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7年）十二月，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络白族贵族董伽罗等，在东爨三十七部的支持下，起兵一举攻克羊苴咩城（今下关），推翻“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南诏野史》载：段思平“借兵于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蛮部。”三十七部除落恐、溪处、思陀、铁容（在今红河县）等少部分为和蛮等民族外，其余均是滇东、滇东北、滇中、滇南及黔西的乌蛮。由于大理政权“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于建国之初“皆颁赐宝贝，大行封赏”，减免徭役。如封乌蛮贵族阿而为罗婺部长，封“乌蛮”、“些摩徒”部于河阳郡，这些被封的乌蛮贵族都是“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大、小封建领主。
在加封东方诸蛮的同时，大理政权统治者还封董伽罗为布燮（宰相），赐予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封高方为“岳侯”，赐巨桥（今昆阳）为其世袭领地。这些白蛮、乌蛮的大小封建领主，常侵占邻近各族人民土地以扩张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如鄯阐领主高氏侵占了世为乌蛮所居的易门为其领地；“大理国高护军”侵占了彝族先民磨弥部所居的交水（今曲靖市境）为自己的私邑，驱逐了磨弥部首领蒙提；在武定和曲州地区，据《元史·地理志》载：“僰、卢诸种蛮所居，地多汉冢，或谓汉人曾居。蒙氏时，白蛮据其地。至段氏，以乌蛮阿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不唯罗婺部如此，“些摩徒部”也“析其子为三部”，即“强宗部”、“休制部”、 “步雄部”，而“步雄部”后又封其弟为“罗伽部”。
“些摩徒”即“徙莫祗蛮”，汉、晋时期未见史载。 “徙莫祗蛮”当是南北朝之后从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至唐初与乌蛮为同一族系的民族群体，至明代则被称为“罗罗撒摩都”。南诏兼并东部爨区之后，“徙莫祗蛮”仍居于今楚雄往东至澄江、玉溪一带。随着“徙莫祗蛮”人口增多，不断向邻近地区发展，至南诏末便形成罗伽部（今澄江县境内）、阳宗部（今呈贡东南至澄江县北部阳宗一带）、步雄部（今江川县境内）、休制部（今玉溪）、弥勒部（今弥勒县境内）。还有部分“徙莫祗蛮”散居石城（今曲靖）以南，步头（今建水县南部的红河岸边）以北的广大区域内。他们与爨区乌蛮各部接触较多，发展更为先进，已有阶级分化，也属于被南诏奴隶主征服之后留在原地的集体奴隶，故被列于东部乌蛮三十七部之中。就在大理国大小领主争权夺利，国势衰退，社会动荡之际，大理国所属的乌蛮三十七部相继割据称雄。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号称“罗殿国。”“些摩徒”各部势力继续发展状大，其统治区划已包括今昆明以南玉溪地区的大部分，并向东发展到今广西边境，建立了“自杞国”。
自杞国
自杞国极盛时期的大概位置在今天的云南东部、广西和贵州西部一带，时间大致和南宋重合。也许你从来没在历史地图上见过它，因为它是宋朝的藩属，宋朝对它有名义上的领导权，一般的历史地图把它当做宋朝的羁縻州来处理，直接画进了宋朝的版图。
自杞国是彝族人的祖先乌蛮人建立的小国。乌蛮其实是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一大堆汉化程度不高的部落的泛指（汉化程度较好的叫白蛮），他们长期以来就在云贵一带生活。自从汉朝吞掉了夜郎和滇国之后，他们就名义上臣服于中原王朝，但实际上经常是若即若离的状态，反正天高皇帝远，也没人管得着。顺便一提，传说中和诸葛亮玩得很开心的孟获同学，就是乌蛮的一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自顾不暇，对乌蛮是鞭长莫及，于是他们便逐渐从中原王朝脱离了出来。到了唐朝，乌蛮人分成几十个部，其中在云南洱海附近有六个部，建了六个小邦国，叫做六诏。六诏里最牛的一诏后来发迹，建立了统一云南的南诏国，其它的乌蛮部落基本都跟着它混。
在9世纪，南诏国被大长和推翻，云南陷入动荡，而中原也正值晚唐的藩镇割据，一片混乱，于是剩下的乌蛮各部也自起炉灶，在云贵高原建立了几个小王国，其中之一在北宋时演化成自杞国，也是乌蛮各国发展得最好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个乌蛮小国在宋朝初年纳土归降，宋太祖很高兴，将那里命名为『贵州』，沿用至今。
刚建国的时候，自杞国很弱，于是主动向宋朝示好，成了宋朝的藩属。后来在宋朝的掩护下，它逐渐混壮了，收拾了周围许多其它乌蛮人的部落和小国，地盘越来越大，在宋朝西南的山区里钻空子，最后在今天的云南和贵州广西之间，逐渐形成了大致南北狭长的国土形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奇葩的效果：重新稳定云南的大理国，和统一中原的宋朝，基本上被它隔开了。这就为自杞国后来充当中间商赚差价提供了基础。
然后就出事了。1127年，靖康之变，金朝占了黄河流域。金朝女真人的骑兵很厉害，几乎所向无敌。岳飞之所以堪称名将，原因之一就是他用步兵扛住了金朝的骑兵。但宋朝不可能人人都是岳飞，他们想要和金朝打下去，就必须得有足够多的战马。宋朝境内产的良马本来就不多，北方的土地全丢了，淮南湖北一带产的劣马又不中用，那么哪里还有战马可寻呢？大理国。大理国往西，可以经缅甸、印度与中亚相通，而众所周知，中亚是产良马的地方。所以，大理国不仅有马，而且马种甚至比金朝人骑的蒙古马还要好。于是宋朝就去找大理国买马。买马这件任务，宋朝交给了邕州（大致在广西南宁一带）的官吏。
邕州人去云南买马，但是当时的云贵高原对于宋朝人来说，仍然是谈之色变的地方。广西往西的道路特别难走，到处都是崇山峻岭，羊肠小道，蛇虫出没，烟瘴遍地，去一趟大理国不死也要掉三层皮。邕州人心里叫着苦、骂着街、硬着头皮往西走，穿过自杞国的地盘去大理国买马。就这么几次之后，自杞国找上门来了。他们对邕州人说，你们其实不用那么辛苦，我们也有马，质量绝对不比大理国的差，找我们买吧。邕州人一看，自杞人的马果然是好马，于是便很开心地从自杞买马，不再去大理国了。
其实，自杞国境内那深山老林，根本就不产马。他们的那些马就是大理国的马。他们看准了商机，从大理国买马，再抬点价卖给宋朝人，赚取中间的差价。宋朝人是真不愿意去大理国那种化外之地，因此也就接受了抬价。由于宋朝和金朝战事不断，战马的消耗量很大，因此宋朝人买马的量也很大，自杞国于是几乎全国都开始贩马，成了宋朝和大理国之间的中间商，这个偏僻小国很快就富了起来。
不光是自杞国，旁边还有几个乌蛮小国比如阿僰国、罗殿国、罗氏鬼国等（当时宋朝统称他们为邕外诸藩或西南夷），都开始贩马。罗殿国位于自杞国东侧，距离邕州其实更近，因此抢了自杞国的生意，结果被自杞国发兵揍了一顿，后来这两个小国长期互掐，就是为了马市。再后来，自杞国甚至不等宋朝人找上门来买马了，而是每年都赶着马到宋朝境内去推销，甚至堵着邕州的城门强买强卖。
又有一次，罗殿国再次出手，和去邕州卖马的自杞人抢生意，自杞国烦了，就转而把马匹赶到宋朝的宜州（广西宜山）去买。地理知识匮乏的宋朝人这时候也明白过劲了：邕州和自杞国之间比较远，但宜州离自杞国却近些。于是，宋朝改在宜州和自杞国交易马匹，并利用搅局的罗殿国作为筹码，成功地压了价。
不过宋朝为了买马，给自杞的钱确实也够多的了，各种金银绸缎珍奇珠宝，全都往广西集中，很多都落到了自杞人的手里。自杞国有了钱，国力也大举提升，甚至超过了逐渐衰落的大理国和陷入内乱的越南李朝，成了宋朝西南方向最强的国家。自杞的国王甚至自立了年号，决定从此和宋朝平起平坐、分庭抗礼。这要改别的藩属诸侯，早被六师移之了，但也许是由于自杞的地理位置太偏僻了，宋朝人基本没鸟它，任其自娱自乐。
自杞人脾气暴躁，喜欢强买强卖，一言不合就拔刀，这让曾在广西当经略使的诗人范成大（写《四时田园杂兴》的那位）很恼火，把自杞人的恶劣行径记录了下来。后来，自杞人和宋朝商人起了冲突，打死了人，宋朝才派使者去严肃地申斥交涉，自杞国知道宋朝这个大腿丢不得，也惹不起，这才安分了下来，继续充当中间商卖马赚钱。这位使者回来后向朝廷禀报说，咱们得防着点儿自杞，以后如果西南方向出什么幺蛾子，多半就是自杞国这个刺头惹出来的。
没想到的是，自杞国到最后也没给宋朝惹出什么大麻烦，反而还成了宋朝的挡箭牌。1253年，蒙古灭大理国，对宋朝形成了半包围，蒙军开始从西侧进攻宋朝，作为宋朝附庸的自杞国，首先应对蒙古人的进攻。照理说，像自杞国这种组织松散的蕞尔小国，应该会很轻松地被蒙古拿下，结果，蒙古被自杞国挡在云南整整六年，直到1259年才灭掉自杞，或许也和蒙古骑兵在山区施展不开有关吧（作为对比，西辽和花剌子模这两个幅员辽阔的中亚大国，在蒙古人面前，加起来也没撑到六年）。就在亡国前，自杞国的末代国君还在给宋朝报告军情。虽然最终没能改变蒙宋战争的结局，但自杞国也是尽了全力，起到了远超预期的作用，报答了宋朝这么多年来在马市上给它的恩惠。
自杞国
1253年秋，元世祖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率领十万蒙古铁骑，从宁夏六盘山出发，行程两千余里，过大渡河，跨革囊渡过金沙江。丽江主阿良不战而降，大理相高禾战死于九禾，国王段兴智被擒，降蒙后献上云南地图及征服各地的策略，还组织大理军充当前锋，向乌蛮三十七部进攻。《元史·兀良合台传》载：“攻合剌章城，属之，合剌章盖乌蛮也；攻乌蛮所部押赤城（昆明），选骁勇以炮摧其北门，纵火攻之”。自杞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昆泽（宜良）州军民依山阻谷凭险要抗击蒙古军队，蒙军数日不得进，后“卷面向内，四面进击，兀良合台陷阵鏖战，又攻纤寨，拔之”。“攻乾得哥城（澄江），环城立炮”，澄江军民不屈不挠与敌“搏战城上”。1255年，蒙古军队在阿术带领下接连攻取乌普笼（石城）、落温、落蒙三城，又进攻赤秃哥山寨（盘县、普安一带）。1257年，阿僰国（建水一带）四万蛮兵坚持抵抗不投降，直至城破。阿术随后进攻滇东的阿鲁（阿庐）山寨，攻下阿鲁城（必罗笼），自杞国都城被焚烧而沦陷。但自杞国国王及其部属人员没有投降，也未被擒，他们仍然游居于兴义、罗平、师宗、泸西、丘北的南盘江一带继续抗战。直到1259年，兀良合台渡都泥江（南盘江）进攻南宋广西前线，国王郍（那）句还派人给南宋边关守将送去重要的军事情报。
从1254年至1259年，自杞国进行了五年的殊死抵抗。这从有关史料也得到印证，如南宋两广总兵来自特磨道（广南）上报的前线战报《贴黄》说：“臣今日得广西经略司申特磨道农士贵报，八月间，敌攻华沙寨，被蛮兵杀死万余骑。思、明州黄炳等报，九月间敌攻某阿国，退战敌人，杀死万余。”另，《可斋杂稿·帅广条陈五事奏》称：“去年一项（报告）敌人约七八万人，至今屯驻大理国，耕田种麦，未见出没之意。（今日）所有兀良（合台）兵马毙死之余，尚有三四万，屯阿毘、鄯善、楚威、阿僰、阿麻地头，夹带蛮人猎食等事。”这在《兀良合台传》中也记载这样的事实：“时兀良合台亦病，将旋师。阿术战马五十匹，夜为秃剌蛮所掠，入告兀良合台曰：‘吾马尽为盗所掠去，将何以行？’即分军搜访，知有三寨藏马山巅。阿术亲率将士攀崖而上，破其诸寨，生擒贼酋，尽得前后所盗马千七百匹……”蒙古军队在自杞国境内几年中也可谓处境艰辛，如南宋奏状中说，因为 “饥荒”到处讨粮，“天毙以瘴”，并“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修路阔一丈有余”。自杞国军队始终殊死抵抗，与国土共存亡。李曾伯《帅广条陈五事奏》称：“数年来屡下诸邑，选差体探，邕州常遣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始知自杞有破三城。”《元史·地理志》“广西路”：“元宪宗七年（1257年），二部内附”。蒙古军攻下城池，往往焚毁城堡，屠戮平民，正如《兀良合台传》所说 “川谷为之一空”。
自杞国位处大理国与南宋之间，是南宋与蒙古军队在西南地区争夺的战略要地。南宋屡遣官员前往邕州以西的罗殿、自杞等地刺探军情。李曾伯于淳祐十年（1250年）所呈《帅广条陈五事奏》言：“边防所急，间谍为先……数年以来，屡下邕、宜诸郡，选差体探。邕州尝定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在淳祐五年（1245年）因遣属官谢图南出边，得于招马官所报，始知大理告急，有破三城，敌三节度之报。蒙古军于宋淳祐四年（1244年）首次进攻大理国，不久被挫败。此事正史缺载，后来边将方大琮写于1254年《与广西蔡帅范》信中曾言：“七八年前，有敌窥大理之说。”他在信中还建议“自杞诸种好相仇斗，若有术以使之，用蛮攻敌，可使彼送死。要之，提备严密，威声远畅，彼不敢动，上策也。”
蒙古军队在征服云南各部之后，即着手向南宋进攻，东线指向广西，自杞国首当其冲。担任南宋两广前线统帅的李曾伯在宝祐六年（1258年）八月的一篇奏状中报告说：蒙古军因为“饥荒”，“欲出交趾、自杞等处讨粮。”继后又在《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中谈到这年秋天的军情：“是秋，寇犯州邑境，赖我师遏之不致深入。”蒙古军队既已犯南宋之“州邑境”，则当已越过了在宋辖州邑之西的自杞之境了。这在李曾伯开庆元年（1259年）六月所呈《奏边事及催调军马》中得到印证，是奏《题黄》说：“蒙古军于冬盘泊横山，窥邕州，犯武缘（今广西武鸣县）”。该奏又称：“敌人自正月退回，驻扎大理、自杞两处。”据此可以判定，蒙古军队于宝祐六年（1258年）秋占领了自杞国的主要领域。至于蒙古军暂时退兵的原因，李曾伯也言“天毙以瘴，兵扼于险，使之不得志以遁”。蒙古军暂时退回以后，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前攻击。《奏边事及催调军马》据间探人田进自路城（今广西田林县潞城乡）的报告说：“敌寇兴兵打罗殿了，要分一项出莫大王路。”又据从利州（今广西田林县利周乡）的报告说：“其敌人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及敌人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阔一丈有余。”自杞国在蒙古军队向南宋进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