北上津的市民而言，法庭对施的审讯，施的当庭答问全过程，以及她的家世旧闻与狱中近况，皆是比孙传芳被刺身亡还要震撼的“新闻”，他们对此津津乐道，报媒对此也孜孜不倦，留下了大量相关报道。
据相关记载，施剑翘在法庭上的供述，历时长达两个多小时，听者无不动容。经长达10个月的三级审理，鉴于公义与民意，法庭顶住了孙的家属与孙氏旧部“请予严厉判处”的各方压力，并没有按照“杀人偿命”的惯例判决，只是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又将刑期减七年。又经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出面救援，1936年底，施竟获特赦出狱。从刺孙被捕至特赦出狱，施入狱仅约一年即获自由，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她为报父仇、只身刺孙事件的轰动效应。
施案件正式审理之前，法院即表露同情凶手的讯号
那么，从1935年底至1936年底这一年间，从女刺客到特赦犯的传奇历程，施剑翘究竟经历了什么？这样的经历，电影无从考量细节，只能撷其精彩桥段，在此，不妨暂时摒绝抒情与想象，从当年北上津各地市民手中的新闻纸中去寻求阅历罢。
1935年11月13日晚，事发后仅数小时，当地报纸《新天津报》即印发“号外”，专门报道这一事件，此报道可谓施案“首报”。次日，天津《大公报》以“血溅佛堂”的醒目标题，报道这一事件。同日，上海《申报》亦以“孙传芳在津被刺毙命”为题，大幅刊载“天津专电”多条，实为上海乃至中国南方城市中“施案”相关报道的最早者。11月15日，上海《立报》头版的社论与简讯，以“须种善因”为题的社论，与“孙传芳昨入殓”的简讯相搭配，明确表达了报社同情施氏的立场。
11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第4版的短讯，可能是目前已知的、除天津之外，在北京乃至华北地区中“施案”相关报道的最早者。报道提及：
孙传芳十三日被施从滨长女剑翘枪杀后，尸身当日即运回英租界家中成殓。今日接三之期，津朝野名流与孙生前交好者，均赴孙宅吊唁。孙之长子家震，现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员，昨晚已返津。次子家钧，现在北平燕京大学肄业，亦于前晚返津。其三子家钰现在津。孙之棺木为金丝楠木，价值四千余元，系前国务总理潘复所赠。至施剑翘于昨晚解抵地方法院检查处后，今晨提出侦查，即解西头第一看守所暂押，颇予优待。施之家属，已呈法院谓施：（一）犯罪情有可悯；（二）自首，请求减轻罪刑。
据上述于1936年11月15日从天津发回北平的报道可知，施剑翘于11月14日晚，即刺孙次日晚，已然入狱。与此同时，孙家大办丧事的声势，也显示着施案审理必然将受到“豪门贵族”的势力影响，从一开始就承受着巨大压力。而施之家属呈请法院，请求轻判的要求，也可谓及时。
此报道次日，即11月17日，北平方面同情施剑翘的呼声即见诸报端。只不过，这一呼声极其微妙，乃是以华北居士林致天津居士林（即孙传芳被刺杀处）的一封公开信来表达的。《世界日报》第6版以“施剑翘是孙传芳恩人”的奇特标题，刊发了这封公开信。原来，这是华北居士林主席胡瑞霖致天津居士林主席靳云鹏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开篇即语“孙居士年来笃信佛法，尤注重忏悔，若假以时日，必可即身成就。虽然，因果之律，无论何人不能否认之，作业受报，事理当然。”这样的说法，已然为施案定了“事出有因”与“情有可悯”的基调。接着，信中又称“今孙居士正于佛堂跪诵经文之时，仇者使其猝然而死，正念在前，正可往生净土……凶手正其恩人，此非佛菩萨之感应而何耶？”基于此，《世界日报》就径直提炼出“施剑翘是孙传芳恩人”的标题来了。
当日，《世界日报》第4版还刊出了“津地方法院检察处昨侦讯施剑翘”的简讯。这条简讯透露，11月16日晨，施首次被侦讯，施交待杀人动机，只是“为父报仇”四字。该院首席检察官孙希衍对记者语：“施剑翘代父复仇，衡以人情，似可减轻罪刑”。显然，法院内部已经释放出了同情施氏的信息。在杀人案件正式审理之前，法院方面即表露出同情凶手的讯号，这是非常罕见的。
3000字庭审实录，透露诸多历史细节
1935年11月26日，《世界日报》第4版刊发施案公开审理的首次报道。报道相当详实，“现场感”十足，实为研究施案难得的史料文献。报道部分原文如下：
（问）然则你蓄意杀害已久，你对家人有无表示？（答）无之。自己秘密侦察，自己进行……（问）识孙否？（答）在天祥各书店曾询购各要人像片，无孙像，仅在某处有一幅，像係年青时照片……余自父死，一闻孙姓之人即特别注意，但不敢打听。因施家与孙之仇，举世皆知。嗣知孙家敏为孙之女，遂探知孙家在法租界二十四号……今年秋在英租界耀华学校，参观开学式时，又得见孙家敏，至此认识孙之墨色新汽车捐牌市府三五七号，租界一O九三号……侦得孙汽车停在光明影院，遂又认识孙之面孔。是日孙戴大黑眼镜。至本年九月十七，在观音祠为余父纪念周日，得知孙在居士林念经，嗣又在广播无线电中，得聆孙之口声为鲁人……
次日（十三日）下雨，余默念孙恐不来，但手枪实不便携带，因通过租界甚为危险，到林后果然见孙坐虚并未设座，心念孙果不来矣。此时林中人乃询余曾登记入林否，余问登记手续，当即交费一元，给我一牌，我用“萱蕙”二字为名。这时梆子一响，齐上殿听经，忽见孙之听差慌忙设座，孙已着法衣缓步而来。登坛焚香后，归座念经，是日到林听经者人特少，男子十余，女子不过六七。余认为时机已到，遂起身说有事，出门坐洋车到一汽车行，以二元代价，赁车先回家中取枪，即回居士林。其时枪在右袋，卡片在左袋，告国人书及吾父像片则在大衣里面袋中。一进居士林，心中乱跳，一颗心几乎跳出胸膛，强自抑制，坐下不敢步动。自念至今已千钧一发之时，默祷父亲助我勇气，但又不便立即站起。遂推说身后炉子烤得难过，站起来一步走至孙之背后，（言时假以律师坐位为比方，旁听者精神一振）一枪击中孙头，立即歪斜。孙係盘膝打坐，一下恐犹不死，遂又连开两枪。击中后，余即高声喊叫，“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替父报仇”……
上述3000字的庭审报道，占据了《世界日报》当日版面的显要位置，可以说将施案细节几乎全部公之于众了。施剑翘在天津居士林三枪击毙孙传芳，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就此大白于天下。据此可知，关于施案的坊间传言种种，80年来流传至今的故事内容，有不少细节并不准确。读了这样一篇报道之后，案情仿佛重演，现场恍如重回，比诸种传言真切生动得多，真是远比电影还要精彩。当然，案情本身并不特别复杂，“为父报仇”的基本定性毋庸多言；接下来的案件审理与“罪不至死”的最终判决，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社会各界普遍同情，施剑翘终获特赦
值得注意的是，施剑翘在刺孙现场散发的“告国人书”传单，因法院持不公开鼓励暗杀行动的立场，在当时没有公布。不过上海《申报》早在案发次日，即以“天津专电”数条的方式，约略透露过这份“告国人书”的大致内容。报道称，“其告国人书，长千余字，述施从滨系安徽桐城人，在十年前因兵败，为孙传芳所执，杀于蚌埠。久拟报仇，未得机会，今始及下手等语”。如此看来，施在庭审中的答辩，也不啻于一份活生生的且更为生动的“告国人书”了；其父之冤、其心之切，不必公布那“告国人书”，国人已然知晓了。
除却“告国人书”，庭审中施提到的“购卡片百张，即所散传单也”，其内容《申报》亦曾以两条“天津专电”的方式予以刊布。专电一称，“施所散小柬，正面印诗二首云，一、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二、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专电二称，“小柬反面印：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报仇女施剑翘谨启。”施在案发现场散布的这份传单，如今尚有影像存世，内容与报道相符。
不久，施剑翘初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的消息见报。此时，施对判决的态度，以及她的狱中生活，乃至孙家对判决之态度，逐渐又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于是，《世界日报》记者在判决书即将送达之际，与施晤谈了一番，晤谈内容于1935年12月17日见报。
应当说，施案初审判决传达之时，《世界日报》对施的狱中晤谈可谓及时，第一时间向平津各地民众传达了施的近况。施在狱中所作诗三首，以及被捕时所作口占诗一首，皆公布了出来，这让民众对这位传奇女子的心志及情感，有了更为生动具体的了解。当然，与施对初审判决结果泰然处之相对应，孙家人对判决的不满也极为明确，案件将因双方的上诉而重审，亦属必然。
果不其然，1935年12月26日，《世界日报》刊发“孙传芳案判决后双方均提起上诉”的报道。不过报道重点，倒不是施、孙两方如何不服初审判决的申诉细节，而是施在狱中又作“七绝”诗七首，且与外界民众颇多通信，颇受同情云云。1936年2月12日，上海《立报》头版刊发简讯，称施案重审判决，施的刑期由十年减为七年。
事实上，早在1935年12月，即有南京的安徽学会向政府请愿，请求特赦施剑翘。特赦理由是，“不仅为父复仇，且系为国锄奸”。请愿电文中有“孙传芳民国十六年阻挠北伐，残杀党人”，“杀彼，已死党人无不含笑九泉”云云，又将施案从“为人尽孝”的私德层面延伸至“为国尽忠”的政治高度了。最终，因各大媒体对施案的持续关注，社会各界的普遍同情，乃至确有社会团体与“党国要人”的全力声援，施氏竟获特赦，施案亦成近代一大奇案。文并供图/肖伊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