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金融》：作为一个教育从业者和艺术品高端教育的策划者和主持人，您觉得高端艺术教育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余润德：在我主持这些年的高端艺术教育当中，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价值观的问题，一个是方法论的问题。价值观应该在前面，成为主体，方法论是具体实践当中如何应用的问题。在教育理念方面，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功利性，值不值钱，真的假的，强调玩儿的心态，能获取多高的利益回报和升值空间等功利思想，我觉得从导向上来讲是有问题的。
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教育理念中，一直希望通过艺术品的鉴赏来提高学员们的文化价值意识，要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化成果有一种敬畏之心。面对市场，要始终把艺术品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作为主体，不能把几千年所形成的文化价值变成价格，把几千年的文化内涵浓缩成功利的三句话：“真的假的、值多少钱、卖不卖”。这样的利益观将把五千年的文化彻底变成了没文化，把五千年的价值变成了价格，这样的市场繁荣意义何在？因此，我在教育过程中常感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由于价值观的缺失和混乱，导致的后果是利益主义至上和急功近利思想的盛行，严重扭曲了价值意义和价值标准，导致了艺术品市场的严重投机和道德底线的丧失，必然带来市场的无序和乱象等诸多问题。因此，高端艺术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价值倡导和价值观重塑，而不是引导其如何从文物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中国艺术金融》：您在清华美院也开设过艺术金融培训方面的课程，这个科目的设置也具有市场和时代的针对性吗？
余润德：在清华美院，我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不同的艺术品市场发展的状态下，都会适时设计一些符合市场发展的、急需的课程，以适应和解决艺术品市场快速发展的人才需要。比如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开设的艺术品鉴赏与经营管理高级研修班，当时这个课题一经发布，就有个学员打电话来讲：“课题谁设计的？非常好，这个名称就值200万。”因为在那个年代，文化艺术品经营管理的概念还没有形成。文化怎么能够产业化呢？文化怎么能够经营呢？那时候还是比较固化的思想。由于市场快速的发展和国家主流媒体鉴宝栏目的大力推广，全民收藏，大量资本涌入，一方面激发了大众对艺术品的热情，另一方面急迫地面临着风险控制问题。这个风险最重要的方面是关于巨额资本介入后对运作、管理、真伪和价值评估等系列问题的关注，它与传统的艺术品运营和交易模式完全不同，它需要的人才是复合型的，需要掌握的知识是多元综合的，你既要懂艺术，又要熟悉金融工具，还要有现代的管理思想和运作能力，才能把控好并实现复杂的艺术品金融价值回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直接敏感到了金融管理在艺术品市场中的重要性，以及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我也是最早策划开设艺术品金融管理高级研修班的人，这个班也起到了抛砖引玉和助推发展的作用。在这十多年的高端艺术教育中，我的每个课题的策划和开设都可以说是走在时代最前沿的，具有开拓性和探索性。
现在又策划开设了一个非常重要和及时的课题“艺术品投资收藏与法律风险”高级研修班，将对艺术金融化时代的到来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为中国艺术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开启新的篇章，对我国艺术品市场的法制建设，文化的繁荣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中国艺术金融》：开创艺术品金融管理高级研修班在当时是否面临教学上的困难？
余润德：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艺术品市场顺势繁荣。对于教育来说，人才匮乏和师资短缺是一个最大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的成因复杂，太快，太突然，碰到的问题都是新的问题，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和成功案例，更没有系统性的理论支撑。怎么办？我们要重新建构这个学科，开始找人才，发现人才，更多是从有过这样探索实践经验的人里去挖掘一些专家。可以说学者在这个领域里没有积累太多经验，基本也找不到纯研究艺术金融领域的学者。但比如说有些人曾经在国际拍卖行里有很好的从业经验，他们对于艺术金融会有一定认知。还有一些人是做过艺术品基金的，像民生银行，他们做基金积累了一定管理的经验，从中汲取了一些教训，同时也摸索出一些方法。不管怎么说，有了解总比没了解好，有经验比没经验好。
课堂就这样的背景下开设起来了。虽然可以说是一个探索性的课程，但它的意义还是很大的。我觉得意义不在于课程本身是否有很全面的系统性和规范性，而是它对艺术品市场起到了引导和警示作用。它让更多的人知道，艺术品金融化，艺术品的投资收藏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管理能力，在天价艺术品的巨大利益诱惑下，要保持理性投资，要懂得如何去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和投资理念，去面对艺术品亿元化时代的到来。通过学习来提高知识水平，掌握方法，规避风险，才能在巨大的资本面前把控好艺术品投资的规律和风险。同时，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开设也引发了其它院校的关注和社会的重视，很快别的学校也不断地开启了类似的课程，包括北大、中央美院、浙大、上海交大等高校都举办了相应的课题。一时间艺术品投资收藏学习热成为了一种风尚。
《中国艺术金融》：艺术品投资的风险和其他类型的投资的风险相比有什么特异性？
余润德：比如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它更多是在政策层面。而艺术品市场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和评估问题。如何进行价值评估？评估的标准是什么？房子本身是不太需要进行价值评估的。房子的指标很清晰，国家已经管控得很严格具体了。艺术品很难进行准确的、标准化的价值评估，有的专家认为这个艺术品值一千万，其他专家可能说就值几十万，在市场行为中都可以合理存在。艺术品真伪问题和无法量化的审美价值问题，是其核心的问题所在。艺术品的真伪问题一直是艺术品投资收藏中的重大问题，仪器目前尚不能解决，专家的眼学和经验鉴定评估又容易主观化。对于一件古玩艺术品来说，如果在真伪上出了问题，那将是灾难性的。一件瓷器和一件古画，价值都能达到亿元以上，如果在真伪上不能解决，其价值的评估就很难实现，价值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价格的不稳定，风险值巨大。这也是艺术品与其他类型投资风险相比最大的特异性，它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
《中国艺术金融》：到您这里来学习的学员，大部分是缺乏金融方面的知识还是缺乏艺术品鉴赏方面的知识？对于他们来说学习的意义何在？
余润德：都缺乏。现在的艺术品金融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两极化。懂金融的人不懂艺术，他们很想投资艺术品，有些人还在观望，有些人已经投了，投了以后大部分是伤痕累累。他们大部分人因不愿意对艺术品的特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不熟悉艺术品的属性、价值和真伪鉴别的情况下，仅靠道听途说、伪专家的信口开河和借助市场整体发展的所谓利好信息进行盲投，失败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懂艺术的人又不懂金融，他们也想借助资本的力量来操纵市场，以获取高额利益回报。事情本身是好的，文化发展时代，关注文化，资本转向，都是时势和趋势。问题在于大部分艺术品投资者和机构都是比较投机和功利的，很多人和机构在还没有艺术品知识储备和金融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就急迫试水，盲目投入，普遍靠的都是“忽悠”甚至是骗局来迎接所谓的艺术品金融化时代的到来，急于分到一杯羹，其结果肯定是失败者众，成功者寡。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直接导致艺术品市场混乱恶性发展的直接因素。由此，就凸显学习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适时举办与艺术品市场发展相适应，甚至是前沿的培训课程的原因所在。我们力图通过教育的力量来改变这一现象，让更多的投资者走进课堂，了解文化，认知艺术品，掌握艺术品投资管理之道，推动艺术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艺术金融》：艺术培训对整个艺术品行业的从业人员作用有多大？怎样解决大众的艺术教育问题？
余润德：十多年来，在我们这边受到艺术品鉴赏和经营管理教育的学员有数千人。在艺术品领域里，中国古玩商会、玉器协会、收藏家协会、工美集团、文交所、艺术基金、拍卖机构、个人大藏家、博物馆等的行业领军人物和行家，以及各行各业里的精英和爱好者都有到我们这里来学习。我们所传播的价值理念和形成的教育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对于行业和艺术品市场的人才培养和素质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获得了业界和社会对我们教育评价的普遍好评。
从教育的角度，还有很多积极的、可发展的途径，比如现在有了网络直播。课堂教育毕竟是有限的，它还受到一些经济条件的制约。聘请高校里的专家学者的费用是很高的，因为知识是有价值的，由于高昂的成本，导致高端艺术培训目前是少数人能够获得的一种精英教育。教育的推广，一方面是高校要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由政府来推动和引领，解决这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艺术，进入一个理性的收藏投资时代。这还是要依靠专家学者，通过各种平台，各种形式进行传播。但所有传播都应该建立在一种有价值观的、倡导文化内涵、精神价值的理念之上。
《中国艺术金融》：您个人关注各种艺术金融产品吗？
余润德：我当然非常关注。教育与实践是一个相互相成的关系。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也会参与到一些案例当中，一些想做艺术品金融投资的人也经常会和我们交流讨论。交流讨论的意义就是从中发现问题，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样我们的教育会有时效性，而且能够把握住脉搏。我自己主要还是一个艺术家，我也把自己的作品比较开放地放到文交所里。文交所里的交易形态、模式创新，我也有参与和探索。我通过自己的案例实践，从中得到了信息反馈，得到了实践经验。把这样的经验放到到课程当中去，对学生来说无疑是很好的借鉴。如果完全是在书本里去读别人的模式和经验，肯定是不够的。尤其中国还没有这样较为成功的模式和经验，怎么办？教育是要有前瞻性的，要有引领性和探索性的。教育人如果没有这样积极的姿态和努力的精神，你如何去谈到教和育呢？教育者应该是一个先行和实践者。
《中国艺术金融》：您怎么评价目前国内的一些艺术金融模式？教育将对其产生怎样的影响？
余润德：艺术金融常见的模式有艺术银行、艺术基金、艺术信托和文交所等。在艺术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艺术品基金作为国内艺术品交易领域最早尝试的金融项目，也一度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周期。但金融危机和艺术品市场的急功近利发展也随之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2013年前后出现了高密集性的集体“兑付”危机，给艺术品金融化这样一个概念和趋势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反思。由于艺术品金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我们在此领域缺乏实践和经验的积累，仅靠西方的理论和模式借鉴是很难在中国落地的。其价值评估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运营管理的专业化程度、模式创设的完整性、风险管理机制和措施等诸多问题，尤其是人才的匮乏，更使得艺术品投资基金很难形成各类人才完美组合的高效团队，以实现良性的金融运行和价值回报。
随后，文交所的模式创设，艺术品的份额化，又一度给艺术品金融化带来了一次热闹的景象，但昙花一现，随即被叫停，原因是模式创设的问题，究其内因还是投机心理导致的必然结果。比如天津文交所的份额化，表面上看是很好的，但由于其背后的动机是如何通过模式设计而快速获得资本效应，实现巨额资本回报，完全忽视了艺术品的属性和发展规律。一夜之间把一个普通的艺术家的单幅作品（价值可能只在十几二十万），拉升到几千万甚至亿元的价值空间中，这样的金融模式和价值关系无疑是毁灭性的，它即伤害了艺术品投资者的利益，又毁害了艺术家的健康发长，更导致了大众对艺术品金融的信任和信心。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艺术品金融化是必然的趋势。文化要繁荣要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推动，艺术品金融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始终应该回到价值构建的本位上来。一定要找到模式发展长效机制，摆脱急功近利的思想，一定要重视教育的力量，它可以将艺术品市场关系中那种感性的、投机的、没有章法的、散乱的、自由的形态，进行有效的整合，回归理性，并通过教育来凝聚力量，达成共识，共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