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高校性骚扰报告之后,她成立了广州性别中心,她会遇到多少挑战?

2018-02-09 02:02:13    新浪看点    作者: 好奇心日报    我有话说

发布高校性骚扰报告之后,她成立了广州性别中心,她会遇到多少挑战?

2018 年才刚过 38 天,“广州性别中心” 公众号上的众筹页面已经被删了 4 次。

最初,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给高校寄性骚扰调查报告。筹建反性骚扰网络》。在第一次被撤除之后,标题先是改成《【众筹】绝不佛系,一起反对性*SAO*扰》,后来又改成《【众筹】绝不佛系,一起推动性别平等》重新发布。韦婷婷尝试了几个看起来更为婉转,并且具备差异性的标题,但文章依然快速地被撤除。

作为广州性别中心的创始人,韦婷婷说自己并不了解删帖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或许跟关键词有关,就是系统自动过滤某些关键词,像是性骚扰之类。但这只是我的猜测”,韦婷婷接受《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采访的同时,她正在荷兰参加一个访问学者的项目,她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对这件事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为了让众筹持续进行下去,韦婷婷决定不再放上文章连结,而是发了一张照片,附上文章连结的 QRcode。截至 2 月 8 日,距离众筹的预期目标 3.5 万,已经完成了 69%,募得约 2.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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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底,韦婷婷接受荷兰驻中国领事馆邀请前往欧洲,访问那些跟她一样从事性暴力研究的学者们,其中一位名为 Iva Bicanic 的博士正在进行的项目,令她印象深刻。“他们现在可以做到,如果有人被强奸了,可以拨打一个热线,然后就会有人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人送到一个 Rape Center ,那里会有人协助找好警察、医院、心里咨询师等。在荷兰,已经建立 16 个这样的站点”,韦婷婷说。

这个机构其实是荷兰当地的性暴力防治中心,完整名称是 “Centrum Seksueel Geweld”,24 小时全天候开放,任何人只要遭遇到性暴力等问题,只要拨打 0800-0188 这个电话,就会立刻得到后续的专业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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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um Seksueel Geweld 官网

“她整合了资源,并且创造了一个模式”,韦婷婷认为这样的工作方法,具有参考价值,尽管荷兰与中国两边面对性骚扰议题,有着文化与环境上的差异,然而 Centrum Seksueel Geweld 正在做的事,某部分来说,确实就是韦婷婷成立广州性别中心,希望完成的项目之一。

那篇换过多次标题的众筹文章里,韦婷婷早已清楚描述,接下来打算建立预防性骚扰和侵害网络(Network AntiSexual Harrassment and Assault,简称 NASHA)的计划。NASHA 的目的是给那些受到性侵害的人,一些心理与法律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她希望借此推动性别平等教育。

韦婷婷认为现阶段的教育系统,并没有提供太多渠道让学生理解何谓性别平等,甚至就连对于 “性” 的知识也很少。“如果用性平等教育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就是整个系统的教育,有时会给你一种性是很羞耻、很污名的感觉,我想说的是,我们从小获得的教育,其实会有导向性暴力的可能”,韦婷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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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8 日,这天是国际妇女节,广州性别中心在网络上发表一份《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

截止 2016 年 11 月 10 日以前,广州性别中心收集了 6592 份数据样本,以及上百个案例。这项调查报告试图透过不同的问题以及数据统计,呈现那些隐藏在高校里的真相:有 68.7% 的受访者,表示曾经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当中受到性骚扰的人,有 75% 为女性。此外,遭受到性骚扰之后,会报告校方或报警的受害者,加起来不到 4%,更多的人都是选择沉默与忍耐,有 55.4% 的人认为报告投诉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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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

《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公开之后,很快地就在网络上被许多人分享、转发,这让 “广州性别中心” 这个刚成立没多久的组织,获得许多关注。当然,这是韦婷婷发起调查以前始料未及的事情。一方面她没想到,高校里有这么多的人深受性骚扰所苦;另一方面则是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她意识到性骚扰议题的复杂程度。

报告出炉之后,韦婷婷收到一些专业的回馈,有人认为取样与调查的方式不够严谨。韦婷婷受访时强调自己很感谢这些回馈,但同时,她也认为仅有的报告也已经突显出某些亟欲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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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

拿着这些数据,韦婷婷进一步向全国 113 所 211 高校寄送信息公开的申请,询问校园内是否有防治性骚扰的培训与处理机制,结果只有相当少数的高校给予回馈。此后,她也发现这些高校里并没有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

“连 211 高校都这样了,其他的学校可想而知”,韦婷婷说。

与韦婷婷一同参与信息公开申请的 “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简称权促会)创始人燕子,从法律的角度,给了她专业的建议。“我们之间的讨论在于,信息公开怎么做、要问哪些问题、想要得到的信息是什么?不过我并不是以一个机构的身份,而是以朋友的角度给她建议 ”,燕子说道。

2013 年成立的权促会,是一个透过法律渠道推动同性恋权益的组织,他们时常针对一些具备争议,且可能违反同性恋权益的事件进行法律诉讼。权促会的微信公众号里,不时地会公开那些诉讼案件的进展。2 月 1 日,权促会才发表一篇名为《四小时的交锋—四川艾滋就业歧视案开庭实录》。

比起权促会,广州性别中心是个更年轻的组织,成立至今不到一年半。2016 年,当韦婷婷决定要成立这个以防治性骚扰为主要项目的组织时,她曾经向身边不少推动相关议题的好友征询意见,其中就包含燕子。他们两个是在一个与同性恋权益有关的诉讼案件相识,当时韦婷婷在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工作,前往采访燕子。

“我发现国内好像没有一个机构是做这个(性骚扰)的 ”,韦婷婷认为如果广州性别中心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或许就有机会走得更远,并且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但事情远比韦婷婷想得还要复杂。在广州性别中心成立之后,许多问题接连地向韦婷婷迎来,无论是资金不足、人力短缺,以及如何进行内容传播等,几乎是方方面面的事。

目前广州性别中心,只有韦婷婷一个人负责主要事务,还有一些对此议题感兴趣的志愿者帮忙。但由于资金的原因,平时韦婷婷依然会靠着接其他的活,赚取一些钱运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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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人力是一个 NGO(非政府组织) 要运作下去的关键问题”,一名在台湾从事多年的 NGO 工作者彭治镠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广州性别中心才成立没多久,就遇上这些 NGO 的 “典型麻烦” 。实际上,广州性别中心尚未正式注册成一个正式的 NGO,“我们现在是在考虑要不要注册成为一个社会企业”,这是有别 NGO 的一条路,韦婷婷认为之后或许可以透过提供服务、提供培训然后来实现营利。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上一般惯称的 NGO(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登记管理体制中统称 “社会组织”。

根据 “现行中国社会组织” 的规定,民众可以选择成立四种型态的组织,包含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涉外社会组织。每一种型态有着不同的申请流程与规定。

成立社会组织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权促会的燕子向《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证实这一点:“我们自己没有走这个程序,但有兄弟机构就走这个注册,他们注册的时候,民政局要求他们把机构名字去除,就是说把同性恋三个字去掉,如果去掉就能注册。但我们就是做性少数的服务的,为什么要把自己机构名字去掉,这就是很明确的关卡。他们现在还在走这个过程 ”。

若细看申请规定,无论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或是社会团体,办事指南上都清楚标示 “名称应当与其业务范围、成员分布、活动地域相一致,准确反映其特征”。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申请流程与规定,都是限缩合法社会组织数量的可能因素。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官方网站上的统计,截至 2 月 8 日,中国社会组织共有 803060 个,其中民政部登记社会组织共 230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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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中国社会组织的网站上搜寻以同性恋为名的社会组织名称为零

除此之外,对于一些中国境内的社会组织来说,早期在资金来源上,部分有境外 NGO 组织的资助。但自从 2016 年 4 月 28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明文规定境外资金对中国境内团体补助资金的限制与规范。比方说第四十六条第四款就提及:「中国境内单位和个人明知境外非政府组织未登记代表机构、临时活动未备案,与其合作的,或者接受其委托、资助,代理或者变相代理其开展活动、进行项目活动资金收付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金融时报》曾经以多篇文章谈讨,此法律的公布,对于一些中国境内的社会组织会带来哪些影响。“许多境外 NGO、商业组织和大学曾表示,这些限制或严重制约它们在中国的存在”。

燕子补充,有部分的社会组织确实受到影响,特别是以性少数为议题的团体。但其实,更多的人已经开始对各自的社群进行募款,或是开始游说中国境内的基金会给予支持。

对此,韦婷婷则强调自己受到此法的影响并不大,主要原因是广州性别中心成立之前,法令就已经颁布了。对她来说,现阶段的资金筹措,更多确实是寻求中国基金会的支持,或是发起众筹。

无论是注册成为合法组织,或是筹措资金,都突显出一个 NGO 组织并不是成立之后,就能顺理成章的运作下去。“我觉得 NGO 的合法性除了注册层面,还有一个层次的合法性,就是社会层面的,就是说跟政府部门的关系,要怎么跟不同部门合作,让他们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事,我觉得这是沟通上的问题”,燕子谈到近几年公民社会,以及相关议题在传播渠道上的限缩,使得对不同议题向公众进行教育与沟通,显得更加困难。

与权促会不同的是,广州性别中心的定位,其实是个更接近大众的性别平等议题,加上近期的一些事件与运动,都加速了人们对于性骚扰以及性别平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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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女博士罗茜茜在网络上发表声明,举报陈小武教授的性骚扰事迹。虽然它最终在各方力量的控制下归于平寂,但的确一度让性骚扰的议题变成大众话题的一部分。有一群跟罗茜茜有着类似遭遇的女性,也站出来发起联署信。此事件被形容为中国版 #MeToo。

那些受害者的经验就跟《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里的个人表述一样令人震惊。而这些故事还是在北航事件爆发之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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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

2017 年 4 月 12 日,韦婷婷在北京的荷兰领事馆里举办一场活动 “用诉说打破沉默——面对性侵犯,在恐惧中发声”,当天除了发表高校性骚扰状况调查的报告之外,她把那些愿意公开被性骚扰的故事,贴在活动会场的墙上。

令韦婷婷感到意外的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当天竟然有两位女性,现场公开自己也被性骚扰的经验。回忆起这个“突发状况”,她用感动来形容:“当时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勇敢,现在越来越年轻的朋友,敢于说出被侵害的故事,我们是有意识地要破除,那些关于受害者的污名,关于性的污名。”

广州性别中心与“微在不懂爱”北京发布会的合作宣传视频

不过,对于性骚扰的议题,韦婷婷认为人们终究还是了解太少。

韦婷婷说起自己对性别议题感兴趣的契机,是在武汉大学就读时,在一次偶然的情况,她接触到《阴道独白》这出舞台剧,甚至开始策划此戏剧的演出事宜。韦婷婷从一个以女性议题为主题的舞台剧,开启对这个领域的认识。此后,她在武汉大学里跟几个朋友组织一个 “武汉性别发展与女性权益小组”,持续在校园内推动性别议题的讨论。

回忆过往就学的经历,韦婷婷认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并没有提供太多机会让人了解性别议题,更不用说是性骚扰的知识,以致于不少学生在这方面的知识,出现空缺。

这样的状况,不只是曾经身为学生的韦婷婷注意到。1 月 19 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特聘教授、博导徐开彬,联合校内的一些年轻教授们,共同签署了《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

“在国内,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性骚扰,首先就是连定义都搞不清楚,这里确实是一个空白” ,此前徐开彬针对宣言的发表接受《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采访时,提及问题核心所在,他在宣言里试图提出解方,像是增加相关法令,以及在高校中增设培训或是检举机制。

“我们少了性别平等教育的政策,就是没有这个机制。同时性骚扰这个事,其实还是很长远的事,现在切入点就是要找更多合作方,其实教育真的是个很好的起点。虽然我们明白,最后是要推一个政策,但现在可以先从教育合作开始。” 燕子补充道。

建立防治性骚扰平台,以及推动性别平等知识是广州性别中心的重要工作项目,韦婷婷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她希望这个平台能在今年底以前完成。

“我觉得以性别为议题的组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但有时候我不太能理解,就是其实女性占中国人口的一半,但是我们谈起性别议题,还是显得是小众。” 韦婷婷说。

尽管韦婷婷目前还不确定是否要注册成为社会组织,或是成立一个社会企业,但无论是广州性别中心或是权促会,他们所遭遇的状况,某部分都体现了在中国一些年轻 NGO 的现况——手握有限的资源,试图克服困难,拓展理想。

韦婷婷显然对阻力有心理准备:“说实话,目前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我知道有朋友有被约谈过,我自己是没有被约谈过,我也碰到过被删帖之类的,但我还是会继续发。我觉得是这样的,官方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官方”。

题图来自广州性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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