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骑施是由突骑施、车鼻施、处木昆三姓为核心组成的部落联盟，也称“三姓突骑施”。其部落源出于漠北，在尚未突厥化前，曾以“铁勒”作为共名。
随着突厥势力的崛起，突骑施部落臣服于突厥汗国，但作为突厥汗国的“别部”，突骑施部是“异姓”。对此《旧唐书》称：“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
随着突厥阿史那王族势力的不断衰落，武周天授元年（690年）突骑施在乌质勒率领下崛起。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乌质勒被安西都护郭元振冻死。其子娑葛拥兵三十余万，唐朝册封其为金河郡王、“贺腊毗伽钦化可汗”，赐其名“守忠”。突骑施的势力范围已达到“东邻北突厥，北诸胡，东直西、廷州，尽并解瑟罗故地”的程度。
在突骑施汗国的崛起之路上，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参与唐朝北伐的突骑施被东突厥第二汗国突袭。娑葛措手不及之下，被俘而死。“击溃之，俘其可汗，其叶护及设，彼等就地杀之。”
由于突骑施汗国属于部落联盟的性质，首领娑葛猝然被杀，让突骑施陷入长达几年的混乱期。
在这段西域的“权力真空”期，属于受唐朝支持的第三代“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的光辉岁月。
公允地说，阿史那·献的能力，比上一代“兴昔亡可汗”强得不是一点半点。当他受封为“十姓招慰使”后，马上开始放手大干，先是招降葛逻禄、鼠尼施两部数千帐归唐。而后，又于先天元年（712年）兼领了北庭大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使，独揽天山北麓军政大权。开元二年（714年）更是晋升为碛西节度使、四镇经略大使，全权指挥天山南北军事。
在他指挥下，西域唐军不但收复碎叶川西，突厥三万余帐内附。北庭将领郭虔瓘还痛击东突厥的入侵，斩可汗默啜之子，原本臣服于东突厥的胡禄屋部，也带数千帐入北庭请降。
到此时，阿史那·献全部收复了昆陵都护府（辖境约为今新疆北部及巴尔喀什湖东南地区）、濛池都护府（辖境约在今中亚楚河以西至咸海一带地区）的辖区。
但这段光辉岁月实在有点短暂，不过短短三年后（717年），阿史那·献便落寞地回到唐朝，并终老于长安。这一期都因为，他的对手苏禄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乱世枭雄。
苏禄并非一个人名，而是个职务，意为“军队统领”。这位将突骑施汗国带上巅峰的苏禄，出自车鼻施部（突骑施汗国缔造者乌质勒、婆葛父子出身于突骑施部）。
婆葛被杀后，突厥各部纷纷选择站队，有的降服于东突厥，有的归顺了阿史那·献，唯独苏禄“衷拾余众，自为可汗”。关键他确实有能力，“性尤清俭，每战有所克获，尽分与战士及诸部落，其下爱之，众至三十万”。
如何对待崛起的苏禄政权，唐朝军方再度分为两派：北庭系将领坚决要求以阿史那·献治理西域的核心，主张严厉打击苏禄；安西将领则主张联合苏禄政权，共同对付吐蕃王朝的威胁。从安西、北庭唐将不同主张，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朝在天山南北不同的施政策略以及两地将领对所受威胁的不同判断。
最终，安西将领的意见再度占据上风。
玄宗开元六年（718年）五月，唐朝封苏禄为顺国公，次年又封之为毗伽忠顺可汗。
其实，唐朝心里也很清楚苏禄间于齐楚的心思。在《新唐书·突厥传下》便说道：“（苏禄）诡猾，不纯臣于唐，天子羁系之，进号忠顺可汗”。不过，此时唐朝将其作为一把可用的快刀，依旧要行拉拢之事。
开元十年（722年），唐庭册封阿史那·怀道之女为金河公主，与苏禄和亲。但苏禄娶唐朝公主之后，又连娶了突厥和吐蕃两位公主，三国公主并为可敦。“既以三国女为可敦，又分立数子为叶护”。
唐朝为何会放弃阿史那·献，而选择苏禄呢？
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首先，突骑施苏禄在十姓突厥部落中的影响力日渐扩大，摊薄了阿史那·献的支持基础。
开元五年（717年），阿史那·献向朝廷上奏，苏禄联合吐蕃入寇大石、拨换两城（均为龟兹镇辖区），请求唐军发兵解围。此事足以看出，阿史那·献已无力在十姓突厥层面制衡苏禄，他所能依仗的势力除了唐军，就只有当时还臣服于唐的葛逻禄部落。这让阿史那·献在唐庭君臣心中的分量大为降低，而唐在安西地区一贯的策略都是“以夷制夷”。在面对苏禄攻拨换城事件上，宋璟的上奏便足以看出这种施政端倪，“突骑施等迹已叛换，葛逻禄等志欲讨除，自是夷狄相攻，元非朝廷所遣，若小伤大灭，皆利在国家”。
另外，唐朝已感受到了大食的威胁，而在抵御大食问题上，苏禄是更好的选择。
自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复夺四镇并以2万唐军驻守之后。吐蕃对安西地区的威胁减轻，之前四镇反复易手的局面终结。但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东扩的步伐越来越快，不断挤压唐朝在中亚的势力范围。
开元八年（720年），唐朝册封了护密国、乌长国、骨咄国、俱立国等几个小国的国王，表彰他们“大食煽诱为虐，俱守节不从”的表现。但这种鼓励显然于事无补，虽然吐火罗叶护在表奏中反复申明利害，“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
但唐朝始终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军队就摆在葱岭守捉（朅盘陀故地，今塔什库尔干），堵住瓦罕走廊东口，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至开元十五年（727年）左右，吐火罗门户护密国（今阿富汗东北伊什卡什姆）已被大食控制，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除军事上受大食监管外，每年还向大食贡献繁重的赋税，仅仅保留着一个傀儡国王及本国独立的宗教——佛教。
恰好行经此地的僧人慧超记载了大食在吐火罗地区扩张的景象。他对吐火罗首都的描述是，“见今大食兵马在彼镇压，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蒲特山住，见属大食所管。”另外，他还记载了粟特地区昭武九姓国的情况，“虽各有王，并属大食所管，为国狭小，兵马不多，不能自护。”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自身实力发展起来的突骑施苏禄，显然比依靠唐军扶持的阿史那·献更有战略价值。
当然，苏禄的野心唐朝不会看不到，但野心也是种可以利用的资源，相比于没什么野心的阿史那·献，苏禄显然是把抵御大食的快刀。
因此可以推测，唐朝放弃阿史那·献，转而支持突骑施苏禄，大概率是为了推着他和大食作战。
苏禄真没让唐朝失望，在受封忠顺可汗后，突骑施马上就和大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开元十二年（724年），大食哈里发叶齐德二世命穆斯林·本·赛义德数万大军讨伐中亚各国，史国战败、康国不战而降。本·赛义德携大胜之威，带着康国国王和降军挥师直逼拔汗那国（今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拔汗那国王向唐北庭都护求援，但出手援救的却是苏禄。他联合石国、曹国的势力，在费尔干纳盆地将大食前军重重包围，一战而歼。本·赛义德闻讯后，连忙撤军。苏禄率领的突骑施联军从三个方向追逃，大食军队撤至曹国（渴塞城、今苦盏）时，追兵已近。
本·赛义德决定在锡尔河畔与突骑施决战，但大食的军阵抵御不住突骑施精锐骑兵的冲击，各军团被分割包围。混战中，康国国王被乱箭射死。两军战至黄昏，各自撤兵回营。本·赛义德万万没有想到，追击战斗了一整天的苏禄还有余力半夜袭营。当突骑施骑兵趁夜色掩护冲入军营时，毫无防备的大食士兵四散逃命，本·赛义德慌乱中裸体逃走，仅以身免。
此战，白衣大食损失惨重，溃散的士兵多被中亚各国民众打死，史称“渴水日之战”。
重挫大食军队后，开元十七年（729年）至开元十八年（730年）间，九姓之国纷纷起义，在突骑施的配合下，将大食势力从阿姆河以东一扫而去。
开元十八年（730年），不甘心失败的大食卷土重来，康国再度告急。苏禄领兵在夏乌塔尔山麓，凭借地形优势，重创了大食军。而后，他干脆乘势攻入呼罗珊地区，兵围撒马尔罕。新任呼罗珊总督朱奈德·阿卜杜拉·赫尔曼带兵来救。
苏禄早有准备，先是断绝了水源，又施以火攻，一万二千大食士兵逃走的只有千余人。
从此后，苏禄之名威震大食，被冠以“阿布·穆扎衣”，意为“狂奔的公牛”。
苏禄在几年中重创大食，让中亚的战略局势大变，不但九姓诸国纷纷独立。就连波斯的复国运动也因之风起云涌，一直窝在长安，不敢回家的护密国王罗真檀（唐朝册封），得以施施然回国继位。
苏禄如此善战，唐朝对突骑施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开元十八年（730年），苏禄打完大食后，遣使入长安报捷，唐朝特意摆下庆功宴。
但在庆功宴上，突骑施和老冤家突厥使臣，为谁坐宴席上手进行了争执。“十一月，突骑施遣使入贡，上宴之于丹凤楼，突厥使者预焉。二使争长，突厥日:‘突骑施，小国，本突厥臣，不可居我上。’突骑施曰:‘今日之赛，为我设也，我不可居其下。’上乃命设东、西幕，突厥在东，突骑施在西。”
从唐玄宗的处理方式可见，此时在唐庭心中，突骑施已拥有和突厥平起平坐的地位。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唐突关系良好，是一条心呢？
当然不是！唐朝和突骑施的共同利益仅限于二者都讨厌大食东扩。因此，当唐朝将护送护密国王罗真檀（唐朝册封）回国继位时，李隆基反复叮嘱他，加强对突骑施的防范，与安西都护王斛斯协商配合，见机行事，共同御敌。
玄宗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很快突骑施便和唐朝撕破了脸。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四月，分别发生在南北疆的两个小误会，彻底撕下了唐突友好的面纱。苏禄开始带兵攻击安西四镇，战端一开便进行的非常炽烈。在之后三年时间里，突骑施和唐军围绕着安西四镇进行了多次血战。其中，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春，拨换城之战唐军守将朱仁惠战殁。
面对突骑施如潮攻势，唐庭毫不退让。先是命北庭北庭都护盖嘉运带兵越天山南下，援助安西唐军。又命河西节度副使牛仙客精选五千精锐，取道若羌、于阗（丝路南道）支援。
同时，政治手段也徐徐展开。
首先，改变了支持苏禄放弃阿史那王族的做法，封阿史那·献之子阿史那·震为可汗，“即令彼招辑四镇蕃汉健儿”。又以“羊马土地，总以与儿，子女金帛，别有优赏”为筹码，引诱东突厥联兵进攻。（好像这条计策没有见效）最重要的是，命安西都护王斛斯遣使“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东西夹击突骑施。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夏，使臣返回带来了白衣大食东面将军的回复，相约于四月出兵。得到消息后，唐庭传谕中亚诸国王、叶护，令其反抗苏禄。
在唐朝政治、军事两手作用下，苏禄日渐孤立。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秋，安西战局已大有转机，盖嘉运统兵深入碎叶川西，“至突厥室点密城，逢贼便斗，多有杀获”。突骑施兵力被迫撤离安西，不久，唐朝援军赶到，庭州之围亦解。安西、北庭两路合势夹击，突骑施大败。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大食军队如约而至攻打吐火罗，叶护被杀。苏禄为免两线作战，遣使唐朝请求和谈。自己则亲自率领精骑逾阿姆河，入吐火罗境。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大食与突骑施在喀里斯坦展开决战，这次苏禄惨败，仅以身免。喀里斯坦战役的结果标志着，突骑施在吐火罗地区强势地位的终结。
随即，突骑施又在秋季进攻北庭，也被唐军击退。至此，在唐和大食两个大帝国的夹击下，突骑施汗国已成强弩之末。
应该说突骑施汗国崛起之后，确实存在威胁安西、强行征税、劫断商路的问题，但其抵挡大食东扩的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但这次唐突冲突中，唐朝引大食东西夹击突骑施，依旧存在反应过度之嫌。这一举措无疑为日后，唐与大食的正面冲突埋下了祸根。
苏禄西败于大食，东败于大唐后，国势日衰，周边部众纷纷反目。其中，上任可汗娑葛的后人自称“黄姓”，苏禄部众为“黑姓”，二者之间互相猜忌不断攻杀。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突骑施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率部众夜袭苏禄牙帐，一代枭雄命断当场。《资治通鉴》：“（苏禄）晚年病风，一手孪缩，诸部离心。酋长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最强，其部落又分为黄姓、黑姓，互相乖阻，于是莫贺达干勒兵夜袭苏禄，杀之。”
苏禄之死，标志着突骑施汗国盛世的终结。此时，距离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乌质勒的奋起，不过短短48年。如流星划过夜空的突骑施，在经历了乌质勒、娑葛、苏禄三位雄主的璀璨之后，归于落寞。
