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任伯年“妙笔传神”，中国美术馆展其人物画作|中国美术馆|任伯年

　　任伯年（1840年-1895年），海上画派巨匠，与吴昌硕、蒲华、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杰”，其人物、花鸟、山水、走兽、虫鱼无所不精。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尤以其人物画显示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

　　近日，“妙笔传神——中国美术馆藏任伯年人物画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对外展出，此次特展遴选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近70件套近百幅，对其人物画进行相对全面、有针对性地展示与研究。据悉，展览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馆藏作品类型，特设三个展览板块：源·流——任伯年人物画之承变影响；古·今——历史故实与写真纪实；雅·俗——风雅生活与民俗祥瑞。

任伯年（1840年-1895年）

韩信任伯年中国画29.4×18.2cm1885年中国美术馆藏

　　任伯年（1840－1895），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人，清末著名画家。

　　自幼随父卖画，后从任熊、任薰学画，后居上海卖画为生。在“四任”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海派四杰”之一。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技法全面，山水、花鸟、人物等无一不能。重视写生，又融汇诸家法，并吸取水彩色调之长，勾皴点染，格调清新。 [1]

其人物画，早年从陈洪绶法出，形象夸张，富装饰效果。如故宫博物院藏《干莫炼剑图》轴。后练习铅笔速写后，变得较为奔逸，如故宫博物院藏《风尘三侠图》轴等。其写照技艺，高妙绝伦，曾为虚谷、胡公寿、赵之谦、任薰等多人画像，无不逼肖。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其《酸寒尉像》轴，写吴昌硕着官衣立像，极其传神；其花鸟画，早年以工笔见长，仿北宋人法，近于陈洪绶。后取法恽派及陈淳、徐渭、朱耷的写意法，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格调。代表作有藏于徐悲鸿纪念馆的《紫藤翠鸟图》轴等。对近现代花鸟画产生了巨大影响。

展厅现场

任伯年作为清末“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在人物、花鸟诸传统绘画领域都有建树。其人物画，早年从陈洪绶法出，形象夸张，富装饰效果。后练习铅笔速写后，变得较为奔逸。其写照技艺，高妙绝伦，曾为虚谷、胡公寿、赵之谦、任薰等多人画像，无不逼肖。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其《酸寒尉像》轴，写吴昌硕着官衣立像，极其传神；其花鸟画，早年以工笔见长，仿北宋人法，近于陈洪绶。后取法恽派及陈淳、徐渭、朱耷的写意法，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格调。

钟馗陈洪绶中国画180.5×89.5cm1648年中国美术馆藏

献瑞图任伯年中国画148.7×78.2cm1872年中国美术馆藏

就其个人的艺术成就看，任伯年的花鸟画可能并不亚于其人物画，但就“海上画派”而言，在其前后的虚谷、蒲华乃至吴昌硕诸辈，都主要以花鸟画享名，与这些同人们相比，任伯年在花鸟画上的成就相对就不甚突出了；换言之，如果任伯年毕生没有其人物画的成就，那么也许就没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谓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伯年）、任预，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说，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 或不包括任伯年与任预的“二任”，也还可以存在，但名气会小得多。无疑，就绘画史的意义而言，具体地说，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画（尤其是 “写真”画像即肖像画）而显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的。

赵德昌夫妇像任伯年中国画148.5×80cm1885年中国美术馆藏

屏开金孔雀任伯年中国画184×94.5cm1877年中国美术馆藏

这一点，也正是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任颐的艺术造诣，就其个人来说，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画影响比较大。因为画人物的画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颐那样的造诣，自然比较出众了，作为画史上的评价，当然首推他的人物画。”

钟进士像任伯年中国画132.2×65.6cm1891年中国美术馆藏

然而，回溯对任伯年的学术研究与画史定位，其间也充满着各种不同声音。在其生前，吴昌硕誉其为一代“画圣”；虚谷评其“笔无常法，别出新机，君艺称极也”。在其逝后不久，其子任堇记曰：“今日论者，佥谓曾波臣后第一手”；徐悲鸿更是为其撰写评传，“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更引达仰论评说：“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但在文人画话语权力的惯性影响下，也一直存在着“任伯年作画不能脱俗”“格调不高”“缺少书卷气”“文化修养不够”等看法。立足于当下时代，如何更为客观地从历史语境和现实启示来重新评价任伯年，显得如此的迫切和急需。陈半丁曾这样比较任伯年与吴昌硕，“他长于巧，吴长于拙；吴的拙处胜于他，他的巧处胜于吴。吴的学历胜他，他的画才胜吴。……但是，他讲究结构，用色舒服，用笔巧妙，这是同时代画家所赶不上的。”在比较中客观地分析优劣特点和各擅所长，而并非简单、武断地整体否定，此为可取之法。另再如不少研究者指出，任伯年的主要艺术特点正在于“雅俗共赏”，而他的“俗”是平易近人的通俗，而非低级趣味，“是把自己的艺术供广大读者欣赏，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这恰恰是其不同于其他画家的个人独创性和独特性，是其绘画艺术与众不同、大放异彩的根本原因。

苏武牧羊任伯年中国画148.5×83.3cm1883年中国美术馆藏

桐荫仕女任伯年中国画120.3×39.4cm1884年中国美术馆藏

为任阜长写真任伯年中国画117×31.5cm1868年中国美术馆藏

为了深入挖掘其人物画的价值与启示，近日，“妙笔传神——中国美术馆藏任伯年人物画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对外展出。据悉，2019年，中国美术馆从馆藏103件套共204幅任伯年作品中遴选52件套82幅人物画精品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妙笔传神”特展，获得学界的极大反响和公众的热烈欢迎。此次在中国美术馆内再次举办同名展览，深挖藏品、强化研究，整合原有的“历史故实”与“写真纪实”为“古·今”，“风雅生活”与“民俗祥瑞”为“雅·俗”，另增设“源·流：任伯年人物画之承变影响”部分，展出任伯年曾师法的陈洪绶、华喦、费丹旭、任熊、任熏等，与其同时活跃于海上的吴友如及钱慧安等，以及受其影响的王震、倪田等名家作品。以上三大板块一方面相对全面地展示任伯年人物画的各种题材类型和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也简要勾勒其人物画师承创变以及交互影响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