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苏轼列传》记载，宋仁宗在读过苏轼与苏辙兄弟的试卷后，大为赞赏，欣喜不已，回到后宫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这则记载虽然出现在正史之中，但很多人提出质疑：苏轼与苏辙当年的科举考试成绩并不突出，宋仁宗怎么可能在那么多优秀考生中单单夸他俩呢？会不会是因为二苏名气大，后人杜撰了这一段呢？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为大家分析解惑，希望各位读者看后会豁然开朗。

　　（苏轼与苏轼入京赶考剧照）

　　问题一：苏轼在科举考试中到底拿了第几名？

　　关于苏轼与科举，有一个故事家喻户晓，说的是主考官欧阳修在阅卷时对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推崇备至，原本要将其评为第一，但由于误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才不得已改判为第二。

　　不少人由此认为，苏轼应该是当年科举的榜眼。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主考官欧阳修剧照）

　　古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等多个等级。其中，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通过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会试是在京城举办的全国性统一考试，通过者为贡生，第一名为会元；殿试为皇帝亲自主持的终试，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被评为第二，是在会试当中，所以他并非当年的榜眼。

　　苏轼与苏辙参加的是有着“千古第一龙虎榜”之称的嘉佑二年科举考试，这一榜人才辈出，涌现了张载、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程颢、程颐等历名人，但是这些大牛人的成绩都不高，对于苏轼的具体名次，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只知是“二等”，也就是第四名以后，前三甲为：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不好意思，都不认识。

　　（苏轼与苏辙漫画）问题二：宋仁宗何出此言？宋仁宗之所以越过前三甲，单单出口盛赞苏轼与苏辙兄弟，那是因为此事并非发生在科举考试之后，而是发生在制科考试之后。科举考试大家都比较熟悉，不多赘述。制科又称大科、特科，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直观地说，制科考试就是科举考试之外的加试，意在优中选优，从年轻学子中进一步发现高等级人才。制科的等级和难度都要高于科举，是古代含金量最高的公务员选拔考试，宋朝有很多牛人宰相实际上都是出身制科而非科举，比如我们熟悉的大奸臣秦桧。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宋仁宗下诏开制科，就是在这次考试中，苏轼与苏辙兄弟双双脱颖而出，凭借过人的才华和政见折服了考官和皇帝。

　　（宋仁宗剧照）在命题作文《御试制科策》中，苏辙以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6位昏君为喻，指出宋仁宗的四大过：懒惰怠政、荒淫贪色、滥用民财、执政能力差。苏辙虽然指着皇帝鼻子骂，而且大多责难都是言过其实的，但好在宋仁宗仁慈大度，非但没治他的罪，还非常欣赏他敢于犯颜直谏的勇气，将其“入四等”。至于苏轼，那就更厉害了，他的最终成绩是“入三等”。看到此处，相信很多读者又会有质疑了，第三等、第四等也是好成绩？怎么就值得宋仁宗发出那样的感慨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从制科考试的评等准则说起了。

　　（苏轼画像）宋朝的制科考试共有五等，其中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虚设，并不真正录取人，一般情况下，录取的考生入第四等，落榜的考试入第五等，至于第三等，通常也不录取人。所以叶梦得在《石林燕话》中说：“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宋史·苏轼列传》有云：“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叫吴育的人入了第三等，而且第三等还分为三等和三等次，吴育是三等次，而苏轼是三等，为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的开山第一人。得遇如此人才，就难怪宋仁宗会那样欣喜若狂了。总之，在制科考试中“入三等”是非常非常难的。纵观两宋三百多年历史，一共出了118个状元，却只有4人“入三等”，除了吴育和苏轼，其余二人为范百禄、孔文仲。参考资料：《宋史·苏轼列传》、《石林燕话》文中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