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雷| 高足碗、杯源流及用途考——以藏传佛教茶器为中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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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6月14日 09:53 新浪网 作者 深圳望野博物馆

郭学雷| 高足碗、杯源流及用途考——以藏传佛教茶器为中心(一)

📍 作者:郭学雷 深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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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中国陶瓷史的人都知道,从元代始,高足碗、杯一类瓷器突然风行开来。入明后,此风更炽。直至清乾隆朝之后,这股流行了数百年的风潮才逐渐隐去。值得注意的是,除北京、台北两地故宫旧藏大量明清高足碗、杯外,西藏寺院及文博机构也收藏大量明清两朝的高足碗,其质量之高、品类之丰富,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西藏寺院中缘何有大量高足碗存世?其在日常佛事活动中究竟有何特殊用途?元明清三代,高足碗、杯类瓷器遗存极为丰富,其产生、发展的源流与历史背景如何?在明清宫廷生活中,高足碗、杯具体的用途及使用细节怎样?以上问题,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已有多位学者作过有益的探索,但仍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故此,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围绕以上问题,结合相关历史背景、文献和图像学材料等,作一耙梳考证,以期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 一、元代高足碗、杯源流及历史背景与用途

    1、高足碗

高足杯起源很早。陶瓷高足杯最早的例子是湖南长沙南朝墓(砂子塘M2)出土的青釉高足杯(图1-1)。同一墓地的一座隋墓(野坡M4)还发现一件青釉高足杯(图1-2)。山西太原西郊沙沟村隋开皇十七年斛律彻墓也出土一件白瓷高足杯(图2-1)。唐代资料见有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一件邢窑白瓷高足杯(图3-1)。以上两件隋唐白瓷高足杯的轮廓、圈足、弦纹等,均明显有模仿铜器之遗痕(图2、3)。齐东方先生曾指出,隋唐时中国南方制造的陶瓷高足杯,仿自罗马—拜占庭器物的可能性更大。现在看来,隋唐北方的陶瓷高足杯的情况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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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发现看,南朝至隋唐以来的陶瓷高足杯,大多体量较小,数量有限。瓷质高足碗、杯真正的流行,在元代。这与元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蒙古帝国地域横跨欧亚大陆,游牧文化的渗透,统治版图的扩张,与西域广大地区的交流进一步加深,由此带来一场生活器用的深刻变化,涌现出许多融合了异域文化习俗的新奇器用,形成了一股前所未见的器用新风尚。高足碗、杯就是这一风尚中最引人注目的器类之一。

据余佩瑾女士的研究,元代高足杯的流行,也有与西亚金属器交流的可能性。据笔者的观察,其原型可能上溯至公元7世纪拜占庭帝国的铜高足杯。特别是拜占庭铜高足杯的细长高足及柄部的凸弦纹,在元代高足杯上均可看到对其模仿之遗痕。透过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拜占庭铜高足杯与甘肃武威出土元青花琵琶仕女图高足杯的比较,可明显看出这一特点(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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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高足碗、杯瓷器产量很大。从目前的资料看,出土地域辽阔,涉及窑场众多,除景德镇、龙泉窑等主流窑场外,霍州窑、钧窑等也有生产。其装饰品种丰富,除白釉、青瓷、哥釉等单色釉品种,还有青花、釉里红、绞胎、五彩等。造型也富于变化,可大致分高足杯、高足碗两类。

高足杯有一类体量较小,有转杯、镂空夹层等工巧装饰(图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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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类体量稍大者,杯腹弧度较大,口沿大多10厘米左右(个别体量较大),有竹节和中空高足两种足型(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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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足碗通常体量较大,造型有撇口深腹、深腹、浅腹、斗笠等不同变化,口径约在12至13厘米左右,足有高矮之别(图12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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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少量体量特大的高足碗(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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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富于变化、形态各异的各类高足杯、碗,用途究竟有何不同?刘新园先生最早援引《事林广记》版画插图和《格古要论》的说法,认为元代高足杯有“靶盏”之称,作为“胡元饮器”或祭器使用,并指出其同时被当作酒杯和盛放糕点、水果的容器。余佩瑾、谭晓玲等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据笔者的观察,元代高足杯、碗中,饮酒与盛放果点的高足类器物,是明显可以区分的。此外,元代高足碗中较大、口撇的一类,应是元人首创的藏式茶器。

2、饮酒器

元代高足杯中的一类,竹节或素面中空高足,体量中等,垂腹,口沿微外撇,口径11厘米左右,个别稍大,有青花、白瓷、龙泉等品种,是元代高足杯中数量最多的一群(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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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安窖藏“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铭青花缠枝菊花纹高足杯,无疑属酒杯一类(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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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套珍贵的元朝蒙古细密画,表现的是伊尔汗国大汗登基典礼的盛况,其中一幅大汗和王妃手中执白色高足杯,其垂腹、口微撇的造型特征,正与图5、6所示一类高足杯相合。画面所绘杯中盛红色液体,正是古人文献所记葡萄酒的柿漆色(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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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除蒙古人传统的马奶酒外,高度的烧酒(白酒)——阿剌吉酒大规模发展起来,回回国贡来的葡萄酒在宫廷中也非常流行。元代流行一种带劝盘的小酒杯(图12-1),可能主要用来饮阿剌吉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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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引细密画描绘杯中所盛红色液体判断,图5、6所示一类高足杯,或是元人主要用来饮用葡萄酒的酒杯。上饶元代窖藏出土了此类卵白釉“玉”字款五爪云龙纹高足杯,湖田窑刘家坞也出土有“玉”字款五爪云龙纹高足杯残片,其均应是《至正直记》中所记“御土窑”。元人丁继道丙子(1336年)春有“玄袍香惹黄金殿,御酒光揺白玉杯,喜动龙颜承厚渥,春风万里宝车回”之句传世。诗中“御酒光揺白玉杯”,或许正是景德镇“御土窑”生产的,带“玉”字款高足杯一类新兴酒器。

元代景德镇高足杯中有一类颇为工巧的转心杯、口径较小、杯腹有深、浅之别。如高安窖藏釉里红贴塑蟠螭纹高足转杯(图8-1)、釉里红折枝菊花纹高足转杯(图9-1)。因有一件此类釉里红转杯,杯壁题“三万六千场”(图9-2),可知这类高足杯亦为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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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元釉里红贴塑蟠螭纹高足转杯,高安窖藏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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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元釉里红折枝菊花纹高足转杯,高安窖藏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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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元釉里红“三万六千场”,铭高足转杯 张清玉藏

此外,与上述转杯体量、造型相仿的一类,如高安窖藏青白釉模印开光荔枝纹高足杯(图9-3)、新安海底沉船发现的青白釉模印开光梅花纹高足杯、江苏徐州大头山元延祐七年墓出土白釉高足杯(图8-4)、青白瓷贴花连珠菱花高足杯(图8-3),也均属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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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元青白釉印花开光荔枝纹高足杯,高安窖藏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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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元青白瓷连珠纹菱花高足杯,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打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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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元卵白釉高足杯,徐州大头山元延祐七年墓出土

宿白先生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中,摹绘了当时考察夏鲁寺佛殿第一层经堂壁画的细节,其中一蒙古装人物,一手执与徐州大头山元墓相类的高足杯,一手执玉壶春,形象再现了玉壶春与高足杯配套使用的情形(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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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西藏夏鲁寺佛殿第一层经堂壁画摹本,宿白先生临摹

1992年内蒙自治区乌兰浩特窖藏出土景德镇窑卵白釉沥粉花卉纹高足杯(图8-2),新安海底沉船发现的龙泉窑青瓷高足杯(图8-6),这两件高足杯的腹部很深,与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另幅元朝蒙古细密画中,主人对面酒桌的多件深腹、直壁高足杯(图11),有共同之处,显然同属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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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元卵白釉沥粉花卉纹高足杯 乌兰浩特窖藏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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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元龙泉窑青瓷高足杯,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打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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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元伊尔汗国大汗登基典礼细密画及酒桌局部,德国国家图书馆藏

3、盛果器

前文谈及刘新园先生最早援引《事林广记》版画“把官员盏”场景中的高足杯,认为高足杯在元代同时被当作酒杯和盛放糕点、水果的容器。刘先生的发现至关重要。不过,需指出的是,从《事林广记》插图描绘的细节来看,盛放果子的所谓高足杯,更像是高足碗或豆盘一类(图12-1),属元代高足器中腹部最浅的一类,如江西萍乡福田乡元代窖藏出土凤纹高足碗(图12-3)、河北定兴窖藏出土青花飞凤纹高足碗、江苏镇江丹徒窖藏出土的六件青花梅月、松竹纹高足碗、安徽繁昌新港街道窖藏出土青花龙纹高足碗(图12-2),都属此类口部较大、腹部弧度平缓较浅的高足碗。从《事林广记》版刻插图和 “把官员盏”中“酒果”、“持瓶执果者并跪”及官员饮尽后“捧果子者进而献之”的内容可知(见280页),这类高足碗是盛放佐酒的酒果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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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元《事林广记》“把官员盏”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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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青花凤纹高足碗,江西萍乡福田乡窖藏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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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元青花云龙纹高足碗,安徽繁昌新港街道窖藏出土

4、饮茶器

先来看《格古要论》的记载:古人吃茶汤俱用,取其易干不留津,饮酒用盏未尝把盏,故无劝盘。……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胡瓶及有嘴折盂,茶锺、台盘此皆外国所用者,中国始于元朝,汝定官窑俱无此器。

元代寺院中常举行茶会。茶会常由著名文人撰写榜文,公开告示,称为茶榜。蒙古国时期,耶律楚材撰《茶榜》,前言说:今辰斋退,特为新堂头奥公长老设茶一锺,聊表住持开堂陈谢之仪,仍请知事大众同垂光降者。

从上揭文献可知,“胡瓶及有嘴折盂,茶锺、台盘”均是元朝新出现的器物,元人也有设“茶锺”之礼。那么《格古要论》所言“始于元朝”的这种新式“茶锺”究竟指什么器物呢?联系下文的考证,这种新式“茶锺”,其实就是元代高足碗中,较大、撇口弧腹的一类。

这一推论,从宣德九年(1434年)后藏达仓宗人所著《汉藏史集》中亦可得到验证。该书《鉴别碗的好坏的知识》一节,详细描述了珍贵茶碗的鉴别之法,书中谓:被称为甲桑玛的碗,有与碗体等长的把柄,碗壁薄,碗口宽,显得清亮,所以为其他人所仿效。这种碗有一些有青龙、花龙图案作为装饰,这是本钦甲哇桑布以院使身份主持宣政院衙署时制造的。

文中所记“与碗体等长的把柄”、“碗壁薄,碗口宽”等特征,正是元代高足碗中颇为特殊并流行的一类。景德镇窑、龙泉窑、霍州窑、钧釉、哥釉均有此类高足碗(图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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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元卵白釉“中和”铭五爪龙纹高足碗,高安窖藏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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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博物馆收藏的唯一一件元代龙泉窑青瓷刻花莲瓣纹高足碗,即属此类(图13-5)。又如耶律铸墓出土卵白釉高足碗(图13-2),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发现的景德镇卵白釉高足碗(图13-3)、龙泉窑青瓷刻花杂宝纹高足碗(图13-4),集宁路遗址出土的龙泉窑青瓷刻花杂宝纹高足碗、龙泉窑青瓷印花折枝花纹高足碗、龙泉市道太区供村乡龚村出土龙泉窑青瓷刻花杂宝纹高足碗(图14-3)等,这些碗的足部或高或低、腹部或浅或深,但共同特征是碗口普遍较大,直径在12~13厘米以上,具有《汉藏史集》所载“碗口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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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元龙泉窑青瓷刻花莲瓣纹高足碗 西藏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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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3 - 2 . 元卵白釉高足碗 北京耶律铸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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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元卵白釉高足碗,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打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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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元龙泉窑青瓷刻花杂宝纹高足碗,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打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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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元龙泉窑青瓷杂宝纹高足碗 ,龙泉市道太区供村乡龚村出土

尤其值得重点关注的是,高安窖藏所出九件高足碗,高12.2厘米,口径14厘米,足高6.5 厘米,撇口,腹稍弧,瓷质精良,胎骨极薄且半透明,最薄处仅1.5毫米, 透光清晰可见内壁印五爪双云龙 ,杯底印莲瓣纹,内填八宝。圈足内素胎处均墨书“中和”二字。

至关重要的是,该批高足碗不仅与《汉藏史集》所记“与碗体等长的把柄,碗壁薄,碗口宽”及“花龙”为饰的“甲桑玛”碗的特征完全相符;而且,其莲瓣内的“八宝纹”也具鲜明藏传佛教特色。不仅如此,这批高足碗的墨书“中和”,或也可为其茶器之用提供旁证。此处的墨书“中和”,或是一种对茶器用途的颇具文人趣味的表达。无论是唐斐汶的“其功致和”说,或是宋徽宗的“致清导和”说,还是陆羽的“精行俭德”说,特别是北宋文学家晃补之的“中和似此茗”的著名诗句,使得“中和”二字成为颇能体现中国茶文化核心内涵与价值的最佳词语。此外,该窖藏还同时出土五件卵白釉云凤纹大碗,底部也墨书“中和”。因饮茶通常还需一些配套的器具,故推测其应是与以上高足碗配合使用的茶器组合,具体用途有待考证。

河北定兴窖藏出土一件青花月影梅高足斗笠碗,碗形为典型宋代茶器造型,又以雅致的月影梅为饰,可能是元人借鉴宋人茶器传统并结合游牧民族特点,设计的一款新茶器(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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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元青花月影梅高足斗笠碗,河北定兴窖藏出土

本钦甲哇桑布(加瓦藏卜)曾经为帝师贡噶坚赞掌文书,任宣政院官员。《元史》文宗本纪三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以西僧加瓦藏卜、蘸八儿监藏并为乌斯藏、土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的记载,可知本钦甲哇桑布以院使身份主持宣政院衙署时间是在1330年后的十余年间,这正是景德镇青花瓷器、卵白釉瓷器生产的黄金时期。元代高足碗多带有杂宝、金刚杵等鲜明藏传佛教特色装饰,有理由让我们相信,《汉藏史集》所载的“甲桑玛”高足茶碗,确系由本钦甲哇桑布主持宣政院衙署时制造的。

5、祭器

上海博物馆藏一件龙泉窑青瓷褐彩高足碗,口径13.3厘米,外壁用褐彩书“六家之祭元月廿四日陈长生祠作”,器心内褐彩书“军”字,是唯一可证实高足碗作为祭器的实例(图14-1)。至于祭祀时具体盛放何物,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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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元龙泉窑青瓷褐彩铭文高足碗 ,上海博物馆藏

大型高足碗

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青花满池娇纹高足碗,高17.8厘米,口径18厘米(图17-1)。新疆阿里玛力出土青花云凤纹高足碗,口径16厘米(图17-2)。景德镇红卫影院窑址采集的波斯文缠枝花卉纹高足碗(图17-3),造型、体量与新疆阿里玛力所出同属一类型。德国国家图书馆藏表现伊尔汗国大汗登基典礼盛况的另幅作品中,餐桌上陈列两排高足碗,这些碗的口沿内收,高足略矮,与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青花碗造型相近。该图所绘高足碗,碗里似备有汤勺,可知此类碗或是元人的汤碗一类(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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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元青花满池娇纹高足碗,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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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元青花云凤纹高足碗,新疆阿里玛力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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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元青花波斯文缠枝花卉纹高足碗,景德镇红卫影院窑址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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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元伊尔汗国大汗登基典礼细密画及餐桌局部,德国国家图书馆藏

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元代墓,墓主夫妇图的下方,绘一方桌,中间置荷叶盖罐,右为玉壶春、匜酒器;左为方形白盒,饰有红黑印章,盒上墨书“江□品高茶”。茶盒前绘一体量较大高足碗,内置红勺(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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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元代壁画备茶酒图及局部

该碗内置勺,紧邻茶盒,其侧即是奉茶侍女,造型与新疆阿里玛力和景德镇红卫影院窑址出土高足碗相近,故推测这类高足碗或有可能是点茶用的水盆。

马上杯

高足杯,今人习称“马上杯”。马上杯一说,最早见于1989年出版的汪庆正主编《简明陶瓷词典》。至于马上杯之说的来源,可能来自16世纪初成书的高丽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书中有一段有关元人的记载,云“官人们待散也,疾快旋将酒来,把上马杯儿。”查检有关文献,文中“把上马杯儿”并非指高足杯。此处的“把”为行酒、敬酒之意。《事林广记》“把官员盏”条载:

令祗候人将到酒果或肴馔,酒以壶瓶盛之,须荡令热,一人持酒瓶居左,一人持果盘居右,并立主人之后,主人捧台盏于前,以盏令倾酒自先甞看冷暖,却倾些小在盘,再令斟满,则跪而献进,持瓶执果者并跪,把盏者云:“小人没甚孝顺官人,根底拿一盏淡酒,望官人休怪。”候官员接盏后,主人则持盘退三步,再跪,待饮尽起身进前再跪以盘盛盏,如见未尽,再跪告令饮尽,方可接盏,接盏后捧果子者则进而献之。

文中“把盏者”的“把”,即明显是行酒、敬酒之意。

《水浒传》第七三回:“刘太公说道:‘两日前梁山泊宋江,和一个年纪小的后生,骑着两匹马来庄上来。老儿听得说是替天行道的人,因此叫这十八岁的女儿出来把酒。’”此处的“把酒”同样是敬酒之意。

谭晓玲女士的观点也大致如此。她进一步指出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献酒图”图中所绘正是为来客上马前,跪地把酒的场景,并据此认为“马上杯”理解为上马前饮酒的杯子更为确切些。不过,谭女士将图中献酒者跪于地,双手所捧盘盏的“盏”说成是高足杯,就明显与图中所绘普通矮足杯的情况不符。

此外,谭晓玲所言“浑脱”,其实体量很大,应是“盛乳酪酒湩”的容器,并非直接用于饮酒的器具。不过,笔者倒是认同其“马上杯”应是“上马杯儿”的观点。其实,宋朝时“上马杯”就表示以酒送行之礼。如宋真宗于澶渊与寇准谋退契丹之计,问何人可守天雄军,寇准荐参知政事王钦若。退即召王,谕以意,并斟大杯酒为之送行,名曰“上马杯”。

由此看来,将高足杯附会成“马上杯”,甚至有人联想出元人骑马上,一只手腾出来可以攥住杯子,便有“欲饮琵琶马上催”的感觉,这只不过是带有文学色彩的凭空想象而已。

元代的高足碗、杯虽与马上杯无涉,但高足器物的流行确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事林广记》“把官员盏”版画德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套珍贵的元朝蒙古细密画所绘宴饮情形(图7、11、12、18),元人因游牧流动性大,日常生活桌椅配备有限,即便是贵族宴饮,虽配少量桌子、椅或凳,但并不围桌用餐,而是靠侍从奉至手中享用,至于普通人只能是因陋席地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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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元伊尔汗国大汗登基典礼细密画及大汗、王妃手执高足杯饮酒局部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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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元伊尔汗国大汗登基典礼细密画及酒桌局部,德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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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元《事林广记》“把官员盏”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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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元伊尔汗国大汗登基典礼细密画及餐桌局部,德国国家图书馆藏

这种特殊的餐饮方式,使用带柄的器物,为用餐带来极大便利,这或许才是元朝流行各式高足杯、碗的缘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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