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区域与国别研究重视实地观察与研究。针对目前备受人们关注的“全球疫情与中国留学生问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调研了9个国家的20余名中国留学生,请其介绍该国的中国留学生与疫情状况。9个国家包括西班牙、英国、美国这些疫情严重的国家,也包括印度、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这些疫情尚在蔓延的国家,还有日本、德国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国家。留学生身份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国内高校的短期学术交流生(3个月—1年)。我们希望通过留学生的自述,微观展示国外疫情的真实状况,与海外学子的思考与共济。
截至4月10日21时,以色列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破万(数据来源:以色列卫生部)
“China, Corona”
中国疫情爆发之后,平日里用“你好”“Chinese!”热情问候中国女孩的阿拉伯男青年们改用频繁又嘹亮“China,Corona”问候,他们有些扎堆站在路边等我们跑近后此起彼伏地叫唤与假咳,有些为了喊这句话特意在路中央踩刹车停了好几秒。平日里喜欢盯着奇怪的亚洲面孔看,与我们打招呼的小孩子会神经兮兮地捂住口鼻,扑闪的大眼神不再如往日般可爱纯真如天使,而是充满着敌意。
印度新移民由于长相像中国人被殴打(来源:ynet新闻网)
我的活动范围在希伯来大学附近,被以阿拉伯人口为主的东耶路撒冷地区包围,碰到的无耻、无知之徒也多是部分显然没接受过多少教育的阿拉伯人。犹太人这边的情况稍好些,我的犹太同学和教授会不时私信我问候我与家人的情况,希伯来语媒体对中国疫情报道的评论区也有许多人的鼓励和祝福,在犹太超市购物时耳根子能相对清净些,众拉比还在第二圣殿遗址西墙脚下为国人诵经祈祷。
备受上千年被迫流散之苦和种族屠杀之害的犹太人似乎在疫情一事上表露出了更多的同理心,但也不然。中国疫情爆发初期,以色列许多媒体以采访“疫情下华人在以色列现状”的名义寻找受访者,后续则要求仅叙述与种族歧视问题相关的话题,在我看来不过是以微乎其微的人道主义关怀为幌子,借助这一负面话题博人眼球提高收视率罢了,再者增加媒体曝光度反而会强化中国人与病毒的联系。
我个人也碰到了许多奇人异事,深夜巴士上有犹太女孩问清楚我的国籍后,兴奋又惊恐地大喊:“我和中国人坐一辆公交车,我看我明天能不能活下来”,并试图与我自拍合影并发布在社交网络上;一名带我去失物招领处的司机问我:“你丢了什么?丢了新冠病毒吗?”;中国病毒爆发初期班级里有人咳嗽,有同学用轻松的语气调侃道:“你怎么了,是刚从中国回来吗?”Zoom上寒暄之时也会有同学打趣让我为以色列的一切混乱情况负责……诸如此类或成心或下意识的玩笑话我听过不少,起初我还会耐心解释,比如我在中国疫情爆发前三个月就到以色列念书,病毒来源尚不明确,玩笑是基于国人饱受病毒折磨之上等等,愤慨之时也会说出“shame on you”之类的话,后来发现“中国人等同于病毒携带者和扩散者”这一观念在他们脑中已根深蒂固,翻个白眼就罢了,便不再多费口舌。
不得不说,此次疫情还是暴露了许多人性的阴暗面,落井下石,缺乏同理心,种族歧视,依靠奚落其它族群来获取快乐与优越感等等。
执行力堪忧的防疫政策
1月下旬,耶路撒冷的许多中国人开始囤口罩。我与北大同学由于考试耽搁了一两天,在抢购口罩的热潮中成了“迟到者”。那日,我们跑遍了耶路撒冷最大的连锁药店和大街小巷的其它药店,仍没有一只口罩入手,感叹国人购买力的同时,我们也为自己的命运捏了一把汗。后来我当地的中国犹太人朋友(以色列国籍)无意中在五金店发现了N95口罩,便立刻通知我们赶往耶路撒冷南部的偏远工业区扫货,我与同学一路小跑、赶车,索性到了以后发现口罩都还在架子上,这才长舒一口气,“啊!终于买到口罩了!死不了了!”五金店老板一脸理解不了为什么我们买这么多口罩、为什么买个口罩这么兴奋的模样。
此后的1个月里,我们中国留学生聚在一块,烧点小菜,放着春晚重播,简简单单地过了个鼠年,又慌忙地准备期末考试。每天刷着不断更新的累计确诊人数、每日新增确诊人数、轻症患者、重症患者和死亡人数,心如刀绞。我是浙江人,看着浙江继湖北省之后成为确诊人数最高的省份之一,想象着父母整日笼罩在被传染的阴影下,漫长而枯燥的隔离期缺乏子女的陪伴,特别想飞回国与家人一起渡过疫期。但是在接下来一个多月里,以色列民众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新冠肺炎的传染性有多强。
以色列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来自钻石公主号,2月21日抵达以色列后便直接进入舍巴医院隔离。2月22日《以色列时报》(The Israel Times)刊登了一则2月8日至15日期间韩国在以旅游团回国后9人感染新冠肺炎的新闻,卫生部还公布了他们的活动路径,几乎遍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所有著名宗教景点。这一事件在以色列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色列政府继2月3日决定暂停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直飞航班,拒绝过去14日到访过中国的非以色列公民入境之后,立刻将韩国列入了停飞和禁止入境的名单中。卫生部再次发布声明称“新冠病毒在以色列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我和朋友由于害怕韩国游客可能是在以色列感染新冠病毒,以色列可能已经存在潜在患者,便决定戴上口罩上街采购。而路上除我们俩以外没有戴口罩的人,路过的老人会边半开玩笑地说“不要吓唬我”,边安慰说“以色列很安全”,前方迎面而来的以色列人或是直接横穿马路、蹿到马路对面去,或是贴着墙壁跑开,进小区时保安紧张地问我“是不是小区住户?为什么要戴口罩?”。“引起恐慌”的我们被迫对以色列政府“健康人佩戴口罩应慎重,避免引起恐慌”的政策妥协,怯怯地收起了口罩。
3月上旬以色列疫情开始大爆发,3月9日内塔尼亚胡总理宣布所有从海外返回的以色列公民需要隔离14天,非以色列公民若没有居家隔离的条件则被拒绝入境。而此时的以色列刚结束一年三度的大选,以色列人沉迷于扮上新颖奇怪的装束,欢度一年一度的普林节,犹太会堂里涌入了诵读《以斯帖记》的男女老少;特拉维夫的海边躺满了晒太阳、打沙滩排球和野炊的人;以色列公民隔离期间违规外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屡禁不止;我的研究生同学仍在积极筹备着草坪野炊,我建议他们取消或推迟野炊,避免多人聚会,劝他们在人员密集场所记得佩戴口罩,却毫无成效,“我们在常年恐怖袭击和战争的阴影下都日常上班、上学、娱乐,我已经习惯了以色列的‘混乱与无秩序’,我相信政府的防疫政策”。
3月16日以色列卫生部宣布关停所有教育机构和除超市和药店以外的公共场所,祈祷宗教仪式中每人需保持2英尺距离,公共场所保持2米距离,一周后(25-26日)的禁足政策更加严格,仅允许距家半径100米内的散步,犹太会堂关闭。超市里到处贴上了人与人之间保持2米距离的公报,超市广播中也滚动播报着卫生部的防疫指示,超市门口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做人员限流工作,提供一次性手套,进入药店也需要经过体温测量,大街上也零星地出现戴口罩的人,我所就读的希伯来大学将开学时间推迟了一周,为网课做准备。
但与此同时,警车巡逻过程中仍会发现违禁外出之人,安息日检测病毒的医学实验室不被允许满负荷运转,工作时间受限,工作人员削减的“丑闻”曝光,哈雷迪(犹太教极端正统派人士)仍在进行集会祈祷活动,以色列中部极端正统派城市Bnei Barak有35%的受检测者感染新冠病毒,也就是在4月2日,同样为哈雷迪的卫生部长利兹曼违反自己制定的抗疫政策,在家中组织安息日祈祷活动,并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以色列总感染人数紧逼7000人,卫生部这才“松口”要求大家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充分体现了“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心态,而市面上的口罩因缺货而价格轰涨,路上分不清口罩正反面、只拿口罩捂住嘴巴的人比比皆是。
被征用作为新冠肺炎患者治疗和康复中心的Dan酒店远景
禁闭期中国女留学生的日常
总结三个关键词:做饭、囤货、上网课。
以色列绝不是物资富饶之地,绝非《圣经》中所描述“流着奶和蜜的地方”那般,我所生活的耶路撒冷又是历史悠久的宗教圣城,犹太洁食律法的制约下可供食用和使用的东西更加有限,即将到来的逾越节更是会让市面上所有的发酵产品下架。我和室友平日是比较凑合之人,吃了一个期末季的面条,只是因为煮面条的时候什么都可以直接扔进去,很方便。禁闭期突然给了我们大把赋闲在家的时间,便抛弃阅读文献、研读“下厨房”,不会和面的我修炼成了能做馒头、油条、桃酥和饼干的人,平时因为需要准备的食材多和工序不够简单而放弃的菜,比如说水煮鱼、麻婆豆腐和酸菜鱼等,现在也会饶有兴致地寻找以色列能买到的“替代物”,一步步精细地完成。因为做饭,我们得以打发了乏味的禁闭时光,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愿意一起变胖的朋友。
被抢空的卫生纸 (摄于犹太超市Yesh)
上网课就不必多说了,网课虽然给了我更多睡懒觉的时间,有幸看到年迈的教授在发现能把争吵的学生静音之后庆幸得意的可爱样,也给我布置了更多的作业,许多教授因认为6月底的期末不能在大学进行而把评分标准定为几次作业的成绩,平时的口头讨论也被要求以书面的形式呈现出来,互动提问效率也较低。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派发的健康包
(作者:洪诗羽 ,现就读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希伯来语系,本文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专题约稿文章,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