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公民投票选举总统是普通人参与政治的最重要手段。而正如布莱恩·卡普兰所说，选民不了解实情是民主政治的一大问题，也或许是整个民主体制的根本性问题。当政党和社会分裂日益严重，选民选出了不被部分人承认的总统。当民主政体遇到“永不服输的败选者”，问题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应对？
01
身份认同与自由的内外之分
“你爱你的国家，还是爱拉美裔？”作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新墨西哥州竞选造势集会上向拉美选民如此发问，旨在强调“国家认同超越族裔认同”的重要性。特朗普的问题戳中了当今美国的身份认同困境，族裔认同成为决定个体政党归属的最关键因素。
事实上，在历史的发展中，美国的身份界定与认同问题始终存在并不断变化，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奴役他人时，宣称自由。在美国建国之初，当革命领袖高呼自由和尊严的同时，奴隶、美洲印第安人和妇女却被笼罩在从属地位的阴霾之下，他们被奴役、被剥夺财产或只能从事低等工作。他们并非独立国家的自由公民，而是延续了帝国臣民的身份状态，被帝国自由裁量权所统治。
美国的自由从来只是“内部人”的自由，建立在对“外部人”的帝国统治之上。后来，爱尔兰裔、亚裔、拉美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当作 “外部人”，即使通过移民手续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正式公民，依然被当作分层化臣民而区别对待，这也造成了这个国家一直以来的社会不公与分歧。
02
权力扩张本末倒置
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试图捍卫共和主义自由，以反对扩张式的、权力集中的帝国中心，那么20世纪的美国政体则最终精确地验证了这一事实，即自由公民与分层化臣民之间关系的解体，后者曾令英裔美国殖民者颇为困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些事态发展表明了手段与目标之间明显的本末倒置。虽然帝国在历史上曾被规定为作为自治的自由之仆，但是美国权力除了自身扩张外，似乎日益偏离指导目标。
维护美国全球权力的要求，主要是为了加强内部的企业和国家的等级制，而非为了维持自由公民的政治权力或工作场所权力。如果进步主义者曾希望经济安全能提高民众自治的知识水平和能力，那么安全话语反而与明确的解放理想基本脱节了。
美国的全球崛起需要对定居者帝国基本假设进行修正的认识。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大前提曾经是：美国的扩张与自由公民权力下放且自主的自治相得益彰，而非推进帝国中心的霸权。通过提供财产拥有权和经济独立的条件，帝国曾起到实现共和主义抱负的作用。
但是在20世纪初宪法结构被修改的情况下，全球抱负或指引美国扩张主义的法律框架，与其欧洲对手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新属地与典型的欧洲殖民地并无不同，它们主要都是用于经济榨取和权力设计。
毫无疑问，这曾是特迪·罗斯福的目标。他认为，一个强大的、有着自由裁量权且权力集中的官僚机构，将在国外战斗，并支配它所认为合适的和平。然而，最高法院接近的投票结果，意味着对所选择道路存在反复出现的不确定性。
新的帝国秩序将促进国际稳定和提升某种国家目的感，还是将使美国陷入混乱和阶级冲突之中？得到扩张和合法化的帝国特权是否能够避免干预国内的内部事务，这一点并不明朗。
03
公民投票的总统获得最高统治权
虽然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政治的明显趋势在国内外已向更大的行政部门和行政权力方向发展，但没有什么比大萧条对此产生了更大的促进作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认为，总统在如何最好地应对这一危机时应具有广泛的灵活性。这种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巩固进步主义时期的行政部门改革，并确立总统作为美国政府政治中心的地位。
作为新政的结果，总统——而非众议院——逐渐开始陈述这个国家的“主要民粹主义推动力”，陈述那些在特定时刻得到公众支持的趋势和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政民主理论实际上是民粹主义传统在智识上的继承者，它相信真正的政治代理人能够代表全体发言，坚信总统致力于民众的目标，并且不涉及政治上的取代行为，即他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或那些“经济上的效忠者”利益服务。
而随着美国进一步远离20世纪年代突然爆发的经济危机，新政总统权力也给美国人遗留下这样的现实，即一个具有自由裁量权的国家和对民众能力持不断的怀疑。它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即行政部门代表人民在国内外广泛地采取行动；而在此过程中，行政部门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建立政治共同体；结果，普通美国人成了他们政府的目标而非政府代表。
如今，这意味着塔尼和其他定居者政治家曾担心害怕的已变成了现实：每天将帝国特权用作支配政治生活的工具。而在自新政以来的岁月里，公民投票的总统已越来越少与任何真正的社会选民联系在一起。相反，新政在宪法上的变化，使得总统在实质上的真空中行使立宪权力（其帝国特权）越来越方便可行。
以下两种情况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其一，公民退回到关心私事的倾向；其二，日益增强的竞选经理机制和公众舆论专家机制，结果加强了选举和决策过程，并经常自上而下地运作以影响民众的支持。
或许最令人吃惊的是，新政期间官僚机构的膨胀，在国家政治的根本上改变了“人民”的含义、改变了人民主权的叙述。
04
自由已化为遥远的政治余烬
新出现的政体在宪法上是围绕公民投票的总统进行组织的，总统在国内享有惊人的行政权力，在国外则具有几乎无限的实力来提升美国的权力。公众，作为一个积极和不断参与的存在，已经被改变成免受经济和国外威胁的安全保护接受者。政客们迎合“人民”——因为“人民”依然是总统合法性的基础，而与此同时却使得大多数美国人运用权力的实际能力化为乌有。
这种减少民众权力的做法，让行政部门越来越独自成了集体生活中强有力的政治代理人。结果是出现一种取代政治，其中民众意志将悄悄化为由强有力的行政部门所实施的那些政策。
对于美国定居者的奠基者来说，这些含义本将是显而易见的。国家权力以更具扩张性的方式、以源自历史上从属群体的和平原则而得以组织起来。虽然对包容性的努力扩大了社会成员身份的范围，但等级制在不同群体之间持续下去，从而强化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新老结构。
虽然每个人都可能曾是这一全球政治强国的社会成员，但定居者曾一度将扩张与经济生产连接在一起的自治和独立，却已长期消失了。如果有什么的话，也是帝国已成自由的主人，而非自由的奴仆；而且那种曾一度强有力的观点——自由不能为了帝国安全而被交易，已化为遥远的政治余烬。
（以上内容部分节选自《美国自由的两面性》，封面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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