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点评历代皇帝之朱元璋】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是出身最低的，出生时家里就是赤贫，后来又当过和尚，做过乞丐，尝尽了人间的苦难。

　　但是，朱元璋天赋异禀，在元末那个乱世，南征北战，最终创立了大明王朝，成为历史上开国君主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毛主席通读二十四史，尤其喜欢读《明史》，并对其中的内容圈点甚多，很值得明史学家们借鉴。

　　1964年5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从这段评价可以看出来，对于明朝的历代帝王，毛主席对朱元璋和朱棣还是非常肯定的，说他们俩“搞得比较好”。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说朱元璋搞得比较好呢？

　　首先要讲讲他的出身。

　　朱元璋出生在安徽凤阳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从小给地主放牛，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后来又赶上天灾，父母相继去世，朱元璋走投无路，就去当了和尚。

　　后来，和尚也没饭吃了，朱元璋只好加入了农民起义军，开始了军事生涯，最后一统天下，开创了大明王朝，演绎了一部草根逆袭的传奇大戏。

　　毛主席在1953年与陈毅同游紫金山时，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

　　毛主席对朱元璋的这段评价，讲出了朱元璋“搞得比较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善于网络人才，使用人才，从谏如流。

　　朱元璋本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他特别注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比如朱升、刘伯温、宋濂等等，都为朱元璋后来取得天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70年代，毛主席曾说过：“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很显然，这个战略指导，与朱元璋当年采纳朱升的那个策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实际上，朱元璋能“搞得好”，还得得益于他自己的努力。

　　朱元璋在从军之初，特别是投奔了郭子兴后，为了有一个好的前程，朱元璋的确很拼，九死一生，所到之处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郭子兴立下了汗马功劳。郭子兴看他“姿貌雄伟，奇骨灌顶，志意廓然”，非常看好他，还把自己的养女嫁给了他，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

　　毛主席当年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有一次讲授《农民问题》，就提到了朱元璋初入郭子兴军营后的发展，他说：“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觉，常作‘天子’之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犹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代表地主利益，故能贵为天子。”

　　郭子兴后来病死了，其子郭天叙也在一次战斗中阵亡，朱元璋便成为郭家军的统帅，开始自己独立带队，征战天下。

　　征战天下，固然要靠军事实力，而毛主席最欣赏的，就是朱元璋的军事能力。

　　毛主席在读冯梦龙的《智囊》时，就曾批注道：“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意思是说，在历代皇帝的军事能力上，毛主席认为李世民最厉害，第二就要数朱元璋了。

　　实际上，朱元璋的军事谋略，也确实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过：“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后来，他在一次讲课中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又举了朱元璋的例子，强调说：“朱元璋能在复杂的元末战争中突出来，正是他把握了战争全局，充分利用了客观局势造成的有利因素，在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当然，毛主席在表扬朱元璋懂战略的同时，也对他在军事上的一些做法持反对态度，比如批评他有些教条主义，特别是他“穷寇勿追”的教条。

　　当年，朱元璋扫平齐、鲁后，元顺帝弃大都向北逃窜，大将军徐达建议他继续向北追击，除掉后患，可是，朱元璋却死守“穷寇勿追”的教条，训斥徐达说：“元朝的命运结束了，还追他们干什么？把他们挡在塞外就行了，就不要再劳顿官兵了。”

　　结果，元顺帝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又重新组织起力量，不断袭扰明朝整整20年，搞得朱元璋心力交瘁。

　　对这个方面，毛主席就理解得很明白，1949年，李宗仁提出“划江而治”，妄图与我党分治天下，毛主席坚决不同意，还写出了那句“宜将剩勇追穷寇”，最终打过了长江，把国民党赶到了孤岛上。

　　毛主席对朱元璋不满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他不善于培养自己的身边人，在看《明史》中朱元璋亲自率兵征伐武昌，取得大胜的那一段时，毛主席批注道：“不令诸子孙统兵作战，失策。”

　　意思就是说，朱元璋不在战争中锻炼自己的儿孙，让他们坐享其成，并不利于日后的国家建设。事实也确实如此，朱元璋后来为了让孙子继位，不惜大开杀戒，就是因为孙子太软弱，没有经过锻炼和考验。

　　毛主席不但喜欢从《明史》中研究朱元璋，对关于朱元璋的相关著述也经常关注。

　　1943年，吴晗写了一本书叫《由僧钵到皇权》，后来又在1948年写了一本《朱元璋传》，两本书相隔时间很近，是因为吴晗对《由僧钵到皇权》这本书不太满意，因为写得匆忙，手里可借鉴的史料不多，用了一些野史小说上的材料，所以就决定重写。

　　《朱元璋传》写好后，吴晗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在指挥全国战争的繁忙之余，看完了《朱元璋传》的手稿，并专门抽出两个晚上与吴晗讨论，讲到了书中关于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的描述，写他起义成功以后，就像烟一样消散时，毛主席很不赞同，对吴晗说：“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后来，他又专门给吴晗写了一封信，写道：“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处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1955年，吴晗再次对这本书进行了修改，毛主席看后基本满意，强调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实际上，“应该写得好点”这些话，也代表了毛主席的复杂心情，晚年的朱元璋以猛治国，滥用酷刑，搞得人人自危，杀了不少人，这些都是他的弊端，毛主席也很反对，但总体上，朱元璋的功劳还是很大的，所以毛主席特地对吴晗说：“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