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格局变迁的压力、中国改革开放的驱动力、外部环境对中国需求的塑造力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促使新时期中国外交实现新的转型，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且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新特点。这为新时期中韩关系发展，创造了新机遇，营造了新氛围，提供了新动能。新时期中韩关系发展应面向“四个伙伴”，妥善处理其中的美国因素。两国应相互平衡朝鲜半岛政策，并在东北亚地区构建机制化的安全合作框架。中韩宜着力破除双边关系发展中的消极因素，为营造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地区环境，创造条件，夯实基础。
作者：郭锐，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新时期，中韩关系发展需要迈过的不只是美韩两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一个槛。诸如美韩军事同盟持续强化和中朝友好关系实现新发展等结构性因素的新变化，将对新时期中韩关系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可以说，现阶段中韩关系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棘手问题。新时期，两国关系发展仍任重道远，而当务之急是如何使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努力摆脱“美国因素”“朝鲜因素”等所谓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韩两国应相互平衡各自的朝鲜半岛政策，并合作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通过相互理解与制度性合作，增强中韩两国战略互信水平，突破彼此之间军事安全领域对话与合作的长期局限，以此推动中韩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
新时期中韩关系发展应面向“四个伙伴”
自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堪为当今世界双边关系发展中的成功典范。期间，中韩关系实现了持续性跃升式新发展。但是，美韩两国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偏执举动，让中韩关系发展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时至今日，中韩关系仍未恢复到应有的战略水平，一些棘手问题仍然存在，使得两国战略互信不足的状况凸显。
其一，美韩军事同盟的针对性强化问题，不仅对该地区安全紧张事态有效缓解没有任何好处可言，而且严重制约了中韩关系发展水平。其二，中朝传统友好关系新发展对中韩关系也有着不小的牵制力，加之中韩两国在朝核问题、朝鲜半岛事务等方面的认知差异、立场分歧和举措不同，不可避免地减慢了中韩关系的发展步伐。
面对双边关系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新变化、新发展，中国提出新时期中韩关系发展应秉持“四个伙伴”的原则立场，即中方愿同韩方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这意味着中韩两国要继往开来、锐意进取，广泛拓展和深化共同利益，创造性地弥合利益分歧，尤其是尽快补足双方战略互信欠缺的短板，显著增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与此同时，中韩两国要携手合作，多措并举，共同管控“美国因素”“朝鲜因素”等所谓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作用，尤其是避免这些因素对中韩关系发展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冲击。
显然，立足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统筹兼顾各方面核心利益关切，应成为中韩两国谋求朝鲜半岛局势走向持续稳定、促进东北亚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共同政策选择。
历史经验表明，中韩关系发展顺利且成效显著的地缘战略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具有超乎想象的“区域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说，中韩两国有必要联合推动建立地区性的、长效化的政治互信机制、安全合作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为此，两国可通过完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为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整个地区长治久安的共同目标而有所作为。
需长效化疏解所谓“四大困境”
文在寅总统执政后，仍然奉行以对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方针，致力于形成“周边四强合作外交”的新局面。在文在寅看来，修补中韩关系和突破南北关系是重中之重。由此，当前韩国外交的一系列举动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从不同方向牵动中韩、美韩、朝韩、朝日、日韩等多对双边关系的变化，也影响着未来该地区三边、四边等不同多边关系的组合及发展。包括中韩关系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复杂国家关系，从以维持国家权力为主导的针对性双边关系，转向以维持地区稳定为核心的功能性三边关系。
在国内，长期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不断跃升和紧密发展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制衡针对性趋强的美韩同盟关系。基于此，国内有学者提出，以中韩结盟对冲美韩同盟。在某种程度上，这为审视“萨德”反导系统部署韩国境内导致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全面后退的严重状况，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
毫无疑问，“萨德”问题明显暴露中韩两国战略互信程度长期不足的短板，也让两国不得不深思对所谓的结构性因素——如“美国因素”“朝鲜因素”——影响作用的理解，是否仍要受制于各自角度下双边关系的范畴，以及在局势快速变化的情况下是否应放弃“不得不选择的必要行动”的常态化思维。这关乎朝鲜半岛缓和局面的维系和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状况。
在高度敏感和脆弱的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要长效化疏解所谓的“四大困境”，即同盟困境、发展困境、邻国困境和安全困境，域内国家就必须端正发展双边关系的态度。只有不断超越自我式的、任务式的、竞争式的双边关系发展心态，避免对冲式的双边关系发展状态，才能使包括中韩、中朝、美韩、朝韩在内的域内多对双边关系展现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从而有利于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对美韩两国来说，放弃“冷战思维”和“绝对安全”的政策立场是当务之急。当然，这种转变和超越对新时期中韩关系发展来说，既是难得机遇，也充满了挑战。
目前，特朗普总统的东北亚战略仍不明确，其部分延续了奥巴马时期的一些做法，除了对朝鲜的政策表态和军事举动有较大的变化之外。由于加强包括美韩军事同盟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是美国历任政府绝不可能放弃的核心战略举措之一，这意味着特朗普总统对东北亚地区的介入、干涉政策非但不会有丝毫的减弱，反而会进一步增强。只不过特朗普总统对待东北亚地区盟友的做法，正在从以同盟框架下各自分担现有义务为主，逐渐调整为要求盟友必须承担美国指定的增量义务。
从针对性双边转向功能性三边
长期以来，韩国外交从决策到运作均以应对复杂敏感的半岛局势及周边安全形势为第一要务，形成了路径依赖型的“安全”思维。由此，韩国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确认，体现了安全导向强于和优于发展导向的不均衡状况。“安全”的所谓“高级政治”的决策逻辑和政策思考，使韩国在周边事态的急剧变化中不是变得更加主动，而是更加被动无奈。韩国既担心国家安全利益严重受损，又顾忌国家发展利益无法维护的两难局面，实则是其“安全”外交逻辑所决定的。
虽然韩国周边外交在朴槿惠执政中后期陷入了尴尬的孤立局面，但是这并不能表明长期以来韩国所遵循的外交方针是完全失败的。事实上，恰恰是“经济领域依靠中国，安全领域依赖美国”的外交方针，使韩国在上述领域不断获得巨大收益。对韩国来说，根本不存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即“二选一”悖论。
一方面，中国无意让韩国做出此种政策选择，而是致力于加强和深化中韩各领域合作关系，包括补足军事安全领域合作短板；另一方面，韩国深知“二选一”的做法对其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好处。“与邻为敌”而非“与邻为伴”的地缘战略压力是韩国难以承受住的。
有鉴于美韩两国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一事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地缘安全、地缘经济等多个方面的连锁效应，相关国家适当启动多边对话进程是必要的，以避免事态“地区化”，即引起不必要的地区性军备对应连锁反应这一严重局面的发生。中韩两国应以处理此事件为契机，加强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对话，搭建机制化合作的有效平台。
对中国来说，无意通过发展中韩关系来离间美韩同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无视美韩军事同盟有针对性地强化对中国及中国周边安全造成的多种战略影响。韩国应认识到，中国无意拆散美韩军事同盟，但持续增强的美韩同盟关系不应是针对中国的定向部署。对韩国来说，朝鲜半岛局势变化事关其核心利益，而“不战、不乱、无核”的局面最符合韩国的战略诉求。历史经验表明，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离不开中美共识和中韩合作，但双边政策逻辑难以避免排他性和针对性，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这开辟了一个新思路：脱离双边关系的传统地缘政治架构，从中美韩三边关系功能性发展的新视角，推动朝核问题和平解决和朝鲜半岛问题妥善处理。这也有利于朝鲜半岛局势长期稳定及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且与域内多对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的发展并不背离，同时为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关系发展营造了更加宽松的地缘环境氛围，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动力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