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见习记者 巩奕含 通讯员 张凯

　　 今年88岁的郭文龙，居住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世嘉苑小区。出生于1933年11月的郭文龙祖籍辽宁东港。1950年12月，在辽宁省辽阳市参军入伍，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卫生学校。1951年7月进入朝鲜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117师350团3营卫生员。1952年，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细菌战。1952年入党，入党介绍人是刘恒茂、姜国珍。1953年7月回国。1966年，转业至黑龙江省853农场。

　　报名参军，他成了前线卫生员

　　 1950年8月，美军飞机轰炸了辽宁省丹东市。眼见家乡断壁残垣，乡亲们死伤无数，同胞们受此劫难，有志青年争相参军，保家卫国。作为学生干部的郭文龙，更是争先恐后地要报名。“那时候是大参军，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来了，咱还能坐着等挨打？”在部队集中训练了半年之后，志愿军们奔赴了朝鲜战场。

　　 “不敢想怕死的事儿，想了就完不成任务了。”郭文龙回忆起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感叹道。可死亡的威胁有时总是那么近。郭文龙清晰地记得，他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次战斗是跟着教导员一起去的。教导员处处照顾他，保护他。当他们从战场上撤回来时，细心的战友发现教导员的帽子上赫然多了一个被子弹击穿而过留下的窟窿，“如果子弹再偏一点，我们的教导员就没命了。”

　　 “我们都叫他老付。”那天老付被从战场上抬下来，整个人都是黑乎乎的，右腿被炸掉了，左腿和身体仅仅依靠着几丝皮肉连接着。为了保住他的命，郭文龙和其他卫生员只好剪掉了老付的残腿。“当时他太疼了，我就只能按着他，我还记得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问我：“‘小卫生员，小卫生员，我是不是活不成了？是不是回不了国了？’我就向他保证，我们一定会回国的！一定会的！”当夜，郭文龙和战友们就把老付转送到连部，“他疼的直哼哼，听见他哼哼我就给他打点吗啡，走了一路好几只吗啡都被我打空了。”想起逝去的战友，郭文龙哽咽了。

　　 1952年，郭文龙和战友们经历了更为残酷的反细菌战。美军向战区投掷带有细菌和化学物质的炮弹。“那些炮弹落到地面上，炸开后会发出很闷的声音，还带有一股恶臭味儿，炮弹里的苍蝇、老鼠、蚊子一股脑跑出来，爬的到处都是。爆炸后的炸弹还会洒落一地的红色粉末。”当发现这种异常情况后，志愿军迅速组织战士进行调查取样，同时组织力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郭文龙与战友们就领到了收取红色粉末样本的任务。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下想要取得样本是以付出生命作为代价的，郭文龙与战友们趴在炸弹附近，等敌人的机枪连有所松懈时，飞奔过他们的机枪封锁线，在简陋的手套和口罩的保护下，迅速地将红色粉末敛在小瓶中，再躲过机枪扫射，逃出封锁线，将样本连夜向上级递送。

　　正直朴实，他是连队里的“调解员”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郭文龙跟随部队回国。在之后的13年里，他听从部队调遣，辗转多地。1958年，全军上下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了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那时，郭文龙遇到了下到他所在排当战士的师政委刘连。从刘连身上，郭文龙学到了受用一生的道理，为日后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打下基础。“他跟我说，连长立了功，指导员也是光荣的，不用跟战友们争功绩，论好坏。”在多年的从军、工作生涯中，郭文龙无论是任职排长还是连队指导员，都与战友们保持着融洽的关系，与同级之间分工明确，从未红过脸。当遇到与战友们意见有分歧的时候，他都会耐下心来与战友们沟通，交流，以最大程度实现大家的意愿。

　　 由于在人际关系方面处理得当，郭文龙还成了连队里的“调解员”，当其他连队干部之间产生矛盾时，组织还将他派去调解。“刘连政委体恤战友，关心同志的优良作风，也深深影响了我。”郭文龙回想起，自己做辅导员时的连长，因家中有三个孩子要抚养，老伴又没有工作，所以连长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贫。郭文龙常向组织上汇报，帮其申请资金救济他们一家，平日里也经常帮他家担水，做家务活。慢慢地，他和连长的关系处得越来越好，工作起来也越发有默契了。“没有师政委的指导，我不会将工作做得那么好。”郭文龙说。

　　郭文龙时常说：“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党叫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郭文龙一生对党忠诚，乐于奉献。他正直、朴实的人品和作风也感染、教育了下一代，他的两个孩子也参军入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扎实肯干，成绩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