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克莱夫·詹姆斯 理想国imaginist
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1939—2019）
这段时间，《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战时的第三帝国》《夜晚的潜水艇》等作品，销售量在理想国所出上千种图书中排在最前列，而其中《文化失忆》连续两周都排在第5。
《文化失忆》是一部“关于20世纪的人物辞典”，酝酿四十年完成的现代文明启示录。作者克莱夫·詹姆斯，英国著名评论家、作家、诗人、翻译家......他通晓7门语言，横跨新闻媒体、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化界，出版评论集、随笔集、诗集、回忆录、小说、译著五十余部，被誉为“当代的蒙田”（《泰晤士报书评增刊》）、 “一群才子的集合体”（《纽约客》）、“折衷高眉与浅俗的大师”（《洛杉矶时报》）。
在加速遗忘的时代回顾昨日的世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抵抗文化失忆”。理想君选录书中片段以作分享。
01
安娜·阿赫玛托娃
（Anna Akhmatova，1889—1966）
夫亡，子囚，
为我祈祷。
——安娜·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自由传统的化身，虽然这一传统早已俯首称臣。于是，她成了激励人心的象征，但是一个诗人一旦比自己的诗歌更有名，这往往意味着她正出于外因而被祭奉于她本人荣耀的圣坛之上。
阿赫玛托娃始终试图与革命保持距离，这是她值得称道之处。但革命对她从来不曾以礼相待，又岂会与她保持距离。
如果没有革命，阿赫玛托娃本可以把她魅力四射的天性加工为创作主题，就如埃德娜·圣文森·米莱一般，而且效果会更好。但历史没有给她升华柔情的机会。历史反而让她成为了女英雄。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她本不必承受这样的命运。历史亦本不必如此。但这就是历史：有关本不必如此的一切的集合。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对于那些被剥夺了一切其他自由的人们来说，艺术仍然是重要的：其影响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比之前更为重要，这正是艺术之价值的证明。对俄罗斯人来说，阿赫玛托娃的象征意义不仅仅在于她做了什么，更在于所有那些她无法去做的事情，令人唏嘘惊叹。
02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年）
伟大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在《白色鲸鱼》的某处说，人应该成为“天国的爱国者”，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这种成为世界主义者的抱负，这种不做世界某一隅的公民的想法，也就是这个会随着政治浪潮、战争、世事而改变的世界，却把全世界都看作自己的祖国。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致维多利亚·奥坎波》
他几乎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也极大地塑造了那个世纪。
若说他创造出了一个仙境，他自己却并非身居仙境，即便在这位盲人偶像的人生最后几年，他的国民中也会传来提醒他的呼声：曾几何时他本应该更努力地用他的双耳去聆听。
博尔赫斯的这个想法——整个世界就是，或者应该是，我们的国家——被包裹得足够耀眼闪亮，就像一颗可以被捻起的水珠，含在那张不知疲倦地东啄西突的喙中。
这就是世界公民，但这也是他们自我提醒的一种方式，这个社会大熔炉并未煮透他们的灵魂，他们灵魂的塑形是在别处，那个地方是一个真正的地方。
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当代史几乎不存在：这样来看，他的历史感一如他笔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没有当下的城市。他的政治风景图是一座渺无人烟的大理石鬼城，来自他童年的记忆，散发出诡异的僧侣气息，仿佛雷科莱塔的公墓。
03
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1913—1960）
暴君于百万人的孤独之上喃喃自语。
——阿尔贝·加缪《反抗者》
用“星途”（Stardom）这个词一点不差，因为从他成为正式发表作品的作家的第一天起，他就被耀眼的光环所围绕，很可能让其他作家耿耿于怀。
外界广为流传的说法称，加缪的思想并不真的复杂，这其实是加缪为自己的英俊相貌、诺贝尔奖奖杯、女人和名声而付出的代价。
对他而言，异乡人的身份永远是不安之源。对几代仰慕他的读者来说，这一定算得上他无穷魅力的奥秘。加缪说，每个人的生活从内部看都是支离破碎的，聪颖的年轻读者总会被这样一个男人深深吸引。
真正的政治恶魔持有这样一种信念：除了少数由他亲自挑选的大管家，还有他本人，没有个体存在。每个人都要记住，他们一直以来只有孤独：孤立无援的孤独，等待着领袖的声音。也许是加缪与生俱来的孤独使他成功洞悉了这一点。对于一个天生肺功能衰弱却差点成为运动员的人来说，怎样巨大的成功都无法使他忘却失去力量的本能感受。这种感受使他成为了一名伟大的作家。诸神将成功倾倒在他身上，只能染黑他的风衣，却从未浸透他的肌肤。
04
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F. ScottFitzgerald，1896—1940）
优美的风格不可能产生，除非你每年从五六个一流作家那里吸收养分。更确切地说，风格形成了，但并不是下意识地融合了你所领会的所有文风，而只不过是你上次读过的作家的反映，一种稀释过的新闻体。
—— 菲茨杰拉德给他女儿的一封信
我们最好先读一读并记住《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否则我们可能会荒唐地以为，作为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菲茨杰拉德的整个创作生涯都在为他颇具警示意义的崩溃作准备。
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会有巨大的失败，而菲茨杰拉德太了不起了，他甚至可以把致命的个人缺陷变成诗歌的素材。
次要作家的口吻一听就是他们所欣赏的作家的滑稽模仿，而强大的作家则努力要摆脱这种影响，这也是他们力量的一部分。
菲茨杰拉德的文风堪称销魂，因为它的魅力中融合着悲痛。他的写作风格从没改变过，即使有一段时间，按他自己后来的标准，他已经写不出什么东西了。在死亡向他发出召唤时，他还是会那么写。他那么写，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文如其人。
05
弗兰兹·卡夫卡
（Franz Kafka，1883—1924）
人生一定极为短暂，
倘若如此脆弱也能持续一生。
——卡夫卡
接近卡夫卡的最好方式，可能是一头钻进《城堡》不辨方向。迷失和保持迷失正是这本书的主题，也是卡夫卡所说的、我们心底深处真实感受的一个无与伦比的象征：当我们暂时说服自己我们知晓发生的一切，我们仍在怀疑这片刻的确信也许正是骗局的一部分。
卡夫卡说过的任何话都因后来发生的一切而富含深意，以至于很难把它们从历史中剥离出来。但他说的这句话的真正背景却是永恒。
他能预言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因为身为犹太人，他已经经历了极权主义的排除机制，这是极权发展的初始阶段：他有切身体会，而且发觉它们势不可挡，以至于他自己渐渐产生了认同，成为我们见到的最悲惨的自我仇恨型反犹主义的一个例子。卡夫卡作品中的多数预见来自于他对稍纵即逝的极度敏感，而这种敏感总是集中在时光对女性生命的影响上。
06
可可·香奈儿
（Gabrielle“Coco”Chanel，1883-1971）
1954，by Doisneau
生活不再囿于必需品时，
奢侈品便是新的必需品。
——可可·香奈儿（据称）
加布里埃·“可可”·香奈儿并不漂亮，但永远美丽。
她的名字继续以香奈儿品牌流传下去 ：它是“优雅”一词永恒的保障。
一般来说，最好的格言本身都是不言自明的，但却是人们平常避讳的话题。不过，引文这句话（指香奈儿说过的话）的真实性却在香奈儿之都巴黎得到了辛辣的验证……巴黎也许是唯一一个在战时由于裤袜短缺而在腿上画袜子的首都，女人们还会在大腿后面描上缝线以达到逼真的效果。
(苏联)统治阶层的品味又使真相露了馅儿。没有一个外交官回国不带几瓶香奈儿五号香水。可可·香奈儿，这个曾经屈服于纳粹的人，终究是为击垮另一种苦难做出了贡献。
07
艾灵顿公爵
（Duke Ellington，1899-1974）
吉特巴舞你们永远学不会。
——艾灵顿公爵
关于艾灵顿的独一无二，最真实的评价正是：他的乐团就是他的乐器。艾灵顿不只有一个时代，而是创造了众多自己的时代，而其中最硕果累累的应该是1940至1941年的乐团时期，每个伴奏都是一颗明星。
艾灵顿走了，一起带走的是一个秘密，当时的所有作曲家，无论是爵士乐还是更学院派的作曲家，从来没有解开这个秘密：如何将其他人独特的创造力融合在一起，汇成一幅更广阔的图景。
艾灵顿的珍藏版唱片是一种语言：很多声音，一场对白，但依然是一种语言，甚至胜过语言。艾灵顿语言最精彩之处在于，只有一种倾听它的方式，正如只有一种创造它的方式，通过爱。
是他把爵士乐带到了巅峰，从此之后不可能再增添什么来让它有所不同了。对爵士乐只可能做减法。新一代只能去尝试别的东西。
08
查尔斯·卓别林
（Charles Chaplin，1889—1977）
“他们对我欢呼因为他们都理解我，
他们对你欢呼因为没人理解你。”
——卓别林致爱因斯坦，
于1931 年《城市之光》首映礼
尽管对他的溢美之词 热烈到会让路易十四都不好意思，出身平民的卓别林始终保持着普通人的自我认同。他进步的政治立场是真诚的，而他在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时代却陷入窘境—受到迫害，不得不流亡他乡。
科学永远只存在于当下，随着它的发展，必须时时抛下过去。人文学科不是那样发展的：它们需要积淀，过去的事物永存。科学家可以去回顾科学史，也可以不这样做；人文学者没有选择：他必须时时回顾人文学科历史，因为它永远鲜活，无可替代。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两种不同的时间。人文的时间是双向的，是一支双头箭。
科学的力量就是要把世界改变到连科学家都无法预测的地步。而人文学科——唯一的文化——的力量，是要以人人都能欣赏的方式来解读世界。
09
托尼· 柯蒂斯
（Tony Curtis，1925—2010）
远处坐落着我父亲的那座城堡。
——托尼·柯蒂斯（据称）
《黑盾武士》
美国在世界电影领域的优势举世公认。它在电影产品上的投入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其中一部分体现在演员素质上。虽然在摄像机背后进行拍摄的是来自各个国家的难民，但银屏上的面孔大都是美国人。然而，这些新面孔比他们的任何一代前辈都更了解这个世界。
他（托尼·柯蒂斯）身上每一处都彰显着美国特色。但他同时又是“美国无处不在”的最佳代言人，他的悟性具有无限的输出价值，构成之后演艺生涯中那些卓越角色的魅力基础。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有力地证明，即便再全面的分析也无法参透影星的奥秘。
他是为剧作家而生的演员。当台词从他口中脱口而出，语言就被赋予了生命。从最初的飞机头造型到最后顶着一头假发，柯蒂斯斟酌着每一句台词的节奏韵律和抑扬顿挫，然后将它说出来，而当他说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唯一最恰当的演绎方式，毫不含糊。
10
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1889—1945）
你拥有我所缺少的一切。你正在为德国复兴锻造精神工具。我只不过是一张鼓和一个司仪而已。让我们携手合作吧！
——阿道夫·希特勒
1922 年春于六月俱乐部
如今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很大一部分要么不知道他是谁，要么对他的所作所为只有模糊的认识。由此也暴露出自由民主的一个缺陷：它的众多自由当中也包括遗忘的自由，忘记是什么曾经威胁过它的存在。倘若没有受到阻挠，希特勒定会致力于消除他所能触及的所有自由言论的痕迹。
在他所有看似文明的爱好中，他没有任何分寸感。他的兴趣缺乏人性的因素，所以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人文主义。
欧洲最优秀的头脑竭力要证明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根本没有脑子。可不管他们说什么都是徒劳。希特勒只能被武力打败：也就是说，要依照他的方式。批判他的书填满一座又一座图书馆，也比不上一发俄国炮弹的威力。
足够集中的暴力可以抵消任何数量的文化，无论那种文化散布得多么广泛。
太多的博学之士共同为一个鄙视他们的无耻暴徒铺平了道路，他们甚至还因为他是一个暴徒而欣赏他：因为他不像他们那样瞻前顾后，他敲响了人性之鼓。
11
约瑟夫·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1897—1945）
戈培尔，前排右二
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连最小的军事胜利我们也没有指望。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机会极大地增加了，如你所知。
——约瑟夫·戈培尔
1944 年 1 月 25 日在办公室的谈话
他无法让自己相信，正是纳粹德国本身的存在将原本渺茫的全球反纳粹势力团结在一起，而且直到纳粹德国灭亡之前都不会解散。对他来说，这个想法简单得无法理解。他太聪明了，实在想不通。
戈培尔确实是某种艺术家，这也是为什么他让我们感兴趣：他是讲起话来最像知识分子的纳粹，甚至比施佩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纳粹分子自己没有悲剧：他们给其他人造成了悲剧。悲剧一定要有从某个高度的堕落，或者至少是从普遍人性标准的堕落：而纳粹始终在深渊底层。他们建造的大厦本就在地下。
在有关纳粹的所有文献中，没有哪个像《跟随戈培尔到最后》这样告诉你，原来一场历史浩劫只是虚构的想象。倘若我们可以让逝者起死回生，让受酷刑的人恢复健康，我们会把它当成一场盛大的戏剧表演。戈培尔是整件事的化身，一瘸一拐，尖声大叫。他不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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