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默默地铁似的直刺向奇怪而高的天空”。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鲁迅先生专馆里，镌刻着这句经典语录。
这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出自《秋夜》，是鲁迅先生于1924年9月在其被俗称为“老虎尾巴”的书房里写就的。后来，先生又将自己的书房戏称为“绿林书屋”。现在，就让我们到位于北京西城区的鲁迅故居来一睹“绿林书屋”的庐山真面目吧。
北京鲁迅故居入口
1923年12月，鲁迅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小院。因房子破旧不堪，于是他就自己设计图纸，重新翻修。他找包工、买材料，直到配玻璃、上油漆都一丝不苟。院子翻修至次年5月中旬完工。从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与母亲、原配夫人朱安搬至这里。这是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非常岁月。此后，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他两次自上海返回北京探望母亲，也在此小住。在这所小院居住期间，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工作最繁忙、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当时的鲁迅，一面以笔为匕首写文章与恶势力抗争，一面还要保护受北洋军阀政府迫害的学生。南屋那间小小的客房，成了青年学生的避难地。也是在这个时候，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从相知到相爱。可以说，这所四合院不仅是保存最完好的鲁迅故居，也最能体现鲁迅的性格和生活细节。
北京鲁迅故居院内
当我们仔细打量这所旧居，便能隔着时空，领略“绿林书屋”的丰富内涵。院中的南房，主要用于会客、藏书。鲁迅藏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喜欢用绍兴特制的一种木箱放书，这些箱子摞在一起就是书柜，里面放书，上面还贴有鲁迅写的编号；要搬家时，拎起来便可托运搬走，十分轻便。北屋的三间房，东边为母亲鲁瑞所住，西边是前妻朱安所住，正中堂屋是一家人吃饭活动的地方。
最能体现先生独特构思的，则是“老虎尾巴”。这是从正中堂屋向外凸出的一间小小房间，像一条小尾巴接在后面，人们戏称“老虎尾巴”。这是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工作室兼卧室，房间与堂屋隔开，可分可合。他充分利用借景法，在北墙开有大面玻璃窗，使后院景物一一纳于眼中，这样设计不只是为了经济，还考虑到采光。鲁迅曾说:“北窗的光上午、下午没有什么变化”，“开北窗在东壁下的桌子，上午、下午都可以写作、阅读，不至损害目力。其次是可以从窗口眺望后面园子里的景物。”后院有一眼水井和鲁迅亲手种下的一棵黄刺梅，两棵枣树。这正是先生在1924年9月所作的《秋夜》中提到的枣树。窗下是一张木板床铺，洁白的床上放着两个枕头，枕面分別绣有 “卧游”“安睡”字样，为许广平的绣品，是她赠与鲁迅的定情之物。床上垫的和盖的都很薄，到了冬天，“老虎尾巴”里也不单独生火，是和中间吃饭的屋子共用一个炉子。鲁迅曾经说过:“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工作就被生活所累。”鲁迅正是这样，简朴的生活，勤奋忘我的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在这间“老虎尾巴”的墙上，鲁迅挂上导师藤野先生像和屈原《离骚》中的诗句对联以自勉。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幅题为《五个警察和一个○》的炭笔速写。这是著名油画家司徒乔1926年时看到街头一个衣衫褴褛的孕妇为孩子多讨一碗粥，被五个警察追打而画下的现实场景。鲁迅将画买下，挂于墙上，每天提醒自己“直面惨淡的人生”。一张长三屉桌摆在东墙下，桌子上有砚台、笔筒、马蹄表、带盖的茶碗、烟灰缸、闹钟等。书桌左角立着一盏不大的煤油灯，蓝色的玻璃底座，白色透明的灯罩。在那个年代，这盏煤油灯伴随着他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桌子靠南是一个书架，里面放着茶叶罐、点心盒、花生筒等等。书架前挂着一件棉织物，从质地和图案看，也是十分古老和陈旧的。书桌北面是一个白皮箱，当年上面总是堆着各种书刊。西壁下是两把椅子和两个茶几。
鲁迅先生总是坐在桌前老藤椅上，喝着苦涩的浓茶，吸着烟，看着书，奋笔疾书。工作到疲倦时，就靠在藤椅上歇一歇或走动一下，看看窗外的景色。在这间约9平方米的小屋里，先生写下了《华盖集》《华盖集续集》《野草》等文集及大量翻译作品。
在此居住期间，鲁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同时又在多所大学任教。他关心着青年的成长，和青年们来往极为密切。他说:“我早就希望中国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社会、文明都毫无顾忌地加以批评。” 学生们经常去拜访鲁迅先生，王冶秋在《鲁迅和韦素园》一文中生动叙述了这一情景:“当时的西三条胡同，晚上几乎是没有灯光的，道路也很不平，他们摸到21号，轻轻地拍着门上的铜片，女工出来开门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从北屋拿着油灯站在院里等着了”。而当谈到夜深时，鲁迅又总是拿着那盏煤油灯，送他们到大门外，看他们远去了，才回来。鲁迅这种对青年至诚至爱的精神，给许多的年轻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以此鼓舞自己在斗争中奋发向前，一些人并因此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这间书屋最开始是叫“俟堂”，对于“俟堂”的含义，好友许寿裳专门问过鲁迅。许寿裳后来写道：“……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意义，那时部里某一位长官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这种解释，完全符合鲁迅的大无畏精神。
鲁迅先生将自己心爱的书房命名为“绿林书屋”，直接的诱因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1924年至1925年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开展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鲁迅与沈尹默、钱玄同等七名教授联名在《京报》上刊登《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坚定支持学生驱杨。在这场斗争中，鲁迅与章士钊、杨荫榆及“现代评论派”文人学士们打了一场笔仗。他仗义执言，写了《寡妇主义》《并非闲话》《补白》《答KS君》等十多篇文章，尖锐批评杨荫榆和教育部，抨击北洋政府。
1925年8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被迫批准杨荫榆辞职；同时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北京女子大学取代女师大。鲁迅再次与多数教职员一致抗争，组成校务维持会，联络各界人士，反对政府解散女师大，支持学生抵制教育部对学校的强行接管，在宗帽胡同另租校舍坚持上课。
在此次学潮风波中,鲁迅显示出了文人斗士的不屈形象，也因此被反动文人诬蔑为“学匪”。鲁迅听闻后毫不在乎，说道:“说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么样呢? 学匪就学匪吧! ”生性倔强而又诙谐的他, 索性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绿林书屋”。“绿林”者，强盗也。“绿林书屋”乃“学匪”之寓所也，鲁迅以此讽刺“正人君子”之流反动文人，鲜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进步思想文化立场。他一度甚至有“啸聚山林”，揭竿为“匪”的念头,但终因自己手中只有一枝笔，不能成事，只能下决心继续当让“正人君子”们颇感不舒服的“学匪”。他在学潮期间出版的杂文集《热风》的题记就专门注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
就这样，鲁迅在这间狭小却充满昂扬斗志的小屋里，笔耕不辍。他的文字，他的精神，像一道道闪电，划过旧时代黑暗的夜空，为黎明前的中国带来了觉醒和希望。
文章来源：北京西城
审校：朱红
编辑：潘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