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2日清晨，一队解放军来到五里桥村张家大院。他们对室内外陈设重新进行了布置，还从通州城“东兴居”饭庄请来了厨师。顿时，小村子热闹起来。人们议论纷纷，猜想着这里可能要来大人物！直到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人们才知道，当时来这里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与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代表，双方在此进行和平解放北平谈判。

　　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就是在这里达成的。

　　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大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曾与国民党北平守军先后进行三次谈判。前两次谈判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均未能达成协议。

　　在五里桥谈判之前，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已先后进行两次。

　　第一次谈判是在1948年12月中旬，傅作义委派他的亲信、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为代表，在中共地下党员、《平明日报》主任李炳泉陪同下，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进行会谈。由于双方条件差距较大，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只是一次试探性接触。

　　1949年1月8日至9日，华北“剿总”民事处处长周北峰，在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华北地区负责人张东荪陪同下，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附近，与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进行第二次谈判。这次谈判取得很大进展，双方草签了《谈判纪要》，为五里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谈判纪要》确定 1月14日为傅方最后答复期限。

　　最重要的，便是第三次谈判。

　　虽然第二次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傅作义还在犹豫不决。为了给傅作义点颜色看看，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暗杀呼吁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北平前市长何思源。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提出与国民党政府开展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个声明对傅作义震动较大。

　　期限已到，国民党天津守敌没有答复。14日，在刘亚楼的指挥下，解放军向天津发起总攻。北平是战还是和，傅作义必须作出最后抉择。他派出全权代表邓宝珊协同周北峰出城，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进行正式谈判。

　　邓宝珊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深受傅的信任，而且曾几次到过延安，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有过一些接触。在中共眼中，“傅之灵魂是邓宝珊”，由他代表傅作义来谈判是再合适不过了。

　　14日下午，邓宝珊等到达谈判地点——通县城西的五里桥。而解放军在同一天开始强攻天津，敲山震虎。

　　初次见面，聂荣臻对邓宝珊采取了强硬态度，表明因为傅的一再拖延才导致解放军攻打天津，傅应对此结果负全责。15日上午，双方开始谈判，15时左右天津就已经不再谈判内容之内了。经过一天多的激战，解放军迅速攻克天津，守敌被全部围歼。至此，北平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座孤城，20多万守敌完全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之中，傅作义已经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这次谈判进展很快，16日，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谈判阶段，北平地下党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崔月犁曾三次和邓宝珊接触，通过他做傅作义的工作。崔月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初次见面时邓“语言沉重”，第三次见面是在和谈成功后，邓“一见面就喜笑颜开”，并告诉他，“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

　　1月21日，傅作义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宣布了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2日，傅作义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同时，城内国民党守军开始移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到31日全部移动完毕。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五里桥谈判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工作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和无比卓越的指挥艺术，体现了我党我军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灵活的对敌斗争策略及正确的斗争方式方法。研究五里桥谈判，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北平和平解放乃至整个平津战役的历史过程，深刻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和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同时，借鉴五里桥谈判的成功经验，对于目前和今后开展对敌斗争，仍具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