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东周列国时代。当时是，内部诸侯并立，外部诸胡侵犯，伴随着领土意识的萌生与作战兵种的变革，人为的边疆界限开始形成——各诸侯国在自己容易受到侵犯的边境筑起了道道绵长的城墙，诸如秦、楚、赵、燕、魏、齐等。这些长城，较后代长城不同的是，并不只有抗击匈奴诸胡的防御阵地，更主要的是各诸侯国之间互相防范的战线。
但随着秦王朝以扫清六合之势席卷八荒，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继而建立，内地长城成为了贯通全国交通与经济交流的阻碍，因而在统一后的不久，秦始皇便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捣毁了原诸侯国间的内地长城，以除割据之患。同时他却将北部抗击匈奴诸胡的列国长城予以保留，并派“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万里长城。后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金、明各代皆筑有长城，其中明长城工程最为浩大，名气最甚。
自此，长城成为专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工事，一道人为创造的北部边疆。但这道人造的边疆，不仅与400毫米等降水线高度重合，更有随着各代气候的变化而产生偏移的现象（明长城因受“小冰河”时期的影响而较秦长城修筑总体偏南）。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代表地不仅仅是降水量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分界线两地间地理风貌的塑造，农耕与游牧迥乎不同的生产方式得以形成。以此基础上形成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适宜自身生产发展的环境中各自孕育了独特的社会体制，但随着气候条件、生产技术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潜力差异造成的文明代差，使过度早熟的农耕社会与进化缓慢的游牧社会逐渐分离，一个成为“中国”，另一个则成为“蛮夷”。万里长城的修建则明确了边疆形态的概念，将双方社会正式隔离——当农耕民族即为汉族完全发展到草原边缘，长城也连成一片时，不仅展现了新生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巨大威能，亦宣告了与农业中国相对的游牧草原社会的基本框架成立，农业中国与游牧草原至此真正地“划清界限”，开启两千年的冲突对立。
由此看来，若把长城看作完全的军事防御工事，不免有些简单化。人们常常认为，长城是汉族应对游牧民族南下的消极之举，目的是建立完整的防线以抵挡游牧骑兵的入侵，却往往会忽略其另一方面重要的功能——封锁。所谓的长城封锁，便是用长墙将游牧与农业社会的两地居民相隔离，使之无法互通有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由于游牧社会与中原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性，所产出的产品亦有不同——游牧社会盛产马匹、牛羊、药材，而中原则是丝绸、布匹、糖、茶等等，双方各有所需，若进行贸易便会产生巨大的价格差，进而获取巨额的利润。哪里有利润，哪里便有商人的存在。因而大量内地的商人选择穿梭与草原与内地之间，寻求与草原可汗贸易的机会，久而久之便会形成频繁的贸易网络，进而会吸引大量的贸易移民，在边疆过渡地带形成星罗棋布的集镇。而这些处于草原与内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却由于独特的气候条件与地理位置产生了混合型经济的发展模式——这些边民可选择汉族的农耕技术，亦可吸纳游牧民的畜牧技术，以此基础上产生了独特的半农耕、半畜牧的生产方式，加之贸易利益的驱使，逐渐与精耕细作、重农抑商为本质特征的农耕社会相偏离，而产生有悖于传统农业中国规范的离心力。这并不是中原统治者想看到的局面。因而，连绵万里的长城的修建，阻断地不仅是外部游牧民族的铁骑，更是封锁内部人民涌入过渡地带而产生的整体偏移——利用城墙阻隔商人的贸易路线，进而在战时可以有效地进行对草原社会的经济封锁，禁止中亚的商品大量流入草原，从而削弱草原首领的力量。同时在和平时期可以有效集中利用商人群体在边疆关隘与草原地区进行互市，从中收取大量关税收入，以防走私盛行；最重要的是，在边疆过渡地带设立的长城由于军事需要和阻断交通的条件下产生了一条狭长的真空区，以此维持过渡边疆人口的中国规范的不变质。
这样一条坚固的长城，正是中原社会所需要的——“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需要一个闭关的经济，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一个绝对的边疆”。但历史证明，纵然有万里长城这条人造边疆的存在，仍无法将以长城南农业区为中心的古代中国与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内亚世界截然分开——“历史上的游牧内亚与农耕中国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亚王朝与内亚政权都保持着空间、文化、人群上的部分重叠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匈奴、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集团在古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活跃，更明晰五胡十六国、北朝、辽、金、蒙元乃至大清在传统语境下的中国王朝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从秦长城、汉长城乃至最为浩大的明长城，长城在农业中国与游牧内亚的对抗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却无法阻挡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并建立满蒙同盟，长城亦随之纳入其版图之内，不再是实质意义上的人造北疆，其实际功能效用则被奚落。但长城历史地位并没有随之下降，却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
长城如何实现地从人造边疆到中华民族象征的转化呢？
这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自清代始，由于帝国版图的扩张将长城内外的土壤皆囊获其中，长城的对外军事防御的功能衰退，对内封锁的功能进一步加强——人们固有的印象中，清朝是没有修建长城的，实则不然。实际上清廷修建的长城规模相当之大，地域跨度甚广，却因行使的主要不是军事防御功能，而是对内封锁的功能，导致清长城建筑相对粗糙且形式单一，进而保存不多，鲜被提及。当然，清廷对内封锁并不是维持传统农业中国边疆人口的中国规范，而是保持满洲的龙兴之地，即为东北地区不被汉人侵扰的种族隔离手段。但在鸦片战争后清廷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廷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正式开禁放垦。从此在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以振兴关外的经济的大背景下，长城对内封锁的职能亦已丧失。
长城在军事与经济实用功能逐渐消退的背景下，却同时完成了文化精神作用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尤其是进入近代，长城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实现了由实体建筑到精神意志的形象跨越，突出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1933年，中国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作战，亦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虽然战事失利，但实则阻止并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以此形成了国民政府与伪满洲国的划界而治的局面。因此，长城在近代中国救亡症候群时期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不再作为农业中国与游牧内亚对抗的军事产物看待，而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对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与斗争精神的凝结象征。尤其是在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传遍大江南北的环境下，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歌词咏唱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抗争斗争一并激发，中华民族在完成最终构建的同时亦与长城形象产生联结，长城因而成为中华民族最鲜明的象征。
从军事设施到名胜古迹，从人造边疆到民族象征，从实体建筑到精神意志，长城历经了风雨两千年的中华历史，见证了农业中国与游牧内亚的交锋，亦见证了冲突下的交流融合与中华民族的诞生，最终在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全民族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中实现了长城精神的重塑。实体的长城得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的一道名片；精神的长城呢？并不是拍几部片子就能展现的吧。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
Lattimore Owen：《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易华：《长城意识与丝路精神》，北魏六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