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月30日24时，黄石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68例，其中死亡1例。确诊的病例中，大冶市最多，有59例。这份调研报告就来自大冶市下属的一个山区农村。
今年，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改变了农民传统的“过年”习俗，“过年”不再是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而是宅在家里、简单平静，按照母亲的话说，“长这么大都没过过这样的年！”
我的家乡，在距武汉两小时车程的鄂东南（黄石市大冶）山区农村，家乡也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与其他地区农村类似，这些防治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武汉及外地返乡人员进行登记和体温排查，以便及时发现感染者；二是以村居为单位进行属地化管理，包括通过大喇叭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封路封村禁止人员流动等。我不知道这种强动员基础上的封闭化管理能在多大程度上防止乡村疫情蔓延，但它对普通村民的心态变化与生活方式的确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实际上，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乡村社会的战斗主体不只是乡村干部，还有广大普通村民，而二者的心态及应对策略却截然不同。
在普通村民眼中，这场疫情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心态认知是怎样的，生活方式如何发生变化，村民如何应对这场疫情？作为一个返乡观察者，我想讲讲普通村民在疫情防控中的生活心态。
我是1月18日从武汉回家的，刚到家那两天，村里很平静，大家都在一如既往地为春节做准备，我家也不例外。1月19日，弟弟带着母亲上街置办年货，而我则留在家里打扫卫生；1月20日，我帮母亲洗窗帘；邻居见面都会问“你家过年准备得怎么样了？”至于武汉疫情，只有那些平时看新闻的人听说过，但在这年关将至的时刻也早就抛之脑外，而那些年纪大又不常用手机的人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事。由于去年发生非洲猪瘟，今年附近几个村子几乎都没人养猪，这会儿大家伙还在为过年买猪肉的事犯愁，此时的乡村年味十足。
1月21日一大早，弟弟跟母亲说，武汉的疫情更严重了！随后两天，父母两边的家人微信群都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武汉肺炎的事情，并转发一些关于疫情认识和防治的文章，原有的过年节奏和春节氛围逐渐被打破。看到我起床，母亲就赶紧跟我说“武汉病毒现在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让你朋友今年不要过来了，免得影响不好”。我知道母亲是在担心身在武汉的男朋友，如果没有意外，他过年会来我家拜年。其实，母亲对这些新闻了解并不多，但她平时跟弟弟交流多，相信弟弟，所以在弟弟的影响下，母亲能够正确认识到武汉疫情的严重性。相比之下，尽管父亲平时看新闻比较多，比母亲见识广，但一直不以为然，还说一些“草木皆兵”、“因噎废食”之类的话，而父亲的这种态度恰恰代表了村里大多数普通村民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心态。
实际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村民可以很容易获取武汉疫情发展形势的信息，但他们并不能直接与这些网络信息建立联系。因此，网络新闻对村民的影响是迟滞的，村民在获得相关信息后很难自主按照官方政策要求进行自我防控，反而秉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那是在武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哪有那么夸张？所以，每次当我试图说服父亲要重视时，他总是说我“小题大做”。
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当武汉市民都在为疯狂抢购生活物资、恐慌病毒扩散而紧张焦虑的时候，老家村民仍在淡定有序地为新年做准备：做圆子、杀鸡、炒花生……
1月24日（也就是大年三十）早上十点，黄石全市公交、轮渡、客运暂停运营，随后关于黄石市内肺炎疫情感染者的新闻相继曝出，大家才开始真正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意识到疫情并非与己无关。大伯一家1月22日晚上从陕西汉中回来的，1月23日还在不以为然地说“草木皆兵”的他，1月24日开始着急了，担心封路后回不去，结果大年初一就托人把他们送到江西坐车回陕西了。
经过这些事情，父亲也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天做饭还带了口罩。那两天，市县干部开会部署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乡镇干部大年初一上班，初二乡村干部下乡宣传，通过封路、播放大喇叭、测量体温等方式进行疫情防控。从初一到初三，路边没有一个人出来。因为我家住在路边，母亲还不习惯地说，“平时这个时候门口热闹得很，每天傍晚大家早早吃完饭就到路边来溜达，这几天一个人也没有了，大家都不出门了……”偶尔看到几个路过的叔叔婶婶也会带口罩。很明显，这个时候村民们已经意识到武汉疫情的严重性。
随之，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生态圈，包括地方政府、乡村干部等管理人员以及附近地区被感染的普通村民，大家出于安全健康的考虑主动接受规范性要求，如不出门、出门戴口罩、不拜年、不串门等。这个时候，村民的心态是比较紧张的，因为病毒传播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不出门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同时也是“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然而，与城市居民的紧张心态不同，村民对疫情的紧张感相对较低。这是因为城市居民不仅面临更高的疫情感染可能性，而且城市封闭式管控会影响居民的生活物资与社会交往。一位住在武汉市区的朋友说，他们那里除了紧张没有其他感受，也没有任何交往，每天都要进行消毒杀菌。但农村不一样，首先农民的生活物资相对充足，吃的粮食都是自己种的，只是偶尔买些鱼肉和新鲜蔬菜作为补充。其次村庄社会交往并没有完全因为封闭化管理而中断，基于村庄公共空间形成的适度交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民对疫情的恐慌和焦虑感。父亲是一个在家里坐不住的人，每天吃完饭都要到路边溜达，有时他自己一个人散步，偶尔碰上几个熟人就会一起聊聊天，谈谈疫情的话题。对他们而言，虽然不能串门也不能拜年，但能有这样一个地方走走也是很满足的，因为路边散步本身已经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农村这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场域中，封闭式疫情防控对农民生活的冲击和影响是相对较小的，所以农民较少出现恐慌感。
1月28日农历初四，天气好转，回乡后长期处于自我隔离状态的我也到路边走了一段，感觉紧张感没那么强烈了，出来散步走动的人也更多了，好像大家适应了这种状态，接受了这些新的规则。每天早上村口的喇叭都会反复播放疫情感染防护方面的宣传，村干部每天例行公事，到路口蹲点值班，乡村医生每天下村给返乡人员量体温；老百姓不轻易出门，随着天气好转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出来散步；年轻人出门基本都会戴口罩，部分中老年人仍然不太重视。村庄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态，经历了紧张的疫情防控后，村民对疫情后果及其防护措施有了基本了解，村民们目前的状态是紧张而不焦虑、淡定有序。1月29日是个大晴天，出来溜达的村民更多了，男女老少都有，放风筝的、聊天的、散步的，村庄又恢复了原有的生机和活力。
这场疫情对这个小山村意味着什么？带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当然，这场疫情对农民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这个春节过得更简单了，传统的春节习俗几乎全部取消，不拜年、不走亲戚、不搞活动。但这些变化是短暂的，当疫情形势趋于稳定乃至消退时，他们仍然会按照原有的节奏生活。疫情不会给农民的生活模式带来彻底改变，例如，农民不太会因为这次疫情就真正养成勤洗手的习惯。某种程度上说，这场疫情对农民的影响和冲击更多是思想观念上的，不仅包括对疾病风险本身的认识，还有对国家社会以及这个新时代的认识。这几天，村民对疫情的心态经历了从刚开始的不以为然到后来的紧张再到现在的平静，他们开始重新认识武汉肺炎，变得更加重视。现在武汉肺炎成为村民见面讨论最热烈的话题，通过这种生活化的聊天相互提醒、相互传达信息从而提高大家的认识。同时，通过这次肺炎疫情，村民们甚至会去反思一些国家前途和命运之类的大事，尽管说得不一定有道理，但他们的思维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小山村。总体上，村民的心态是比较好的，紧张但不慌张，待到天晴之日，阳光依旧明媚，春天也已不远，大家都相信这阵风一定会过去，而这个特殊的春节，给农民们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作者纪芳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