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泳禧是20世纪70年代被韩国进步学生誉为“思想恩师”的人，在一次公开讲话中，他发表了如下言论：“如果说我的著作和我的思想，我对人生的态度对当代青年们起到了这样的影响，那么这个荣誉应该归于现代中国作家、思想家鲁迅。”

　　鲁迅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顶峰，他是一面用于宣传、推广中国文化的“金字招牌”，他的理念可以被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所接受，同时凸显了深刻性和广泛性。

　　鲁迅向来嘴下不留情，他揭露了残酷的现实，把社会最真实的一面呈现了出来，在字里行间，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对当权者的讽刺。渐渐地，鲁迅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他的文字振聋发聩，他的“胡话”掷地有声，在那个命如草芥的时代，他用一根笔杆子撑起了蓝天白云，在他的一亩三分地，谁都不能粉饰太平。然而，鲁迅只是一个普通人，从日本回国后，他的公开身份不过是个自由撰稿人，他背后没有靠山，手中没有实权，无时无刻不处于危险之中。

　　奇怪的是，鲁迅一点事都没有，尽管他的思想如此“危险”，甚至对国民政府产生威胁，可他还是安然无恙。有人说，鲁迅活在一个“宽宏大量”的时代，当权者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发表文章；还有人说，鲁迅心中有一杆秤，即使他再“横眉冷对”，也要守住不能得罪的底线，以免受到打击报复。事实上，后一个观点涉及到敌友界线的问题，难道鲁迅真是个拎不清的人么？显然不是，既然他敢公开发声，就不怕被人说三道四，而这个不畏强权的品质，正是他受人尊敬的地方。

　　关于鲁迅能一直活到1936年的原因，杨奎松教授认为主要有2点，第一，他的名望很高，社会各界以他为纽带展开联系，一旦他出事，就会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尴尬局面。另外，《沈醉回忆录》也佐证了这一观点：“顾忌他名声，一直没敢下手。”由此可见，若不是担心投鼠忌器，也许鲁迅早就“先走一步”了，毕竟当权者不是吃素的，到了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不择手段。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下第二个原因了，虽然鲁迅“心直口快”，但他为人谨慎，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什么话该说，什么人不能骂，他心里自然有数。1930年，曾有人让鲁迅骂一下老蒋，不料当场遭到拒绝：“文章是很容易写，不过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只能到国外当寓公。”一直以来，鲁迅采用的都是含沙射影的写法，他不会在文字上被人抓到把柄，可偏偏读者又能明白他表达的意思，这就很灵性了。正是因为没有证据，鲁迅才能顺利活下去，“抓周树人与鲁迅无关”的梗并不是平白而来。

　　因长期伏案和抽烟的关系，鲁迅的身体被严重透支，想当年，他的父亲周伯宜就是因肺病死的。小时候，鲁迅想成为一名医生，他到日本学医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实现愿望；可是在导师的启发下，鲁迅却改变了初衷，因为比病人还需要医治的，乃是国人麻木已久的思想，若不能改变这一现状，丑陋行径还会再次上演。遗憾的是，鲁迅终究离我们远去了，在他的葬礼上，社会各界的代表纷纷前来哀悼，他死得并不“冤枉”。

　　就在鲁迅去世当天，他的日本好友奥田杏花赶来了，他不但亲自送了鲁迅一程，还按照鲁迅的遗容翻印了一个石膏像。奥田杏花的手艺极其精湛，无论是汗毛、胡须，还是皮肤纹理都清晰可见。只不过，他取下面膜时不小心拉下了鲁迅的20根胡须和2根眉毛，这是鲁迅身上仅存的原物。如今，鲁迅遗容石膏像被放置在了上海鲁迅纪念馆中，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它将被永久保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