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疫情影响下的电影院经营现状，剖析中国电影产业经营状况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的各大电影院全都迎来关门歇业，这次的“中场休息”实在太久。一些电影爱好者就在网上吐槽抱怨，为什么餐馆、健身馆、游泳馆等，比电影院人员更密集的场所都能开门营业，怎么偏偏电影院就不行？
关键词：电影 广播电视艺术学 文化产业 影视 票房
李刚 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的各大电影院全都迎来关门歇业，这次的“中场休息”实在太久。一些电影爱好者就在网上吐槽抱怨，为什么餐馆、健身馆、游泳馆等，比电影院人员更密集的场所都能开门营业，怎么偏偏电影院就不行？
其实，在疫情防控政策的指导下，不少地区的电影院已于3月23日正式复工，但4天后因为担心疫情反复，国家电影局又紧急叫停。到了5月8日。国务院下达了新指令，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采用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进行尝试性复工。但6月政策再次强调，电影院和KTV等封闭娱乐场所暂不开放，燃起希望又迎来失望，想要看新电影的网友们非常无奈，影院停止超过百天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巨大的。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总票房达到22.38亿，跟去年同期的186亿比下降了88%。
根据目前已有数据来看，发布了一季度业绩预告的影视公司，也有6成以上是亏损状态，更大的焦虑是由媒体公布了一组数据，说电影行业陆续有6600多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其中有4000多家为影院类。一时间，影视行业哀嚎一片，电影院更是陷入了至暗时刻，面对这样的惨状，顶着舆论的压力，为什么迟迟不让电影院全面复工？
从投资电影行业的资本方来看，这几年随随便便一部电影都是几十亿上百亿的票房进账，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现在也奄奄一息。
电影院作为电影产业链的末端，究竟是影票生意？还是房地产生意？
讲影院复工，我们要先理一理影院怎么赚钱。生产一部电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商业过程。中国电影的产业链主要分为上游制片、中游发行、下游院线、末端影院四大环节，首先要有投资方出钱投资电影，其次要由制片方来生产一部电影，然后制片方会找专门的发行方，后者会和各大院线沟通，并且确定电影的档期和放映场次。
最后影院按照院线的排片负责放映电影，一部电影取得票房后，以上所有“玩家”统统都要参与票房分红。也就是说，电影院售出的每一张电影票都包含了上中下游，和末端所有参与者的利润。但国家政策规定一家影院想要获得放映电影，获得票房收入的权利就必须加入院线，否则无法获得影片的放映权。而影院想要加入院线，则必须向院线方缴纳一定的加盟费，拿一张售价100块的电影票举例，电影院实际能分到多少钱呢？
首先，影片所有的票房收入会进入电子售票系统，数据通过统一汇总之后，会记录在中国电影事业专项资金办公室，之后的所有分账都有专资办的统计数据作为主要依据，正式分账前需要从总票房中直接划扣5%，用来缴纳电影事业专项资金，还有3.3%的特别营业税，合计8.3%。
再接下来会有一个中影数字代理费，这个费用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影数字电影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征缴，一般是净票房的1%~3%，但是净票房6亿以下的电影不用缴纳此项代理费。这些都被扣除后，会得到一个全新的数字，我们称它为最终收益，最终受益中电影院和院线分得57%，制片方和发行方共享43%。
在过去院线一般能从这57%里拿到5%的分账收入，剩下的都是影院自己的。
但近两年，院线为了能够吸引更多影院的加入，增大自己在行业内的话语权，很多院线纷纷开始选择让利，在分账环节也只拿1%~2%的份额，甚至不拿，所以这57%票房分账按照理想状态，一张100元的电影票，电影院可以分55元左右。似乎影院也没少拿钱，用《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首映分账票房为46.29亿，其中片方可以分得18.16亿，影院整体能分24.2亿。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分账，刨除了电影票的服务费，服务费指的是观众通过网购团购等电商渠道购票时额外产生的电商服务费，影院VIP等特殊影厅自行收取的费用。
当然，以上是最基本的分账算法，具体到实际操作中每部电影又会有所不同，在这就不展开陈诉。对电影院而言，虽然票房分账后收入可观，但利润最高的却是电影票以外的其他销售，比如，爆米花和饮料为首的餐饮服务、电影周边商品、还有映前广告等等，租赁场地、兜售电影VIP卡也都算利润的一小部分，拿万达电影和金逸影视2018年的年报来看，两家票房收入的毛利率都仅仅略高于10%，但卖品收入和广告收入的毛利率却高达50~60%，其中金逸影视的广告收入毛利率高达99.48%，而万达电影的广告和卖品毛利润甚至都超过了票房毛利润。
一家电影院即使是握着票房分账的大头，也并不能靠卖电影票赚到大钱。确是爆米花、薯片、哈根达斯这些不起眼的小生意支撑着整庄买卖。
电影院作为重资产行业建设成本其实非常高，人员规模按照座位数量可以划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4个规模。特大型影院一般的影厅数量是11起步，大型影院影厅数量在8~10个左右，中型影院影厅是5~7个。用一家中型影院举例，影院的座椅成本一般在1000元上下，按照一个影厅700个座位来算，整体成本是35万到140万之间。室内影院装修材料包括隔墙、全部地毯，每平米的价格平均为700块，5个厅的总面积大约为800平，这一块成本下来是60万出头。
放映设备主要包括荧幕、还音设备、放映机还有服务器，目前常见的影院放映设备国产50万一套，进口70万一套，5个厅就是250~350万，也就是说开一家中型电影院的成本大概在1000万出头，而开一家大型电影院成本高达3000万，这还只是基本建设。
除此之外还有影院的经营费用及人工成本，影城的折旧摊销以及租金费用。
那放映一场电影，电影院要花多少钱呢？
用每套放映机器外加音响等机器的成本共计50万来算，一般满负荷运行8年就要更换，每年平均成本6.2万，每天成本约171元，影厅一般每天排片6场，平均每场机器折旧30元，3千瓦的电影院氙灯灯泡2小时电费6度，大概8元，灯泡成本8000元，可放1000小时，两小时放映灯泡每场折旧16元，一个150座的影厅人工成本平均为114元一场，空调等水电费为18元一场，每场电影的放映成本一共186元，就算是一家只有5个中型听的影院，放满6场，一天的放映成本也要在5580元以上。
电影院所卖的商品是座位，座位是没办法卖库存的，只要电影开演没卖出的座位就全部作废。如果一场电影的票价是30元，刨去43%的分账，那么一场电影必须卖够12张票，电影院才能将放映成本抹平，巨幕厅的发行成本要全部翻倍，而且电影院大多数选址都在最繁华的商圈路段，房租成本也是大头。
关于电影院生意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拍电影不赚钱，钱都是影院拿走，影院也不赚钱，钱都拿去交房租了，商业地产租给电影院也不赚钱，是为了吸引客流赚别的店的租金，但收租金也不赚钱，主要还是靠形成商业圈拉动地段升值，赚周边住宅地产的钱。
按照这种说法，电影院本质也是给房地产行业打工的下游产业，事实上也是如此，电影院票房急速增长的过程是与国内商业地产的下沉节奏微妙的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几年18线小城市盖了多少购物中心，就开了多少家电影院。
万达电影18年的年报显示，影城租金为净票房收入的11%，当万达影城大部分都开在自己的万达广场内，它的租金成本优势也是其他影院无法比拟的，其他影院的租金只会更昂贵，成本更高。而有些商业广场往往还要求将影院租金与影院票房收入直接挂钩，分账比例从13%~15%不等。还有的甲方会从影院商品销售与广告收入中提取相应比例的提成。
在这样的成本支出下，电影院分账到手的票房收入中，10%~20%用来缴纳房租，还有12%~19%的人工放映的固定成本费用，最后留给影院的利润可能只占到票房总收入的3%~10%。这些巧妙的解释了为什么近乎零成本的爆米花才是电影院利润的大头。
按照这样的建院和运营成本，一家中型影院差不多要5年左右才能收回投资，但如果说投资了一家电影院，想一年就回本，它的财富密码是什么？
那就是这一年内，《战狼二》《阿凡达二》《复仇者联盟》《星球大战》同时上映，不过即使成本投入如此之高，回本周期如此之长，电影院这几年还是在疯狂跑马圈地，从2010年到2018年这8年期间，国内的银幕数量就一直保持着平均每年30%的增幅。
2017年中国荧幕数超越北美市场，成为全球电影荧幕最多的国家。2018年全国新增了9303块电影荧幕，荧幕总数达到了60,079块。过去的这10年，也是中国电影飞速发展的十年，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刚刚突破百亿大关，5年后高达500亿，到了2018年突破了600亿。
本着让电影走进千家万户的决心，2018年国家电影局下发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提出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达到8万块以上。到了2019年全国新增银幕共9708块，总数量已经逼近了7万块，这些数字的背后是院线在三四线城市的盲目扩张。
开矿的小老板、本地地产商看到风口来了，疯狂进行乡镇影院的改变，套取政府补贴。据统计，这类影院最高可以获得10~30万元不等的补贴。
电商进入在线票房市场，掀起价格战
据数据来看，2014年到2019年一线城市的影院从552家增长到1156家，二线城市则从1751家增长到4102家，银幕增长的同时，票补也出现了，2015年电商进入在线票房市场，以豪气冲天的姿态掀起价格战，猫眼、淘宝、格瓦拉、百度、糯米、微票等线上售票平台，为了自己平台用户增长，纷纷推出9块9、19块9的电影票。但从2017年开始，互联网票务平台已经完成洗牌，仅有美团旗下的猫眼和阿里旗下的淘票票两家杀出重围。
2018年底，两家平台票铺政策全面取消，9块9的电影票成为历史票，票补吹起的票房泡沫也到了终结的时刻。
“潮水边的人”总是率先感受到温度的变化，票价的上涨直接影响了行业大盘，电影行业开始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2019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了642亿元，同比增长5.4%，相比2018年9.06%的票房增速放缓了不少，票补消失，票价上涨直接劝退了原本属于票房增量的小镇青年们。因此，三线以外城市的票房数据降幅最为明显，票价上涨、客流分散、票房增速缓慢，甚至出现了下跌，但电影院却越开越多，银幕数量还在上涨，这只能带来一个结果，影院为饱和，上座率持续下降。
光线传媒的董事长王长田在上海电影节上直言，2018年中国单银幕观影人次跌至2.86万，同比下降10%。
2019年一二三四线城市的票房共计639亿，其中一二线城市票房较2018年增长不足5%，三线城市为7%，三者的上座率均在10%以上，尽管四线城市年票房增长达到了9.4%，但上座率仍然只有8.4%，业内曾有人站出来诉苦说近两年新开的影院大概只有1/10能赚钱，但能赚钱的里面还有不少水分。“偷票房”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影院，简单来说就是影院没有把消费者看电影的影票录入国家监管的公共系统，私下通过手写票或其他方式充当入场凭证，私吞这笔钱，但电影局也并非不知，2020年1月一份印有471家影院的名单，开始在业内广泛传播，都涉嫌违规拖欠票款。
有消息称这批被点名的影院如果不及时补缴，将无法进行正常的春节档电影放映，影院依靠灰场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也彻底丧失了。在层层加码之下，2019年的电影院行业已经到达了悬崖边。
除此之外，另一个影响到票房的关键因素是中国电影档期现象非常明显。和景区一样，电影院也分淡旺季，春节档、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是观众看电影的四大旺季，其中2019年的旺季一共吸引了8.68亿人次走进电影院，占全年观影人次的49.8%。很多电影院的现状就是“一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仅春节一个月的收入就可以占到全年收入的1/3，甚至更多。
在2019年存在的1万多家影院中，全年票房不足500万的影院数量占比是63.79%，这意味着即使没有疫情，正常状态营业，仍有6成影院在亏本经营。位置好、现金流多，有地产和院线支持的影院还有信心在等等，只要有足够多的客流，“回血”只是时间问题罢了，但对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小型影院就很难熬。
于是，2020年春节对于电影院来说是殊死一搏，为了迎接这次春节，全国大大小小电影院都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每家电影院都采购了大量的可乐粉、咖啡粉等原材料准备大干一场，但屋漏偏逢连夜雨，新冠疫情刚好就踩着春节档杀来了。
这波疫情最先打击的就是三四线城市的中小影院，平时年轻人外出打工，影院上座率本身就低，春节是他们唯一的盈利机会，采购的食品原材料堆积在仓库全部过期，高昂的场地租金和建院成本使得影院的现金流出现问题。疫情以来，每天都在赔钱，我们前面说到影院快速的扩张，观影人次的停滞，以及上座率的下跌，影院租金运营成本的上涨，早已使得单块荧幕产出票房收入的毛利率也随之下跌，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
电影院倒闭这本就是一个产能过剩的行业，存在着正常的市场行为及优胜劣汰。眼下，疫情充其量只能算是雪上加霜，远远算不上是罪魁祸首。
影院为什么不复工？到底是谁不让影院复工？
电影院的盈利点、固定成本、收入结构都讲清楚了，现在就是最后的问题了，影院为什么不复工？到底是谁不让影院复工？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还是利益的互相掣肘。3月23日，国家宣布过一次复工，但仅仅过了4天就下发通知叫停了国内影院的复工工作。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3月23日的这次复工，全国有超过500家影院复工，复工率约为4.65%。
3月23日至29日，全国票房约为20.9万元，共有9649人次观影，而前一周的数据减半，场均人次都为一，这意味着影院在复工的这段时间里均摊下来，电影院每个厅每个场次差不多都是两人包场。我们前面也算过，1个中型听要坐够12个人才能抵消放映成本，受以前的影响仍然短期内人流上不来，影院的开工成本比停工成本还高。
万一哪个影院观众感染了病毒，这家电影院还干得下去吗？
作为电影行业的末端永远不敢冒险，而发行方同样不敢轻举妄动。
在影视行业，投资模式较为特殊，都是为期几年的中长期投资，而且价格不菲，下游的院线想要上映一部新片子，需要作为中游的发行方拷贝给自己，自己才能下发给影院放映，而发行方自己也没有内容制作能力，要通过上游的制片方以代理发行、分账发行、买断发行和保底发行，签订合同。
电影发行模式的情况简要
第一种：代理发行。是制片方委托发行公司代理发行，双方提前确定好保底的票房，一旦发行方完成票房数，制片方会给发行方一笔发行费，但发行方不参与总票房的分成，这种模式多为小型发行方和小型制片方，为了保护自己权益签署的合同，比如有个人姓范，江湖人称范总，还有个人姓蒋，人称蒋某，两个人都是电影行业从业者。
范总有一家制片公司叫梵马特，拍摄了一部叫做《兄弟》的恐怖电影，授权给蒋某的绿光影视发行公司，梵马特与绿光达成协议，兄弟的票房到10亿以上，梵马特支付1000万人民币给绿光，如果达不到，绿光则一分钱没有。
第二种：分账发行。是最常见的发行方式，发行方参与到影片票房的收益分成中，制片方和发行方会提前达成协议。比如制片梵马特和发行方绿光两家协商，《兄弟》电影票房中的20%归绿光所有，绿光多卖多得。
第三种：买断发行。常见于进口片引进，发行方花一大笔钱直接买断国外某家制片方的影片，限定几年内中国地区这部影片的票房收益都归发行方所有。
第四种：保底发行。即为对赌合同，发行方与制片方协商确定好保底的票房和对应的保底价格，以及不同票房收入档次下的分账比例。比如梵马特曾经拍了一部电影叫《兄弟》，票房100亿。之后梵马特再拍了第二部电影叫《兄弟二》，虽还没上映，但市场反应很强烈。绿光为了拿下这部片子，与梵马特开展了紧张又刺激的谈判，最终双方协商票房过6亿，绿光达40%的分成比例，票房过10亿，绿光达70%的分成比例，票房不足6亿，绿光给范玛特30亿，因为影片还没上映，绿光先给梵马特8亿人民币购买发行权。
对于国产电影来说，如今电影行业普遍采用的是分账发行和保底发行这两种。每年春节前夕发行方为了抢购优质的电影，大多要支付一笔天文数字，但今年春节档完全缺席，这笔钱全都打了水漂，发行方大多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好在片子还没播还有机会。而上游的制片方同样不敢冒险，因为制片方的钱并非来自于自己，往往来自于投资机构，两者会在最初确定电影拍摄计划的时候同样签署对赌协议，制片方需要在协议中白纸黑字的保证这部影片在将来可以到达多少票房，挣得多少利润。
如果最终利润不足，将由制片方把不足的部分补给投资方，可以说整个电影产业链条、发行方、制片方、投资方三者接连进行了两轮对赌，发行方相当于风险投资，本来就很小心，不敢轻易把片子交给下游，如今又受到疫情和客流的影响，制片方为了降低风险，也不敢把手头的片子拿出来卖。
除了疫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票房分账制度。票房分账本质是一个赊销制度，电影院不用承担任何库存风险，而制片方一旦把片子交出去了，就靠票房分账吃饭了。当下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都不想让自己辛辛苦苦投资拍摄的电影出来当炮灰，替别家试水。
今年春节的贺岁片除了《囧妈》跑路成功夺冠，《紧急救援》、《唐人街探案3》等7部电影全都在等对手先出招。更奇葩的是，我们的票房分账体系在同一地区，投资成本3000万的影院和投资成本500万的影院在放映内容上，享有同样的权利。而受低价竞争和最低发行价的影响，高成本影院并不能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比，一家投资5000万的影院和一家投资1000元的影院，他们的排片和票房分成比例很大概率是一样的，但他们的成本却相差很大。
在这种价格管制下，成本高的影院不敢轻举妄动。制片方因为和投资方签了对赌条款，想等影院先开工，人流量涨起来自己再上新片，发行方手里有片子也出了钱，但因为保底协议也不敢随意把片子交给院线去分发，而影院想要片方先上新片，用新片把人流量带起来，于是这就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影院嗷嗷待哺，制片方和发行方急不可耐，回笼资金的压力日益迫切，整个产业链处于崩溃边缘。
好在近期国家电影院发出通知，上海电影节预计7月底举办，电影院复工总算是见到曙光。
李刚（1992 - ）硕士研究生 四川出版集团爱科行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编辑 三级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