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宁锦之战的功劳问题，目前的确有争议，根据《明史》记载来看，这份功劳毫无疑问是袁崇焕的；但是根据《明熹宗实录》来看，这份功劳却几乎跟袁崇焕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属于另外一个我们不怎么了解的人，那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的刘应坤，其时任总督镇守辽东监军，且袁崇焕已经处于被架空的状态，这想必才是天启皇帝归功于“厂卫调动”的原因。
天启帝恢复监军制度，刘应坤等太监深受重用
按照《明熹宗实录》的说法，宁远之战后，明熹宗原本对袁崇焕是抱有很大期望的，这也是提升其为辽东巡抚的原因。不过，在发现永乐、宣德年间朝廷曾有设立镇守、分守太监的先例后，为了监督和遏制军队将领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天启帝还是不顾袁崇焕等人的反对，恢复了监军制度。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明熹宗在辽东设立镇守山海关等处太监一员，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担任，设左右镇守太监两员，由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和纪用担任，另设分守中军太监三员，由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蒞朝担任，而天启帝所说的“厂臣”便是指这些监军太监。
至于天启帝对袁崇焕失望，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与后金议和导致蒙古部落离心，与后金议和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夹在明、金之间的蒙古各部对明廷越来越寒心和失望，不再与明廷同仇敌忾，且最终导致东部蒙古各部开始向后金靠拢。二是在后金进攻属国之际无动于衷，当时后金主力已经进入东北亚，袁崇焕却执意不去进攻已经空虚的沈阳，而且也不对其进行救援，更是拒绝策应东江镇，最终导致其对后金臣服，而东江镇在失去其提供的屯田土地、军械粮饷之后，则已经处在了崩溃边缘。
明熹宗对袁崇焕的这些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当袁崇焕将蓟辽督师王之臣从辽东排挤走之后，明熹宗在辽东军政事务上不但没有更加倚重袁崇焕，反而对刘应坤信任有加。
宁锦之战前，袁崇焕已经被架空
天启七年（1627年）四月，就在宁锦之战即将开打之际，刘应坤立即向天启帝汇报了自己的战略部署：以杜文焕驻宁远，尤世禄驻锦州，侯世禄驻前屯，左辅加总兵衔驻大凌，满桂则依旧驻守山海关。明熹宗予以照准。
而由于前线总兵太多，为了确保军队统辖，《明熹宗实录》明确记载，“满桂炤旧驻关门，节制四镇及燕建四路，仍赐剑以重事权，从刘应坤请也”。也就是说刘应坤请求加大满桂权利，而天启帝也予以了同意，如此一来前线各路人马包括袁崇焕的嫡系部队都必须服从满桂指挥，袁崇焕至此已经被架空。
不过，到了《明史》之中，满桂的“节制四镇及燕建四路”却变成了“兼统关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诸军”，明朝军制“四路为一协，三协为一镇”，不仅满桂的权力被大幅度降低，而对于刘应坤的举荐更是只字不提。如此一来，满桂和刘应坤在宁锦之战中的作用被大大降低，而袁崇焕则反而被凸显了出来。
五月十一日，对于刘应坤提出的最新军事部署，明熹宗“俱如内镇臣议”。前线的左辅、尤世禄加官一级，并赐赦书鼓励；满桂移驻前屯，孙祖寿移驻山海关，黑云龙移驻一片石，阎鸣泰移镇关门。兵力分布则为关内四万，关外八万，内外呼应，脉络相联。同时令锦州兵马不得退并宁远，要坚壁清野，相机堵剿。
从《明熹宗实录》的记载来看，整个宁锦之战期间，刘应坤与天启帝之间的联系极为频繁，钱粮、人事和军事部署等事务几乎均由刘应坤所掌握，而袁崇焕在这期间除了上报战况之外，却很少参与直接谋划和指挥。
战后，明熹宗对相关人员嘉奖时，对刘应坤是“着加恩三等，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给与应得诰命，赏银六十两、彩缎四表里”，仅次于魏忠贤。而袁崇焕却仅仅获得“加衔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纻丝二表里”。
综上所述，说宁锦大捷是“厂臣调度以建奇功”或许有所夸张，但根据《明熹宗实录》的记载来看，也并非没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