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24日，上午8时04分，属于中国航空公司执飞香港-重庆航线的桂林号飞机由香港起飞，原计划经梧州中转前往重庆。起飞后仅仅半个小时，8时35分当桂林号飞抵珠江口上空时，突然遭到五架日军战斗机的袭击。日本战机占据高空有利位置，向桂林号不断地开枪射击。
当时桂林号的美国机长活士突遇这紧急情况，赶紧将飞机降低高度，企图藏入云层中躲避日军战斗机的攻击。但当时云层稀疏，无法为桂林号提供充足的隐蔽躲藏。日军此时向桂林号发起了密集攻击，桂林号机身多次中弹。最终桂林号选择了当时中山县属第四区张家边附近的一处河面实施紧急迫降。根据当时机长活士的自述“余乃抉择一小河， 将机平安降落，时机在河中，离岸不过五十码， 机上各人均安全， 无一受伤者。”
但此时日本战斗机并没就此罢休，反而继续对已经迫降的桂林号继续实施了俯冲攻击，先投下数枚炸弹，企图将桂林号炸毁，但因落弹距离太远，并未能命中，随后日军战斗机改用机枪对桂林号进行扫射，前后共低空扫射多达20多次，其欲将桂林号上所有乘客一个不留，全部杀死的目的十分明确。
当天桂林号上共有19人，机组成员为美籍机长活士，副机长卢寿年，无线电员罗昭明以及一名空乘，乘客中11名男性，两名女性以及两名2岁的幼童。在乘客中有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柏林大学中文讲师陆懿博士、聚兴诚银行董事长杨培英之子杨锡远及其夫人、财政部秘书王亮甫以及刚从欧洲回国的侨胞楼兆南及夫人与楼兆念，以及他们年仅两岁的子女，另外还有4名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的随从人员。
最终在这起日军针对民航客机的袭击空难中，仅美籍机长活士、无线电员罗邵明以及一名男性乘客楼兆念生还。其余乘客均死在了日军战斗机的低空扫射之下，其中楼兆南夫人与她两岁的子女死得最惨，全身中弹多达数十处。前来参与救援的附近村民，也有两人遭日军战斗机机枪击中而不幸遇难。
那么，日军为什么要这样不顾一切地击落桂林号民航客机，还要对机上乘客斩尽杀绝不留活口呢？
这就不得不从桂林号上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的4名随从人员说起了。日军当时收到情报，8月24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将搭乘桂林号客机返回重庆，因此日军原本针对的目标是孙科。但当天，孙科不知什么原因并未登机，登机的只是他的4名随从，因此他才得以侥幸逃脱了日军这次空中截杀。
桂林号空难，也是世界民航史上首次客机遭军用飞机击落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一片哗然。
尽管日军截杀孙科的目的未能实现，但在桂林号事件中遇难的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对于当时的中国金融界来说堪称无可估量的巨大损失，日军因此也沾沾自喜地宣称“打掉中国金融巨头也是一大胜利。”
8月27日，国民政府向桂林号事件中遇难的徐新六与胡笔江家属发去电唁，全文如下“徐新六胡笔江两先生金融硕彦，功绩卓然，此次因公赴渝，遭寇机围击，为国牺牲，贤才遽殒， 愤悼曷极！ 尚望勉节哀思，继志雪仇，以慰英灵。特电致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