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历史客栈介绍过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很多读者希望我们能再介绍一下周总理的父亲，今天咱就来说说这位同样伟大的父亲：周劭纲。

　　说起来，周劭纲跟毛贻昌的人生有点正好相反，毛贻昌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出众的商业头脑，成为颇有些积蓄的大户。

　　而周劭纲，则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还当过知县，但是当父亲去世后，因周劭纲性格老实，不擅经营，家境变得越来越不好，只能外出打工为生。

　　周劭纲，原名叫周贻能，187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周家祖辈在绍兴一带以师爷为业，不知道跟同在绍兴的鲁迅（周树人）有没有亲戚关系。

　　在周劭纲幼年时，因父亲周殿奎要去江苏淮安做官，于是举家搬到了淮安。

　　在父亲的悉心培养下，周劭纲于1890年参加县试，考中了秀才，按照常理，周劭纲应该继续在科举的道路上走下去，求取功名，入仕做官，但父亲觉得，科举场上竞争太激烈，未来变数太大，不如安心做个师爷。于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周劭纲回到了绍兴，跟着舅舅一起学习幕业（师爷）。

　　而且，父亲还给他花钱捐了个“主事衔”，官品是正六品，但实际上没有职务。可能父亲也知道，这个儿子在性格上不适合做官，就给他安排了这些稳妥的道路。

　　1891年，周劭纲从绍兴回到了淮安，与清河知县万青选的女儿万氏结为夫妻。也就是说，周恩来的祖父和外公都是知县，家庭还是非常不错的。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驸马巷，他的出生让周劭纲和万氏欢喜不已，给他起了个乳名叫“大鸾”，寓意鸾鸟降世，天下平安。

　　但是，由于周恩来的叔父周贻淦身患肺结核，一直没有孩子，周劭纲和万氏就商量，把周恩来过继给周贻淦，给他留个后。

　　随后不久，周贻淦因病去世，周恩来便一直跟着嗣母陈氏生活。

　　周恩来的爷爷周殿奎虽然当过知县，但一生廉洁，去世后只留下了一套老宅，周家的光景也大不如前，渐渐衰落了起来。

　　周劭纲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回家，幸运的是，家中事务在妻子万氏的料理下，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是，仅仅过了几年后，不幸又降临到了周家。

　　1907年，身患肺痨的万氏，因操劳过度病倒了，多方救治都没有见效，没过多久便撒手人寰，年仅35岁。当时周劭纲正在武汉任职，没能见到妻子的最后一面，这件事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等到周劭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准备安葬妻子万氏时，却又被岳母张氏提出的丧葬条件阻拦了下来。当时，周劭纲收入微薄，无法承担这一大笔钱，而岳母张氏又态度强硬，无奈之下，周劭纲便将万氏的灵柩暂厝于清江浦里的一座庙中。

　　处理完此事后，周劭纲又踏上了旅途，继续外出谋生。这一次，他的行李中多了一幅万氏的画像，而在此后的35年中，他都没有再娶。

　　1918年，周劭纲来到京兆尹公署，找了一份收发员的工作，尽管他工作勤恳严谨，但却不讨上司的喜欢。究其原因，就是周劭纲厌恶那套官场上的“潜规则”，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跟在上司的后面溜须拍马，所以没过多久，上司就找了个借口把他辞退了。

　　失去工作之后，幸亏有兄长周贻赓的帮助，周劭纲来到了东北的齐齐哈尔，成为一家烟酒事务局的办事员。眼看着日子渐渐安稳了下来，周劭纲也有了一些积蓄，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又让他再一次失业。

　　为了躲避战火，周劭纲南下来到了上海，当时，周恩来就在上海主持党的工作，父子两人得以团聚，尽管时间短暂，但却十分珍贵。

　　周劭纲虽然不懂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共产党，但他非常支持周恩来，曾对周恩来说：“你们那个共产党和革命我不懂，但你做得对，说到底都是为了老百姓，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周劭纲在上海时，也曾帮周恩来做过一些工作，比如秘密联络通讯员、送信、送文件等等，还曾掩护过周恩来脱离虎口。后来因形势严峻，他才离开上海，在兄长周贻赓的介绍下，前往河北深县任职。

　　1935年，奔波十几年的周劭纲，终于积攒下了一些钱财，就回到清江浦，从庙中将发妻万氏的灵柩迎回淮安，安葬在族墓中。此时，距离万氏逝世已经过去28年了。

　　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身在淮安的周劭纲境况更加困苦，周恩来也对父亲非常牵挂。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立后，周恩来负责具体事务，便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将父亲接到他的身边来。

　　经过组织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周劭纲，并于1938年5月抵达武汉，来到了周恩来的身边。

　　据老舍先生的文章记载，当时周恩来正在参加会议，在最后的讲话中，他含着泪说：“诸位，我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

　　1938年10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周劭纲便随众人一起撤离，辗转来到了重庆，住进了红岩村。

　　奔波了一辈子的周劭纲，闲不下来，便主动要求组织给他找一些事做。组织考虑到他年纪大了，便安排他看护仓库、打扫卫生之类的轻活儿。尽管这些事都很简单，但周劭纲从不马虎，干得非常认真。

　　周劭纲平生爱好不多，最喜欢的也就是喝酒了，周恩来有空时会陪他喝一点，但更多的时候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喝。有一次，周劭纲喝得有点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得让别人在一旁搀扶，正好被下班回来的周恩来看到了。

　　周恩来把周劭纲送回房间后，耐心地劝他说：“父亲，我们这里很忙，大家都有事，这酒您喝多了，不仅伤身体，还要耽误别人的时间，来照料您，很不好的。”从此，周劭纲每次喝酒，都没有再喝多过一次。

　　1942年6月底，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炎，住进了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准备接受手术。几天后，周劭纲也因旧疾复发住进了医院，到了7月9日，周劭纲高烧不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强撑到第二天晚上，便离开了人世，享年68岁。

　　鉴于当时周恩来也正在做手术，如果这时候告诉他这个噩耗，对他的病情很不利，于是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就决定，等周恩来做完手术后再告诉他。

　　当时身在医院的周恩来，对这一切都不知晓，还多次写信嘱咐邓颖超，让她注意周劭纲的饮食，劝他少喝酒。但是到了7月12日，终究还是被周恩来发现了，当天送报纸的小报童，随口说了一句：“看仓库的老爷子因病走了。”让周恩来隐隐担忧，等到第二天时，他悄悄办了出院手续，急匆匆就往家里赶去。

　　果然，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当邓颖超把父亲病故的消息告诉周恩来后，周恩来当场痛哭，不停地喊道：“父亲，父亲，孩儿不孝啊！孩儿不孝啊！”

　　周恩来还对邓颖超罕见地发了火，说：“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要瞒我！”

　　邓颖超没有反驳，只是眼含着泪向他认错，董必武等人也来劝说：“恩来，不要怪颖超，要怪就怪我们吧，这都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再者说，这件事也是组织上决定的。”

　　随后的几天，周恩来一直守在父亲的灵柩前，几个晚上都没有合眼。大家觉得他刚做完手术，劝他多休息，但周恩来一一婉拒，说：“老父亲的生日我没能给他过，最后一面也未能见到，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守灵……”周恩来说完，又忍不住泪流满面。

　　建国后，周总理很少在别人面前提起父亲，但还是有两次“破例”。一次是在1964年8月，他跟几个亲属说：“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另一次是在1974年春天，周总理的侄子周秉德去看望他，两人在谈话间，周总理对周秉德说：“我对你爷爷很同情的，他人很老实，一生的月工资都没有超过30块，但是他一辈子也没有做过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

　　周总理随身都会带着一个皮夹子，里面贴着一张父亲的照片，背面是周总理亲笔写的四个字“爹爹遗像”。

　　尽管只有寥寥的几句话，和一张发黄的照片，但也足见周总理对父亲的深切怀念之情。

　　（参考资料：周恩来故居，《周恩来家世》《周恩来年谱》，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