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制度在不同地区是否得到实行，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实行，反映了王朝国家对于不同地区的社会控制方式与程度的差异。根据唐代乡里制度在不同地区的实行状况，可以将唐代对其疆域与民众的社会控制区分为4个圈层：第1个圈层是以汉户为主的正州县，较严格地实行乡里制；第2个圈层是以蕃胡夷蛮为主体的正州县，努力实行统一的乡里制度，但其乡里编排或未能全面遵守相关规定，且不稳定；第3个圈层是有版羁縻州县，其首领多以其固有的社会组织管理其部众，并向唐王朝申报所领民户，但也有部分有版羁縻州县编排了乡里；第4个圈层是无版羁縻府州，仍然实行其固有的社会控制制度，且不向唐朝上报户口版籍。唐代对于不同地区的社会控制，本质上乃是“因地制宜”，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背景，而采取不同的社会控制方式。本文转载自2019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8卷第1期。
唐代地方控制体系，可别为正州与羁縻府州两大系统。正州与羁縻州，不仅是唐代政区设置的两种类型，也代表着两种最基本的统治方式：正州代表着直接统治方式，即王朝国家通过军事、行政、赋税、教育等手段，将其所制订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推行到其可以直接有效控制的地区；羁縻州则代表着间接统治方式，即对于未能有效、直接控制的地区，王朝国家采取委托或接纳代理人（或中间人）的方式，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如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向代理人“让渡”部分国家权力和利益，委托其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代表国家统治或治理相关地区，程度不同地保留其所“代理统治”的地区固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和结构。因此，正州与羁縻州对于其管领人户的社会控制方式也是不同的：一般说来，正州县尽可能地实行统一的乡里制度，将民户纳入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控制体系中；而羁縻州则保留其固有的部族编制或其他固有的社会组织，通过其固有的社会组织方式维持其统治秩序。可是，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正州县全面地实行了统一的乡里制度，也有一些羁縻州县部分地实行了乡里制度。那么，乡里制度是如何在部分羁縻府州县实行的呢？在编排乡里的羁縻州县，所领户口又是如何统计的呢？其赋役负担如何？此其一。
其二，从幽并陇右，到岭南剑川，沿边州县居住着诸种蕃胡蛮夷，直到南北朝后期以至于隋唐之际，仍然尚未纳入或未完全纳入王朝国家的控制体系。入唐以后，自武德、贞观，以迄于开元、天宝之世，唐王朝不断开拓边疆，在边地蕃胡夷蛮地区增置正州县，编排乡里，将诸种蕃胡蛮夷逐步纳入到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控制体系之中。那么，居住在正州县境内的诸种蕃胡夷獠，是如何著籍、编排乡里的呢？正州县内的蕃胡蛮户的身份、赋役负担情形若何？
其三，在唐帝国直接统治的疆域内部，存在着一些并未真正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或国家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这些区域多处于州县交界地区，是王朝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隙地”，或可称为“内地的边区”。为加强对此种“内地的边缘”区域的控制，唐王朝不断在州县交界地区分置新县，编排乡里，将当地土著与亡人一起就地著籍，使之成为可以控制的编户齐民。那么，在“内地的边缘”区域，又是如何开置新县、编排乡里的呢？换言之，王朝国家不断强化对于“内地的边缘”区域的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呢？
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控制，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社会控制”，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到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无论政治控制，抑或社会控制，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将不同地区的各种人群“固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使之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边疆地区设置羁縻州县与正州县两种不同的政区，在“内地的边缘”区域置立新县，主要是政治控制方式的运用；而在不同地区不断推行乡里制度，则是王朝国家不断强化对各地区的社会控制。在上述不同地区，乡里制度是否得到实行，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实行，反映了王朝国家对于不同地区的社会控制的程度——全面实行统一的乡里制度，意味着王朝国家对于该地区的社会控制得到全面加强；若一个地区未能实行乡里制度，而是基本沿用其固有的社会控制方式，则其社会控制权力仍然操持在其固有的权力集团手中。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即试图考察唐王朝的乡里制度在“有版”羁縻州、开边所置新州县以及“内部的边缘”区域的实行情况，分析唐代社会控制的区域差异性在乡里制度实行方面的表现，以进一步揭示唐代社会控制体系的结构性特征。
一、“有版”羁縻州的户数、赋役与乡里
《新唐书·地理志》说羁縻府州之“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揣其意，当是说也有一些羁縻府州的版籍是上于户部的，则羁縻府州之贡赋版籍就有“上于户部”和“不上户部”两种，前者较少，后者占大多数。《新唐书·地理志》于陇右道松州都督府所领丛、崌、奉、岩、远、麟、可、阔、彭、直、肆、序、静、轨等14羁縻州（大抵皆贞观初年置）下，注称“以上有版”；在研、探那等58州下，则注称“以上无版”。据此，则知唐羁縻府州可别为“有版”与“无版”2类。“有版”府州当即“上于户部”者，“无版”府州当即“不上户部”者。《旧唐书·地理志》“松州下都督府”条云：
武德元年，置松州。贞观二年，置都督府，督崌、懿、嵯、阔、麟、雅、丛、可、远、奉、严、诺、蛾、彭、轨、盖、直、肆、位、玉、璋、祐、台、桥、序二十五羁縻等州。永徽之后，生羌相继忽叛，屡有废置。仪凤二年，复加整比，督文、扶、当、柘、静、翼六州。都督羁縻三十州：研州、剑州、探那州、忋州、毗州、河州、幹州、琼州、犀州、拱州、龛州、陪州、如州、麻州、霸州、州、光州、至凉州、蚕州、晔州、梨州、思帝州、戍州、统州、谷州、邛州、乐客州、达违州、卑州、慈州。据天宝十二载簿，松州都督府，一百四州，其二十五州有额户口，但多羁縻逃散，余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或臣或否，无州县户口，但羁縻统之。
据此，则知贞观二年（628）所置松州都督府领正州1（松州），羁縻州25；仪凤二年（677）整顿之后，松州都督府领正州7（松、文、扶、当、祐、静、翼），羁縻州30；至天宝十二载（753），松州都督府所督104羁縻州中，25州有版籍户口，是为“有版”羁縻州，然已多逃散；其余79州本无户口籍帐，是为“无版”羁縻州。在“松州都督府”下所记25个有版州中，崌州［贞观元年（627）招慰党项置］领县2，户155；盖州［贞观四年（630）置］领县4，户220；直州［贞观五年（631）置］领县2，户100；位州（贞观四年降生羌置）领县2，户100；玉州（贞观五年处降羌置）领县2，户215；嶂州（贞观四年处降羌置，当即“璋州”）领县4，户200，其余诸州均无户口数。《旧唐书》并称：凡此25州，“贞观中，招慰党项羌渐置。永徽已后，羌戎叛臣，制置不一。今存招降之始，以表太平之所至也”。则其所列崌、盖等6州户数，也是贞观中诸州设置之初的户数。诸州所领户数多为100、200、220之类整数，且平均每县大抵仅领有50户上下，说明诸州户数皆当是上报数，而非检校籍帐所得户数。
武德、贞观年间招慰戎羌置立的戎州都督府领有协、曲等16个羁縻州。《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了此16州的设置、户口与里程情况，其中协州［武德元年（618）开南中置］领3县，户329；曲州（武德元年开南中置恭州，后改为曲州）领县2，户1094；郎州（武德元年开南中置南宁州，后改为郎州）领县7，户6942；昆州（武德初招慰置）领县4，户1267；盘州［武德七年（624）开置］领县3，户1960；黎州（武德七年析南宁州置）领县2，户1000；匡州（武德七年开置南云州）领县2，户4800；髳州［武德四年（621）置西濮州］领县4，户1390；尹州（武德四年置）领县5，户1700；曾州（武德四年置），领县5，户1270；钩州（武德七年置南龙州）领县2，户1000；靡州（武德七年置西豫州）领县2，户1200；裒州（武德四年置）领县2，户1470；宗州（武德四年置西宗州）领县3，户1930；微州（武德七年置利州，后改）领县2，户1150；姚州（武德四年置）领县2，户3700。武德初年，唐王朝的势力尚未及于南中地区，南宁州之地处于酋帅爨氏控制之下。《唐会要》卷98“西爨” 条谓：
西爨者，南宁之渠帅，自云本河东安邑人。七世祖事晋为南宁州太守，属中国乱，遂王蛮夷。梁元帝时，南宁州刺史徐文盛征诣荆州，有爨瓒者，遂据南宁之地。延袤二千余里。俗多华人。既死，其子震翫统其众。高祖受禅，拜翫子宏达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本乡；益州刺史段纶又遣俞大施至南宁谕之，由是部落归款。武德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来贡方物。
拜徐宏达为昆州刺史，当在武德元年，南宁州（后改郎州）、协州、恭州、昆州之置亦当在同时或稍后。《旧唐书·地理志》所记4州户数，当即武德初置州时拜徐宏达等向唐朝申报之户数。《旧唐书·地理志》于“郎州”下谓：“武德元年，开南中置南宁州……武德四年，置总管府，管南宁、恭、协、昆、尹、曾、姚、西濮、西宗九州。五年，罢总管。其年冬，复置，寄治益州。七年，改为都督，督西宁、豫、西利、南云、磨、南笼、［西平］七州。并前九州，合十六州。”则西濮、尹、曾、裒、西宗等5州当是武德四年置总管府时所置。同时设置的，还有姚州。《旧唐书·地理志》“姚州”条称：“武德四年，安抚大使李英，以此州内人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三十二。”［3］1697盖西濮等5州也是安抚大使李英招慰而置。《新唐书·循吏传》“韦仁寿”条载：
隋大业末，为蜀郡司法书佐……高祖入关，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寿巂州都督府长史。南宁州纳款，朝廷岁遣使抚接，至率贪沓，边人苦之，多畔去。帝素闻仁寿治理，诏检校南宁州都督，寄治越巂，诏岁一按行尉劳。仁寿将兵五百人循西洱河，开地数千里，称诏置七州十五县，酋豪皆来宾见，即授以牧宰，威令简严，人人安悦。
结合《旧唐书·地理志》所记，知韦仁寿所置7州，即西宁州（黎州）、西豫州（靡州）、西利州（微州）、南云州（匡州）、西平州（盘州）、南龙州（钩州）等7州。武德、贞观年间，南宁州都督府所管南宁、恭、协、昆、尹、曾、裒、西濮、西宗、西宁、西豫、西利、南云、西平、磨、南龙（笼）等16州皆为有版羁縻州。《旧唐书》所记诸州户数，皆当是置州之初被授以牧宰的诸州酋豪申报的户数。武德、贞观年间的姚州为有版州（户3700），而其所管32州则为无版羁縻州。因此，所谓有版羁縻州的户口数，当非如正州县一样，经过团貌检阅登记造册而合计得出其户口数，而是羁縻州县的长官（一般也是部落首领）申报的户数。
上引《新唐书·循吏传》说韦仁寿循行将还，西洱河诸州酋长挽留，“仁寿以池壁未立为解，诸酋即相率筑城起廨，甫旬略具”，说明有版羁縻州至少在原则上当立有城池，建有官廨，其居地与管领区域亦相对明确、稳定。《旧唐书·地理志》说武德四年置姚州，“在姚府旧城北百余步”，至麟德元年（664），“移姚州治于弄栋川。自是朝贡不绝”，说明姚州有明确的治所。据《旧唐书· 地理志》，开元中，姚州管兵300人，当即驻于姚州治所之弄栋川。弄栋川中有弄栋城，即姚州治城。樊绰《蛮书》说：“弄栋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余里，东西三十余里。废城在东岩山上。当川中有平岩，周回五六顷，新筑弄栋城在其上。管杂蛮数部落，悉无汉人。姚州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远处。”南北百余里、东西30余里，是指弄栋川。川中居住杂蛮部落，并无汉人。而弄栋旧城与新城均位于川中岩上，居高险之地以便于控制。
贞观年间在河北道幽州境内设置的顺州，乃是有版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称：贞观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顺州都督府于幽州之境，任阿史那什钵苾为顺州都督。贞观六年（632），顺州侨治于营州南之五柳戍；又分思农部置燕然县，侨治并州阳曲县；分思结部置怀化县，侨治忻州秀容县，隶顺州。其时顺州都督府所领突厥3部分置3处（营州五柳戍、阳曲县与秀容县），是典型的“大分散、小集中”。顺州后复侨治于幽州城中，只领宾义1县。《旧唐书·地理志》谓其“旧领县一，户八十一，口二百一十九。天宝，户一千六十四，口五千一百五十七”。其所说“旧户”，当时指治于五柳戍时顺州所领之户；天宝中，顺州已侨治于幽州城中，其所领户无论是否住于幽州城中，都应当是相对集中居住的。
又如归顺州，初置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以内属契丹别帅析纥便部置，其时应无版。至开元四年（716），弹汗州部落内徙于幽州怀柔县境，改称归顺州，则成为有版羁縻州，故《旧唐书·地理志》载归顺州天宝中领怀柔1县，户1037，口4469。侨居于幽州怀柔县境的归顺州所领部落户，居住也应当是相对集中的。
除以上2州外，在幽州、营州境内的诸多羁縻府州，亦大抵为有版羁縻府州。《旧唐书·地理志》云：“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凡此诸州，本多集中在营州城内或其周围地区，如威州初治燕支城，后侨治营州城内；昌州初治于营州之静蕃戍，后移治于三合镇；师州初治于营州之阳师镇。这些羁縻州在设置之初，即在首领率领下，以部落为单位，投附到唐军控制的军镇城戍附近。营州失陷后，“乃迁玄州于徐、宋之境，威州于幽州之境，昌、师、带、鲜、信五州于青州之境，崇、慎二州于淄、青之境，夷宾州于徐州之境，黎州于宋州之境。在河南者十州，神龙初乃使北还，二年皆隶幽州都督府”。在这一系列迁徙过程中，这些州也是以部落为单位整体迁徙的。《旧唐书·地理志》在有些州下记载了两组户口数，如威州，旧领县1，户729，口4222；天宝，户611，口1869。其旧领户口，当是威州治于营州城内时的户口；天宝户口，则是迁至幽州良乡县石窟堡之后的户口数。同样，师州下所记旧领户138，口568，也当是师州治于营州东北阳师镇时所领的户口数。神龙年间诸州回返幽州境内安置后，更是集中居住，有的城镇甚至集中了两三个羁縻州，如良乡县的古广阳城，即集中安置了夷宾州、归义州、瑞州3个州；故都乡城安置了慎州、黎州两个州；潞县古潞城也安置了崇州、鲜州两个州。显然，内迁之后的羁縻州所领部落是集中居住的。
《太平寰宇记》所见岭南的“羁縻卓牌州”也当是“有版”羁縻州。《太平寰宇记》卷166述及邕州都督府所管谭、石西、七源、思恩4州，谓“四州陷漏，不属都督府。检校户口既多，景龙二年十月敕邕州置都督府，管上件州卓牌”。4州检校户口，上报给邕州都督府。“卓牌”或即指版籍，“管上件州卓牌”，当即由邕州都督府管理谭、石西、七源、思恩4州的版籍。除以上4州外，《太平寰宇记》又记有左州、思诚州等13个左江道与思恩州、鹣州等17个右江道羁縻卓牌州，说这些州“承前先无朝贡，州县城隍不置立”；先天二年（713），邕州都督府司马吕仁高奏称：奉敕差副使韦道桢、滕崇、黄居左等巡谕左右江道羁縻卓牌州，“劝筑城隍。其州百姓悉是雕题凿齿，画面文身，并有赤裩、生獠、提相杂。承其劝谕，应时修筑，自后毁坏，不复重修”。唐朝官府劝谕诸州百姓修筑城隍，也说明诸州所领百姓的居住相对稳定，而且比较集中，所以，唐王朝才能派人检校其户口。
《新唐书·地理志》北庭都护府管下有两个羁縻都护府，23个羁縻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存盐治、大漠等16州，注称：“已上十六番州，杂戎胡部落，寄于北庭府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显然，无版羁縻府州或多为“行部”，随水草迁徙，或者唐王朝无力掌控，其首领既未申报其户口数，唐王朝也无从检校其户数。
《太平寰宇记》记泸州“元管溪洞羁縻州一十六，计县五十六”，其中能州［大足元年（701）置，领2县，12户］、浙州（仪凤二年置，领4县，户24）“二州连接黔府，及［拓］（柘）在生蛮，承前不输税课”。2州有户版（虽然很少），“承前不输税课”，说明其本当输税课，仅因其地僻远，故不输。纳州（仪凤二年开山洞置，领7县，户168）、蓝州（仪凤二年置，领1县，户51）、顺州［载初二年（690）置，领4县，户59］、宋州（领4县，户69）等4州“输纳半税，其州在边徼溪洞，不伏供输”。也是说此4州按规定应当输纳半税，然以其地远，经常不供输。高州（领3县，户21）、奉州（仪凤二年置，领3县，户39）、思峨州［天授元年（527）置，领2县，户37］、萨州（仪凤二年招生獠置，领3县）、晏州（仪凤二年招生獠置，领7县，户77）、长宁州（领4县，户38）、巩州（仪凤二年开山洞置，领县5，户15）、淯州［久视元年（700）置，领2县，户15］、定州（领2县，户16）等9州“在沟井监，供输紫竹”。凡此诸州，皆为有版羁縻州，虽然各州以居地僻远，往往不伏供输，但根据规定，各州均需要输纳。因此，有版羁縻州与无版羁縻州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需要供输赋税，而后者则只需进纳贡品。至于有版羁縻州县输纳赋税的标准，则并不一致。据上引《太平寰宇记》，泸州所管16有版羁縻州中，纳、蓝、顺、宋4州为半税，高、奉等9州供输紫竹，能、浙2州不输税课。半税之制，与武德七年、开元二十五年（737）所颁赋役制中有关岭南夷獠户“皆从半输” 的规定相同（见下文），很可能是对羁縻州县应纳税课的制度性规定（当然，所谓“半税”，是根据有版羁縻州上报的户数交纳的），只是在实行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区别而已。
有版羁縻州所领蕃胡夷獠，亦须应役，特别是兵役。天宝十载（751）《李永定墓志》载李永定曾祖李延为“皇朝本蕃大都督兼赤山州刺史”，祖大哥为左鹰扬大将军兼玄州刺史，父李仙礼为宁远将军、玄州昌利府折冲。李永定即李仙礼长子，开元六载（718）仲夏，“奏事玉阶，恩敕便留内供奉射生，更配左羽林上下”；至八载（720）二月，“令充两蕃使薛泰下总管。当时戎夷背叛，侵轶边垂。公励铁石之心，纵不顾之操。掩袭是遇，戈矛见鏦。公以死自誓，志无所诎，虏计穷力沮，而后见还。天子闻而嘉之，转授安东卢龙府折冲都尉”。后充范阳马军副使，开元十五年（727）授上谷郡龙水府折冲都尉；开元二十一年（733），以军功制授忠武将军、左路卫率府中郎将，袭伯父青山州刺史。按：《旧唐书·地理志》：“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天宝领县一，户六百一十八，口一千三百三十三。静蕃，州治所，范阳县之鲁泊村。”“青山州，景云元年，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领县一，户六百三十二，口三千二百一十五。青山，寄治于范阳县界水门村。”则玄州与青山州皆为幽州都督府所管有版羁縻州，分布于范阳县境内鲁泊村、水门村一带。李永定之祖任玄州刺史，伯父任由玄州分置之青山州刺史，李永定袭之，说明玄州（以及青山州）长期处于李永定家族的控制之下。玄州昌利府，应当是属于右卫的折冲府。李仙礼得任玄州昌利府折冲，说明其时有版羁縻州或编组折冲府。昌利府，很可能是由玄州所属蕃户组成的军府。又，《新唐书·白元光传》谓：“其先突厥人。父道生，历宁朔州刺史。元光初隶本军，补节度先锋。安禄山反，诏徙朔方兵东讨，元光领所部结义营，长驱从光弼出土门”。白道生所任之宁朔州刺史，当即宁朔州都督府所改之宁朔州的刺史。白元光从军后所隶之本军，当即宁朔州的部落军；其后来以所部结义营，也是以其部落兵为基础组织的义营。加入折冲府与组织义营，应当是有版羁縻州所领蕃胡夷獠应征兵役的两种主要方式。
在今见文献中，南方地区部分有版羁縻州县编排了乡里，至少是编排了乡。《元和郡县图志》载，安南都护府领附贡州7，其中长州管4县，户648；郡州管2县，户335；谅州管2县，户550；武安州管2县，户456；唐林州管2县，户317；武定州管2县，户1200；贡州管2县，户318。凡此诸州，皆当为有版羁縻州（另有32羁縻州则无版）。开成三年（838），安南都护马植上奏称：
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穴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事有可虞。臣自到镇以来，晓以逆顺，今诸首领愿纳赋税。其武陆县请升为州，以首领为刺史。
“愿纳赋税”的州是有版州，而“居巢穴自固”“不可招谕”的州则是无版州。1年后，马植又奏称：
当管经略押衙兼都知兵马使杜存诚，管善良四乡，请给发印一面。前件四乡是獠户，杜存诚祖父以来，相承管辖，其丁口税赋，与一郡不殊。伏以夷貊不识书字，难凭印文，从前征科，刻木权用。伏乞给发印一面，令存诚行用。
杜氏祖孙三代以来所统4乡獠户，似并未建置羁縻州县，而其“丁口税赋，与一郡不殊”，其性质与有版羁縻州相同。獠户以丁口纳税赋，其所纳当为口钱（户税）；而杜氏所领，别为4乡。而据《太平寰宇记》载，长州领县4，各1乡。由于其所记唐户与上引《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相同（户648），故长州4县各有1乡，亦当是唐时情形。
乡之下亦或置有里，或者迳以县统里。《太平寰宇记》卷168“宜州”总叙引《图经》云：
见管四县一场，又管羁縻十六州、砂银两监。数内温泉、思顺等十二州，地理相近，见管逐州山川、四至、户口、城县、河江、古迹，可得而观。其文、兰等四州，最居偏僻，有州县，且无廨宇。所有赋租，宜州差人征催。皇朝因之。
“皇朝”（宋）所“因”之例，应当是唐制。据《太平寰宇记》载，温泉州领4县，主客户174，其中温泉县无乡，管4里，洛富县，管2乡；思顺州领3县，各2乡，主客户305；归化州领4县，户116，其中归朝、洛迴2县各有3乡，洛都、洛巍2县各管1村；归恩州领5县，主客户201，其中履博、都恩、吉南、罗遵4县各有2乡，许水县“无乡村，无廨署，伪汉时，县印纳在宜州”；纡州领6县，主客户291，其中东区、南山、纡质3县各有1乡，吉陵、宾安、都邦3县各有2乡；芝忻州领5县，户652，其中忻城县有3里，平西、富录、思龙3县各有2乡，多灵县有1乡；述昆州领5县，管户371，其中夷蒙县管2里，夷水县管1乡，古桂、临山2县各管2村，都陇县管1村。蕃州领3县，管户37，其中都伊县有5乡，蕃水县管1乡，思寮县无乡村，无廨署；琳州领4县，管户240，其中古阳、歌良、多奉3县各有2乡，多梅县有1乡；环州领2县，管户240，其中思恩县管3里，都亮县管4乡。金城州领2县，管户130，其中金城县有2乡；智州领5县，管户37，其中英罗县管2里，富力县有3乡，智本县有2乡，兰江、平林2县“无乡村，无廨署”；文州领3县，主户52；镇宁州领2县，管户51；兰州与抚水州则并无廨署，亦不供通户口。其所记虽然是南汉至宋初的情形，但也间接反映了唐中后期的状况。各县乡、里、村并存，所领户口复寡少，甚至每乡、里、村只有几户，说明其所记只是供纳赋税的户数。
上述有版羁縻州县的乡里，应当是唐中后期至宋初王朝国家权力不断渗透的结果。各县管领的户数十分寡少，平均每乡、里甚至只有几户或十数户，说明乡、里很可能都是规模较小的村落或部落单位，县与州则是稍大的部落或部落联合组织，各州的户数也就是不同层级的部落（村落）和部落联合组织上报的户数。
然北方沿边的有版羁縻州，却大抵皆未编排乡里，仍然长期维持其部落编制。寄治在夏州朔方、宁朔县境内的云中、呼延州、桑乾、定襄、达浑等都督府各领小州若干，平均每小州领户在二三十户至200余户不等，小州下并未分县，更不当分划乡里。实际上，各小州多以部落为单位设置，如云中都督府所领舍利州即以舍利吐利部置，阿史那州即以阿史那部置，绰部州（绰州）即以绰部置。安化、宁朔、仆固3州都督府以及开元初置、寄治在回乐等县境内的燕然等6州虽不统小州，但各州所领户数亦在百余户至千余户之间，亦未分县，也当是部落编制。
河北道所属的燕州、顺州等有版羁縻州，虽各领有县，但可能也未编排乡里。《旧唐书·北狄传》“靺鞨”条云：
有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炀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遣使诣太宗请受节度，以战功封蓍国公。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
《旧唐书·地理志》“燕州”条云：“旧领县一，无实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靺鞨别种，户五百。”其所谓“旧领”，当是指贞观中所领。其时燕州已自营州南迁，寄治于幽州城内；所领500户的大部分则当处于幽州之昌平城，皆为靺鞨别种，并无本地实土的汉户。突地稽之子谨行在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燕州一直处于突地稽家族控制之下，长期保持部落编制，并未改编为乡里。威、慎、玄、崇、夷宾、师、鲜、带、黎、沃、昌、归义、瑞、信、青山、凛等州，也分别以靺鞨、契丹、奚、突厥或其他降附部落建置，也当长期保持其部落体制。
二、正州县中蕃胡夷蛮户的乡里编排
《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记内附蕃胡赋役之制，谓：
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已上为上户，七等已上为次户，八等已下为下户；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凡岭南诸州税米者，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轻税诸州、高丽、百济应差征镇者，并令免课、役。
《旧唐书·食货志》所记与此大致相同而稍简。其所说“内附蕃胡”，是否包括羁縻府州统领的诸种蕃胡夷獠，论者颇有分歧。《旧唐书·太宗纪》于贞观三年（629）末记户部奏言曰：“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则所谓“内附蕃胡”，似当包括羁縻府州所领蕃胡。然如上所论，羁縻府州或无户口版籍，或由其首领上报所领户数，并未经过貌阅造籍，所以，将羁縻府州管领蕃胡夷獠别为9等，并根据户等交纳银钱，或输羊、纳米，事实上并无可能。而下文所说“附贯经二年以上者”，显然指居于正州县境内的蕃胡夷獠。因此，本段叙述中所说的“内附蕃胡”，当是指著籍的内附蕃胡，主要是指正州县的蕃胡（包括居住在以汉人为主体的正州县境内的蕃胡夷獠，以及“开边”以蕃胡夷獠为主体设立的正州县的蕃胡夷獠）。仪凤三年（678）度支奏抄、仪凤四年（679）金部旨符第31条谓：
雍州诸县及诸州投化胡家，富者丁别每年请税银钱拾文，次者丁别伍文，全贫者请免。其所税银钱，每年九月一日以后、十月卅日以前，各请于大州输纳。
“雍州诸县及诸州投化胡家”，当指居于雍州诸县与诸正州境内的投附胡人，其所纳银钱数，与上引《唐六典》所记“诸国蕃胡内附者”相同。那么，上引《唐六典》所说，编入正州县的蕃胡夷獠户，在入籍（“附贯”）两年之后，均当交纳户税（有输羊、折纳轻货或税米等不同方式）。《新唐书·张说传》记开元十四年（726），宇文融、崔隐甫与李林甫劾奏张说之罪，说张说“所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说势，市权招赂，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太原九姓，即开元四年来降、被安置于太原北境的铁勒九姓；羊钱，当是按应输羊数折纳的银钱；给，当作“给复”解。宇文融等指责张说门下吏张观等受贿，擅自给复降附的太原九姓的羊钱，正说明投附蕃胡户按规定是应纳羊钱的。《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金满”县之印）曰：
金满县，牒上孔目司
开十六税钱，支开十七年用。
合当县管百姓、行客、兴胡，总计壹阡柒伯伍拾人，应见税钱，总计当
贰伯伍拾玖阡陆伯伍拾文。
捌拾伍阡陆伯伍拾文，百姓税。
金满县合县百姓、行客、兴胡皆当纳税，其所纳之税当为户丁税。此项税钱当供给当县公廨之用（包括官人俸料），故以开元十六年（728）之入，作为开元十七年（729）开支之用。其中兴胡附贯于金满县，亦纳税钱。庭州金满县是正州县，兴胡是附贯于金满县的蕃胡，与行客、百姓一起，交纳税钱。
据上引《唐六典》，岭南诸州的夷獠户，“皆从半输”，即交纳岭南诸州税米户所纳户税的一半，亦即上户6斗、次户4斗，下户3斗。《新唐书· 刘延祐传》记垂拱（685—688）年间刘延祐任安南都护，“旧俚户岁半租，延祐责全入，众始怨，谋乱。延祐诛其渠李嗣仙，而余党丁建等遂叛，合众围安南府”。《旧唐书·刘延祐传》记其事，作：“岭南俚户，旧输半课，及延祐到，遂勒全输。由是其下皆怨，谋欲将叛，延祐乃诛其首恶李嗣仙。垂拱三年，嗣仙党与丁建、李思慎等遂率众围安南府”。则所谓“半租”“半课”均即指上引《唐会典》所说的“半输”，是指夷獠户（包括俚户）当交纳岭南正户一半的赋税（租）。《新唐书·南蛮传》综述剑南诸獠，谓“太宗再伐高丽，为舡剑南，诸獠皆半役，雅、邛、眉三州獠不堪其扰，相率叛”。雅、邛、眉3州均为正州，境内獠户皆半役，则其他开生夷所置之正州县的獠户亦当应半役。据武德七年令，正户岁役2旬，则夷獠户当岁役1旬。
正州县的蕃胡夷獠户既然需要据户等纳税服役，就需要与汉户一样，检校户口、编排乡里，但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却又必须“因地制宜”，“便利行事”。贞观十六年（642），唐朝在渝州以南的僰溪水流域开疆拓土，设置了溱、珍2州及荣懿、扶欢、乐来（属溱州）、夜郎、丽皋、乐源（属珍州）等6县。《元和郡县图志》卷30“溱州”叙云：“本巴郡之南境，贞观十六年，有渝州万寿县人牟智才上封事，请于西南夷窦渝之界招慰不庭，建立州县。至十七年置，以南有溱溪水为名。”同书卷“珍州”条谓：“本徼外蛮夷之地，贞观十六年置。”则溱、珍2州之地，本属“徼外蛮夷之地”，2州及所领6县，皆当为开西南夷之“山洞” 区域而置。《旧唐书·地理志》记溱州领荣懿、扶欢2县，户879，口5045。《元和郡县图志》卷30谓溱州开元户892，不记其乡数。然《太平寰宇记》卷122溱州记荣懿县有4乡，“唐贞观十七年与州同置，以领獠户”，扶欢县有1乡，说明荣懿、扶欢2县在置县之同时，即当编排乡里，而其各乡户数，则远低于标准的500户。然乐来县却可能并未编排乡里。《旧唐书·地理志》谓珍州领县3，天宝户263，口1034。《元和郡县图志》卷30记珍州开元户为2600（当有误），然并未记有乡数。夜郎、丽皋2县并在州郭下。《元和郡县图志》说：“三县并在州侧近，或十里，或二十里，随所畬种田处移转，不常厥所。”而《太平寰宇记》卷122记西高州（唐珍州所改）领［三］（四）县，开元户263，并谓夜郎、丽皋县各领2乡。而乐源县则没有乡数。这说明当贞观中置溱、珍2州6县时，靠近州郭的荣懿、扶观、夜郎及丽皋4县编排了乡里，而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乐来、乐源2县则很可能未编排乡里。
思州思邛县是开元四年开生夷所置的新县。《元和郡县图志》卷30思州“思邛县”：“开元四年招辑生夷所置。”《元和郡县图志》记思州领务川、思王、思邛3县，开元户3442，乡10；元和户429，乡6。《太平寰宇记》卷122记思州开元户1599，务川县2乡，思王县3乡，思邛县4乡。3县合计为9乡，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10乡之制接近。故开元初思邛县初置时至少当有4乡。
在剑南道西部及南部边缘地区，以已较稳定控制的州县为基础，唐朝逐步向疆域外的“蛮夷” 区域扩展，在唐太宗朝后期与唐高宗朝，渐次增设了17个新县。如沐州罗目县，麟德二年（665）置。《旧唐书·地理志》嘉州“罗目”县：“麟德二年，开生獠置沐州及罗目县。上元三年，俱废。仪凤三年，又置，治沲和城，属嘉州。如意元年，又自峨眉县界移罗目治于今所也。”《元和郡县图志》卷31嘉州“罗目县”：“本汉南安县地。麟德二年，招慰生獠，于今县西南一百八十三里置沐州及罗目县。前上元三年，州县俱废。仪凤三年重置，属嘉州。罗目，獠中山名，因以名县。”其记嘉州领龙游、夹江、绥山、罗目、峨眉、玉津、平羌、犍为等8县，开元户22912，乡53。元和户1975（存疑），乡65。《太平寰宇记》卷74嘉州“罗目县”：“元八乡。唐麟德二年置沐州及罗目县，取夷中罗目山为名。上元三年俱废。仪凤三年又置县，属嘉州。罗目去州西南二百七十里。伪蜀明德三年獠乱，移于今所。”其所说的“元八乡”，当指后蜀明德三年（936）罗目县迁移之前，亦即在唐时罗目县有8个乡。
柘州柘县、乔珠县，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开置。《新唐书·地理志》记柘州所领柘、乔珠2县开元户495，口2120。《太平寰宇记》卷80记柘州领柘、乔珠2县，“开元户四百”。其中柘县有2乡，乔珠县有1乡。“以上二县与郡同置。”则柘、乔珠2县在开元、天宝时即当置有乡里，唯每乡平均户口数远低于标准的500户。
姚州长城县，垂拱元年（685）置。《新唐书· 地理志》姚州“泸南”县原注：“本长城，垂拱元年置，天宝初更名。”按：姚州初置于武德四年，麟德元年移治弄栋川，建都督府，每岁差兵募500人镇守。咸亨三年（672），唐“发梁、益等一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遣右卫副率梁积寿往姚州击叛蛮”。长城县之置，当即平定姚州叛蛮之后的措置之一，也是“开夷蛮”所置的县。《太平寰宇记》卷79姚州“泸南县”：“（姚州）北五里，元二乡。垂拱元年置长城县于此，天宝初改为泸南县，以在泸水之南为名。”则长城县（泸南县）在唐时当有2乡。
再如霸州所属的安信、牙利、保宁、归化等4县，乃招附生羌置。《新唐书·地理志》记霸州领4县，户571，口1861。《太平寰宇记》卷80“霸州”下称：
唐天宝元年因招附生羌置静戎郡，便以羌附酋董嘉俊为刺史，领七部族把蕃卓，子孙相绳不绝。乾元元年改为霸州。本属陇右道，永徽以后割属松州都督，入剑南道。皇朝乾德三年，西南夷首领兼霸州刺史上表内附。……唐开元户五百七十。皇朝户汉一百七十余，外并蕃户。
其下所记安信县，“去州二十里，二乡。在钵南村置”；牙利县，“去州五里。三乡。在小聋山上村置”；保宁县，“去州三十里。三乡。在质台村置”；归化县，“去州西北四百里。一乡，在移村置”。4县并依村而置，各领有1—3乡不等，说明各县在天宝置县时即当编排乡里。然此4县乡里，当很不稳定。《太平寰宇记》谓：“已上四县并与郡同置，各有部落主持，俱无征科。”所说当是晚唐五代至宋初的情形，说明4县乡里或已崩解。
诸北边正州县中蕃胡的乡里编排比较复杂。《旧唐书·地理志》“丰州”条：“隋文帝置，后废。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二十一年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又改丰州。”所领永丰县置于永徽元年（650），九原县置于永徽四年（653）；天宝户2813，口9641。据《元和郡县图志》，贞观四年置丰州时，以史大奈为都督；而史大奈是太宗麾下名将，与程咬金、秦叔宝等齐名，故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户口（蕃户）所置之丰州乃是正州。其时丰州“不领县，惟领蕃户”，则其所领蕃户亦未编排乡里，盖仍以部落组织管理之。20年后，相继设立永丰、九原2县。《元和郡县图志》谓丰州开元户1900，乡5。此5乡之制，很可能就是永徽年间置2县时所编排者。换言之，当贞观四年置丰州领降附的突厥蕃户时，并未编排乡里；至永徽中分置2县时，方将蕃户编排为5乡。或正因为此，两《唐书》与《元和郡县图志》中丰州无贞观户（“旧领”），却有开元、天宝户口数。
唐初置于原州境内的缘州本是羁縻州，后改为正县。《旧唐书·地理志》原州萧关县载：“贞观六年，置缘州，领突厥降户，寄治于平高县界他楼城。高宗时，于萧关置他楼县。神龙元年，废他［楼］县，置萧关县。大中五年，置武州。”贞观六年初置之缘州领突厥降户，当为羁縻州。至唐高宗时改为他楼县，属于正县。《太平寰宇记》记萧关县有4乡，而其时萧关县已久废，唐时原州所属各县亦久“落蕃”，故其所记萧关县4乡之制，当是唐制。
居于正州县境内的胡人，当有相当一部分被编入所在州县的乡里系统。《唐开元年代北庭都护府流外官名簿》载：
北庭都护府功曹府流外肆品、云骑尉、营田第一等赏绯鱼袋王孝……
经考十西州高昌县顺义乡顺义里，身为户
北庭都护府仓曹府流外肆品、上柱国、赏绯鱼袋康处忠，年卌一
西州交河县安乐乡高泉里，身为户
北庭都护府录事史流外伍品、骑都尉、营田第一等赏绯鱼袋曹怀嶷，年卌六
西州高昌县崇化乡净泰里，身为户
北庭都护府户曹史流外伍品、武骑尉、营田第一等赏绯鱼袋张虔礼，年卌八。
康处忠、曹怀嶷皆当是蕃胡，分别被编入交河县安乐乡高泉里与高昌县崇化乡静泰里，乃是蕃胡户被编入正州县乡里系统的典型例证。
然居于正州县境内的蕃胡，也有相当部分并未编排乡里，而是仍然维持其固有的部落体制。贞观中，党项野利氏等种落归附，被安置在庆州境内，置芳池、安定、安化3州都督府，各领小州的数量分别为10、7、7。3都督府及所领24小州均属羁縻性质，亦无户口版籍，虽然居于庆州境内，与各县汉户杂居，却迄未纳入州县系统，更未编排乡里。直到唐代宗时，芳池、安定州的党项部落仍以部落形式被迁移至延、绥境内。著名的“六胡州”也当迄未编排乡里。《元和郡县图志》卷4“新宥州”条称：
初，调露元年，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复置兰池都督府，在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仍分六州各为一县以隶之。开元十一年，康待宾叛乱，剋定后，迁其人于河南、江、淮诸州。二十六年还其余党，遂于此置宥州，以宽宥为名也。后为宁朔郡，领县三：怀德、延恩、归仁。天宝中，宥州寄理经略军。宝应已后，因循遂废。
《旧唐书·地理志》载宥州领3县，户7083，口32652，当是开元二十六年（738）重置宥州时的领县与户口。昭武九姓在贞观四年时按部来降，分置诸州以处之，其长官依然由昭武九姓首领担任。至调露元年（679）以唐人为刺史，六胡州成为正州；至神龙三年（707）降6州为县，属之兰池都督府，说明昭武九姓的部落编制并未因以唐人任刺史及并为2州而改变。康待宾之乱，《旧唐书·玄宗纪》记其事，作：“兰池州叛胡显首伪称叶护康待宾、安慕容，为多览杀大将军何黑奴，伪将军石神奴、康铁头等，据长泉县，攻陷六胡州”。康待宾、安慕容等都是昭武九姓的首领。六胡州之叛被平定后，开元十年（722）“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六州胡被分置于许、汝等6州，则其迁徙当是按其固有的六胡州部落编制进行的。至开元二十六年还其余党，分置3县，当是合原来的2州胡为1县，其固有的部落编制抑或并未被打破。
散居于北方州县中的蕃胡，至少有一部分，并未纳入其所在州县的乡里系统，而是以“蕃胡”的身份，接受唐王朝的管理。在上引《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兴胡与百姓并列，说明兴胡（以及行客）并未纳入“百姓”所属的编户系统。在仪凤三年度支奏抄、仪凤四年金部旨符中，居于雍州诸县及诸州的“投化胡家”，被特别从普遍编户中分出，规定了其应纳的银钱数，以及交纳的时间、地点。关于诸州投化胡家输纳税钱的“大州”，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然唐人所称之“大州”，大抵即指户口较多的州。如唐高祖第18子李元名，为江州刺史，《旧唐书》本传说：“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辞曰：‘忝预藩戚，岂以州郡户口为仕进之资？’”所以，这里的“大州”，当指“投化胡家” 较多的州，即要求投化胡家到其同类人口较多的州集中纳税（雍州各县的投化胡家则在其居住的本县纳税）。这也说明，雍州诸县及各州的投化胡家没有被编入其所居地的乡里系统，而是由雍州诸县及各州直接管理的。
三、“开山洞”所置新县的乡里
唐代在“内地的边缘”区域所立新县，以福建地区最为集中。漳州及所属漳浦、怀恩2县，是在垂拱二年（686）开置的。《元和郡县图志》卷29“漳州”叙云：
本泉州地。垂拱二年析龙溪南界置，因漳水为名。初置于今漳浦县西八十里，开元四年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东二百步旧城是。十二年，自州管内割属福州，二十二年又改属广州，二十八年又改属福州。乾元二年缘李澳川有瘴，遂权移州于龙溪县置，即今州理是也。
同书卷“龙溪县”下述龙溪县四至，谓“县东十五里至山，险绝无路；西二十里至山，南三里至山，北十六里至山”。则知龙溪县本身即处于山间盆地。所谓“龙溪南界”，在垂拱二年之前，实无有效控制，故在漳州地方史上，往往将垂拱二年置漳州一事，称为“开漳”。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成书的《漳州图经》“序”（吴舆撰）云：
唐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日，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潮州寇，奏置州、县。敕割［泉］（福）州西南地置漳州。初在漳浦水北，因水为名。寻以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寿余恭（或作“若”，引者注）讷等乞迁他所。开元四年，敕移就李澳川置郡，故废绥安县地也……州本二县，一曰漳浦，即州治也；一曰怀恩，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敕以户口逃亡，废之，并入漳浦。又割泉州龙溪县隶本州。
漳州开置后，陈元光家族世莅其土，直到贞元（785—805）以后，唐王朝才真正将漳州收归直接控制之下。然即便是在陈氏世袭统治漳州时，亦已推行唐王朝的乡里制度。《元和郡县图志》卷29记漳州开元户1690，乡11。其时龙溪县尚未度属漳州，故11乡、1690户当为漳浦、怀恩2县的乡、户数。上引《〈漳州图经〉序》说省废怀恩县，乃是因为“户口逃亡”，也说明在此前当地已建立起户籍乡里体系。漳州芗城北郊出土咸通二年（861）王楚中买地券记王杨树中生前籍属“漳州龙溪县永泰乡唐化里”，墓地所在为信义里箭竹洋村。“永泰”“唐化”“信义”之类嘉名，正折射出唐王朝在这一地区推行教化、编组乡里的踪迹。
长汀、龙岩、宁化等3县均置于开元（713— 741）年间。《旧唐书·地理志》汀州叙云：“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宝领县三，户四千六百八十，口一万三千七百二。”下记所领长汀（州治）、龙岩、宁化3县，皆与州同时“开山洞置”。《元和郡县图志》谓：“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3000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太平寰宇记》卷102“汀州”条下引牛肃《纪闻》曰：“江东采访使奏于虔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杂罗三县。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则知汀州及所属3县皆为开山洞、检括逃户而置。《元和郡县图志》记汀州有11乡。《太平寰宇记》记长汀县有5乡，宁化县有2乡，龙岩县有4乡，合计正是11乡。其“宁化县”条称：“［开元中］（武德初）为黄连县，以地有黄连洞，因以为名。至天宝元年改为宁化县。”黄连县（宁化县）以黄连洞为基础置县，分设2乡，亦皆当处于“洞”（山间河谷地带）中。
古田县（属福州）置于开元二十九年（741）。《旧唐书·地理志》福州“古田”县：“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淳熙《三山志》卷3《地理类三·叙县》“古田县”条：“唐开元二十八年，洞豪刘强等三人以土地人民归于都督李亚丘，乃遣杨参军招致林镕等千余户，咸曰：‘祖父咸亨中来此潜焉，因古昔田亩垦辟而居。’以闻于朝。明年立县双溪之汇、屏山之南，平陆三十五里。”此处的记载最为清楚：据林镕等洞民自述，其祖父辈自咸亨（670—673）来此垦居，数十年间并无官府乡里之置，由刘强等洞豪统领“洞”中的“土地人民”；古田县初置时，所领地域“平陆三十五里”，显然是一处山间盆地。《太平寰宇记》卷100福州“古田县”：“元四乡。唐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则知古田置县后，分置4乡，此4乡，即处于平陆35里的山间谷地中。
古田县各乡之下分置诸里。《太平寰宇记》卷100“南剑州”条云：
伪唐保大四年立为延平军，因析沙县、建安、顺昌等县所管交溪、上阳、员当、逐咨、芹哨、富沙等六里户口，共成九里，为军额；至保大六年，升为剑州，仍割古田县积善、赖溪二里，共一十一里，为剑浦县。又割沙县、顺昌、尤溪等县来属。皇朝太平兴国四年割将乐县以隶焉。
古田县的积善、赖乡2里，不知属于何乡，但这里的记载说明，在南唐控制闽北之前，古田县早已有完备的乡里系统。
尤溪县（属福州）亦置于开元二十九年。《元和郡县图志》卷29福州“尤溪县”：“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候］（侯）官，县西水路泝流至汀州龙岩县。”显然，“山洞”就是指沿着溪流的河谷地带。《太平寰宇记》卷100南剑州“尤溪县”所述更为详悉：“四乡。按县理，今当延平东南二百四十里，在福州城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与漳州龙岩县、汀州沙县及福州侯官县三处交界。山洞幽深，溪滩崄峻，向有千里，其诸境逃人，多投此洞。开元二十八年，经略使唐修忠使以书招谕其人，高伏等千余户请书版籍，因为县，人皆胥悦。此源先号尤溪，因为县名，属福州。”高伏等，当即如古田刘强之类的“洞豪”。于此广大山区，分立4个乡，各乡亦当处于河谷地带，且沿着河流分布。
实际上，这些“开山洞置”的县，在置县之前，未必全无官府的控制，只是控制微弱，官府仅得在局部地方编排乡里、征纳赋役而已。永泰县（属福州）置于永泰二年（766）。《元和郡县图志》卷29福州“永泰县”：“永泰二年观察使李承昭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侯官，县西泝流至南安县，南北俱抵大山，并无行路。”淳熙《三山志》卷3《地理类三·叙县》“永福县”条：“州西百二十里，唐永泰二年节度使李承昭析候官、尤溪县各一乡置，号永泰。”永泰县地在置县之前分属候官、尤溪2县，各编有1乡，然《元和郡县图志》仍称其为“开山洞置”，说明在置县之前官府的控制实十分薄弱。《太平寰宇记》谓永泰县“元四乡”，则永泰县在置县后，曾重新编排乡里，在原有2乡的基础上，增至4乡。
岭南地区“开山洞”置新县，主要集中在唐高宗朝和武则天朝，如怀义县（来宾县）、归化县（属严州）、洛封县（属柳州），皆乾封二年（667）置怀仁（抚安）、善劳、善文、宁仁（属党州）、安仁（容山）、怀义、福阳、古符县（属平琴州），永淳元年（682）至永淳二年（683）置。这些县，在设置之初，大抵皆编排了乡里，然在开元以后，著籍户口又有大幅度减耗，所领乡数也减少很多。如《元和郡县图志》记严州领循德、来宾2县，开元户1660，乡14；元和户116，乡4。
皖南、赣东北以及鄂东南山区也是唐中期设立新县较为集中的“内地的边缘”区域之一，从开元中至永泰间，相继设立了婺源（属歙州）、青阳（属宣州）、唐年（属鄂州）、太平（属宣州）、至德（属江州）、上饶、永丰（属信州）、贵溪（属信州）、石棣（属池州）、归德、绩溪、祁门（属歙州）、旌德（属宣州）等13县。蜀中丘陵山地也颇多“内地的边缘”地区，相继增设了七盘（属巴州）、铜梁（属合州）、太平（属壁州）、巴川（属合州）、壁山（属渝州）、昌元、静南、大足（属昌州）、巴渠（属通州）等县。这些新置立的县，大多在置县的同时编排了乡里，将土著人户与检括而得的逃户编入了版籍。如太平县（属壁州），开元二十三年（735）置。《太平寰宇记》卷140壁州通江县“废东巴县”条：“二乡。本汉宕渠县地。开元二十三年，壁州3县耆老状论太平、曲水、王福村界东南连通州，即为浮游所集，州县不便理，请置邑就以抚之。由是敕许置太平县，因取彼太平川以为名。天宝十年改为东巴县，以处巴江之东为名。”太平、曲水、王福诸村“为浮游所集，州县不便理”，实际上就是州县间的“隙地”。在置县之前，太平、曲水、王福诸村称为“村”，可能未置乡里。立县后，合诸村为2乡。
北方地区也有一些山区，可以看作为“内地的边缘”，唐代在这些山区也增设了一些新县。如安业县（属商州），万岁通天元年（696）置。《太平寰宇记》卷27雍州“乾祐县”称：“旧三乡，今四乡。本汉洵阳县地。唐万岁通天元年分丰阳县及招谕、左绵等谷逃户以置安业县。”则此县所管户口，主要是检括南山诸谷所得逃户。证圣元年（695），凤阁舍人李峤上表，请检括诸州逃户，建议“逃人有绝家去乡，离失本业，心乐所在，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安业县之置当即此项政策之结果。
在“内地的边缘”区域置立新县，大约有两种情况：一是“开山洞”或检括“逃户”“客户”新置。在置县之前，其地民户并未纳入版籍，没有户籍登记与乡里编排，所以，置县意味着将归化的“山洞” 民户或检括而得的户口，纳入版籍，登记造册，编排乡里。在此种新县中，乡里是新编排的。二是在原有县域的偏远地区或几个县的交界地区（一般是山区），为强化控制，而析分原有县域新置。在置县之前，其地民户实已纳入版籍，编有乡里，故往往是析分相邻各县的若干乡，组成新县。置县之后，大都对原有乡里作了程度不同的调整，或者重新进行编排。
四、唐代乡里控制方式的区域差异
本文试图描述唐代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乡里控制方式的基本图景：
一是在唐朝统治的基本区域内，从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到淮南、江南、山南、剑南、岭南的广大地区，在300余州府，1500余县中，全面推行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乡里制度，定期检括户口，编制籍帐，尽可能有效地控制其土地人民，建立并维护大唐统治的秩序。其中，又有3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在诸如溱州、珍州等开拓“生夷” 设置的正州县，朝廷虽然全力推行与内地一致的乡里、户籍、赋役制度，将之纳入到统一的制度体系中，但事实上，乡里制度在这些州县的实行并未能全面落实，乡里的编排往往不合唐制的规定，且不稳定；其二，在福建、岭南的“山洞”等“内地的边缘”区域，设立新县，编排乡里，著籍户口，从而将这些国家控制体系内部的“隙地”更紧密地联系到体系中来，强化对体系内部的控制；其三，居住在正州县境内的部分蕃胡蛮夷，并未纳入所在州县的乡里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其固有的社会组织方式，直接由州或县加以控制。
二是在溱州乐来县、珍州乐源县等正州中较为偏远的县，在其设置之初，并未编排乡里（后来才渐次编排）。在这些正州县之外，就是各种各样的羁縻府州。有版羁縻州县大抵不定期地申报其所领户口，根据其所申报的户口，以不同形式（纳钱、输羊或纳米等）交纳户税（口钱）；在部分内迁的有版羁縻州，所领民户可能需要服军役，参加本部落军，并应唐朝征召；在岭南、剑南一些有版羁縻州里，可能还根据所领民户的居地，编排了乡里。无版羁縻府州则并无此种义务，然唐王朝仍然通过军、镇、城、戍为核心的军事屯驻系统，将流移到无版羁縻府州地区的汉户团聚在军队驻屯地周围，并使之著籍纳税，以唐制加以管理。
由此，我们遂勾勒出唐朝乡里控制制度的4个圈层图：第1个圈层范围较大，是核心，以汉户为主的正州县，较严格地实行乡里制；第2个圈层是以蕃胡夷蛮为主体设立的正州县，努力实行统一的乡里制度，却未能完全落实，乡里编排往往未能遵守法令规则，且不稳定；第3个圈层是有版羁縻州，其部落首领（唐朝以都督、刺史之号命之）仍以部落为单位管理其部众，然所领民户相对集中地居住，国家通过羁縻府州掌握其大致的户口数，在部分有版羁縻州县编排了乡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其固有的社会控制秩序；第4个圈层是无版羁縻府州，仍然实行其固有的控制制度，并不向唐朝上报户口版籍，亦无应唐朝之召提供军队之义务，然唐朝仍得在其地驻守军队，设置屯戍，管理随军前来的部分汉户或附从军队的行客。显然，唐王朝对于其广大疆域与民众的社会控制方式，从第1圈层较为全面地实行乡里制度，逐步过渡到基本不实行乡里制度的第4个圈层，社会控制的程度依次衰减，同时也有诸多的变化。
当然，4个圈层之间并无清晰的界线分划。一些正县在建置之初并未能编排乡里，只是直接控制部分百姓、行客；而部分有版羁縻州县后来演变成为正州县，正式编排了乡里；一些州县究竟属于有版羁縻州县，抑或正州县，因此而难以判断。同时，在部分无版羁縻府州地区，唐军将内地乡里制度的某些观念“移植”入唐人占据主导地位的部分区域，以坊、里之类名目指称某些居住和管理区域。尽管如此，唐朝乡里控制体系的空间结构仍然是大致清晰的。
贞观四年，唐朝击败东突厥颉利可汗，“北荒诸部相率内属”，朝廷任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绥集散布在伊吾地区的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勤及七姓种落等。李大亮因上疏论统驭蕃夷之策，曰：
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蕃碛，人非中夏，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蕃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
李大亮将大唐治下诸种人群分为“中国百姓”与“四夷之人”两大类，以前者为“天下本根”，当化之以信；后者乃属“枝叶”，当驭之以权。唐代政治控制的基本格局，实即建基于此种“中国”与“四夷”以及“本根”与“枝叶”的二元分化观念之上，并因此而表现为“中国”实行州县乡里之制，“四夷”实行羁縻府州制度的基本控制体系。但事实上，“中国”的内部仍然存在诸多的“隙地”，故需不断强化对此种“内地的边缘”区域的控制，通过检括户口、设置新县、编组乡里等手段，将王朝国家控制的触角伸展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对于作为“枝叶”的四夷，亦不断推进其“中国化”进程，以军镇城戍为据点，不断强化对有版羁縻州县的控制，使其所领户口纳赋服役，甚至编排乡里，征发军役，使羁縻州县渐变为正州县。即便是在无版羁縻府州地区，也通过驻军、屯田、互市等途径，扩展大唐制度与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唐代对于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控制，在本质上仍然是“因地制宜”，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背景，而采取不同的控制方式。
本文原题为《王朝国家的社会控制及其地域差异——以唐代乡里制度的实行为中心》，转载自2019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8卷第1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